思想史中的“英国社会主义”：将立法和援助拓展到弱势个体

编者按：

“意识形态”一词常常出现于“冷战”爆发后期直至今日的公共讨论中，然而它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政治研究领域都不具备积极的名声。英国著名政治理论家与思想史家迈克尔·弗里登（Michael Freeden）认为，意识形态是政治概念（political concepts）以一种可持续的模式构成的复杂组合和聚集，但作为基本意义单元的政治概念的含义往往是模糊而不确定的。比如“平等”这一概念可能意指机会平等、结果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如果我们进一步辨析，就会发现这诸种含义的平等可能是相互冲突的。

在此基础上，弗里登开创了一种基于现代语义学的“意识形态研究”学派。他认为政治理论学者的任务是要习惯于概念的不完美，并找到能够分析它们的办法，而不是为之强加一套逻辑或道德的框架来赋予其确定性。

今天，任何一个地域的灾难都有可能成为他国的灾难，而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管理理念及政治形态，都有可能被他国的媒体舆论所滥用或者误用。也许，要想更好地认清我们所身处的政治世界，最好的方式是回归到各类意识形态背后的概念中去。

自由主义中的社会主义：

朝向社会伦理的实现

文/迈克尔·弗里登（Michael Freedom）

译/曾一璇

校/张新刚

节选自/《英国进步主义思想：社会改革的兴起》

（《The New Liberalism：An Ideology of Reform》）

任何关于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自由主义的理解，都必须始于对英国社会主义观念(其含义不同于欧陆的社会主义)的研究。如果社会主义指的是在制度形式上与世纪之交的自由党相对立的学说体系的话，那么自由主义理论的转型就不是因为受到“社会主义”的影响(Socialist influences)。毋宁说，社会主义是英国社会政治思想中最难以描述、最模糊不清和含义最多变的概念之一;而且，由于其无所不在，社会主义在智识层面上对自由主义构成了巨大挑战，正如保守主义在政党政治和议会层面上构成的挑战那般巨大。威廉·哈科特爵士(Sir William Harcourt)的那个一再引起共鸣的说法，即“我们现在都是社会主义者了”，集中体现了自由主义者在19世纪80年代末的新关切。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爱恨交织的复杂关系——这个问题显然更多地涉及意识形态而非政治活动——迫使自由主义思想家对基本问题做出澄清，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自由主义重新意识到自身的能力和潜力。

与如今的许多评论者不同，那个时代的重要社会理论家意识到了社会主义的各种形式。他们认识到，大体说来，我们必须在两个层面上对社会主义的各种主要含义进行分析性研究:社会主义必然需要根本的意识形态变革吗?还是涉及实践方面的调整?它主要是一个经济术语，还是伦理术语?

作为旗帜性的自由主义刊物，周刊《演讲者》于1893年写道:“如果社会主义是指热切关心广大劳动者的疾苦......那么，我们都是这个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这个声明出现于一份公开对抗组织化的 “社会主义”(organized Socialism) 的刊物，可以作为该术语的主要用法之一的典型陈述。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任何对英国内部事务的恰当研究都必须考虑到社会问题。在最简单的层面上，任何关于社会问题的公共意识以及正视社会问题的愿望都是社会主义。正如约翰·雷(John Rae)所言，那些要求立刻进行改革的人被称为社会主义者，“仅仅是因为他们使处理社会问题成为国家事务的一部分，或者可能特别是因为他们使国家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处理社会问题。”

以这种方式来理解社会主义，意味着社会主义已经融入英国政治进程的某些既定方面。宪章运动领导人之子L.A. 阿瑟利-琼斯(L. A. Atherley-Jones)在大约30年时间里都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自由党议员，他认为，让国家的立法和行政援助拓展到长期处于弱势的个人，就是“英国社会主义”，或者——用可能更为恰当的术语说——就是社会改革”，而这“仅仅是拓展了对一条业已牢固确立的原则(它同时得到两个政党的政治家的承认和接受)的应用”。在这里，社会主义远非一支陌生或全新的力量，而是被等同于官方“社会主义”的对立面。自由主义者当然已经意识到，相互对立的政治群体都宣扬自己主张的“社会主义”。然而，极为重要的一点 是:像阿瑟利-琼斯(他与劳工问题有紧密联系)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坚持认为，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确切的理论，也不属于任何党派的术语，它的含义等同于处理社会问题的英国方式。但是，就政府尝试与社会不平等做斗争而言，实际社会改革的老前辈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后来兴致勃勃地宣称 :“这当然是社会主义......每一部仁慈的立法法案——共同体通过他们履行对贫困者的责任和义务——都是社会主义，但这并不是什么坏事。”

这种接纳社会主义的“通俗”方式，既旨在证明自由主义对社会问题有自然的同情，又意在从智识上贬低“社会主义” 的(Socialist)重要性。除了这种方式之外，整个问题在理论上得到了更为精致复杂的探讨。自由主义社会改革思想的主要前 提，是在这样一个氛围中发展起来的:它充斥着关于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社会主义与集体主义、市政社会主义(mu- nicipal socialism)与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的没完没了的讨论。这些讨论与涉及人性和社会性质的各种设想紧密相连，而这些设想引导着自由主义者寻找社会问题的种种解决方案。对于新型自由主义者来说，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指的是，从伦理的、人文主义的角度来理解社会中的人，而非各种教条主义的、决定论的、乌托邦的和马克思主义的信条。这一进路为广泛的进步思想家所共有: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实证主义者、 观念论者以及费边主义者。而且，它基本上只陈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社会主义的真理性在于认识到人是一种社会存在。自社会形成以来，就一直存在着某种社会主义。正如在“基督教社会联盟”月刊《共和国》(The Commonwealth)的创刊号中，其信奉自由主义的编辑这样写道，人们在谈论社会主义时并不是在倡导一个方案，而是在认可如下事实 :“我们的意思是，并不存在不具有社会价值(亦即社会意义)的私人行动。”

社会主义正是以这种形式渗透到英国自由主义知识界的意识之中的。它之所以对自由主义者和一般的进步主义者来说具有吸引力，是因为它强调了前社会学时代的那个基本信念，即伦理和政治是不可分割的。在自由主义者看来，这是密尔和格莱斯通(Gladstone)伟大传统以降的自由主义遗产的核心。对“人民的境况”的令人警醒的发现，使自由主义的信念恰恰必须在公共道德似乎极度缺失的领域中得到重新肯认。

与他们的一些进步主义同仁不同，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社会主义首先与伦理领域相关，其次才与经济领域相关。柯卡普(Kirkup)认为，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关于社会进化和道德进化的学说 :“进步首要在于伦理原则日益控制所有形式的自私......人的伦理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性、共同体或联合体之原则的发展。”社会正变成一个道德实体，对社会主义的拥护被认为是由于利他情感的影响力正日趋增加。与社会改革有关的公共辩论证实了“对改善社会生活条件的渴望正日益增长;而且，它还有力地证明了如下这点 :人们赞同社会主义，更多地是由于其人道主义理想，而非通过其经济学说的影响”。总的说来，新型自由主义者想必会赞成格拉斯哥教育家亨利·戴尔(Henry Dyer)的一个立场，即社会主义在道德和经济上都具有重要意义，也会赞成智识革命和道德革命必须先于社会革命和工业革命。只有通过道德改革才能实现社会改革，这明显响应了福音派。真正的社会主义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精神问题，而非组织形式的问题。

然而，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并不热衷于用“社会主义”来形容自由主义伦理，因为社会主义运动在政治舞台上的出现已经赋予了该词非常确切的内涵。一些自由主义者坚持认为，他们理解的那种进步性在目标上等同于社会主义，但在手段上是不同的。《演讲者》抱怨道，只有“在异想天开的词语误用之中”，社会主义才会被用来表示同自由主义目标一致。像费边主义者兼牛津大学教师西德尼·鲍尔(Sidney Ball)这样处于自由主义左侧的理论家，出于他们自身的理由巩固了上述立场。他声称:社会主义赞同古典自由主义的目标，但是反对其经济学传统。鲍尔认识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学批判是独一无二的，从而既暗示自由主义并未提供这样一种批判，反过来，也暗示传统自由主义对个性和自由的关注不再是现代社会境况的核心要素。涉及19世纪末自由主义的这些谬误是很常见的。然而，不少自由主义者认为:关于目标以及何谓好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看法存在根本差异。霍布豪斯在他那个现已成为经典的自由主义阐述中，把这一点交代得足够清楚了。他简洁扼要地描述了自由主义者拒绝的两种“社会主义”(Socialism):机械的(或经济的)社会主义，以及官僚的(或政治的)社会主义。前 者在单个要素的基础上创立了一个体系，而且以人为的观念取代活生生的原则。后者渴望对每个人的生活组织方式进行规定，因而具有官僚主义和精英主义的特征。这些术语中所包含的社会主义“本质上与民主或自由毫无关系”。而民主和 自由是自由社会主义(liberal socialism)或(用或许更准确的词语来说)社会自由主义(social liberalism)的两个必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自由党对社会主义的阐释，还必须澄清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的关系。把这两个概念置于要么相互对立，要么相互补充的位置的尝试，在当时的文献中俯拾皆是。这里同样存在大量混淆之处，因为当时个人主义是在双重意义上被使用的(事实上今天仍然被这样使用)。一方面，它指的是个人的发展和自我表达;另一方面，它指的是一个涉及社会行为者的自立和独立的特定社会经济学说，该学说有时被称为“原子论的”社会概念。第一个意义上的个人主义——更恰当地说就是个性——已经得到19世纪中期自由主义尤其是密尔的颂扬。密尔自由主义的主要原则取自W.冯·洪堡(W. von Humboldt)，它涉及人的能力的最高程度和最和谐的发展。但是，正如许多自由主义者所承认的，这个原则已经被边沁主义传统、政治经济学和自由放任扭曲了。正如戴尔指出的:“我们的个人主义已经使我们丧失了个性。”因此，许多杰出学者讨论从个人主义本身向集体主义或社会主义的转型，并形成一种流行的思维方式，但这种做法并没有公正对待那个使双方的含义都变得更为丰富和完善的观念结构。已经有大量著作论述了从原子论社会观到有机论社会观的转变，认为这种转变为现代社会政治奠定了基础;而且，把二元对立的概念作为韦伯式的“理想型”来使用，无疑具有重要的阐释和教导价值。但是在这个时期的论述中，这些概念经常被用来代替对某些过程的描述和分析，而这些过程本质上的复杂性却不支持这样的处理方式。这不仅避开了个人主义的精细之处，而且忽视了一个事实，即个人主义被视为那些更加社会导向的理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值得赞许的是，当时有少数理论家意识到，自由主义式的个人主义(liberal individualism)所蕴含的内容比表面看上去更丰富。例如，霍布豪斯并不认为，连贯的自由理论会对那种认为个人主义与财产权相联系的社会经济制度感到满意。无论是土地还是一般而言的垄断都并非如此。于是，霍布豪斯总结道 :“完全连贯的个人主义能够与社会主义和谐共处;而且，正是这种局部的联盟事实上确立了后来自由党的财政原则。”而且，如果“个人主义在解决现实问题时与社会主义原则相差无几”，那么，二元对立的讨论方式显然就会掩盖二者能够共存的可能性。

同样，个人主义者、斯宾塞的门徒格兰特·艾伦(Grant Allen)告诫人们不要把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 :“...... 只有当所有人的起点是公平的时候，真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才是可能的。”这就意味着人们能够自由而平等地获取共同的自然馈赠以及共同的原料储备，而这本身是导向对个人需要的更全面理解的重要一步。艾伦声称，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理想的共同之处在于:强烈感受到当前制度的不正义和罪恶，憎恶不平等，以及渴望生活用品的更公正分配。即使像J. G. 罗杰斯(J. G. Rogers)这样的老派自由主义者和非国教徒(Nonconformist)也同意，自由党的功能是“保卫个人的权利，同时也要使之与旨在减少弊病(他们令我们引以为荣的现代文明感到震惊)的真正集体主义的行动和谐一致”。亨利·琼斯(Henry Jones)从观念论者的角度巩固了上述看法，认为个人的本质从根本上说是社会的，正如社会的本质从根本上说是个人的。的确，私人的和公共的行善意志最终是一致的(这是二者理性的产物)，而这必然导致如下结论: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同一事实的两面。

就集体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而言，进行如下区分是有益的:把集体主义视为社会组织和一致的社会行动的方法，而用社会主义表示一个意识形态体系，即一整套阐释并引发政治行动的观念。当讨论新型自由主义者日益提倡的政治手段时，上述做法会证明“自由主义式的集体主义”(liberal collectivism)这个词语组合是正当的。但我们也要记住，在我们所探讨的这个时期中，这个区分绝对没有被普遍接受，而且这些术语的用法也不存在明显的连贯性。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常常被混淆，或者被完全等同起来。

甚至连霍布豪斯也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个区别，他认为集体主义只不过是一个用来表述社会主义的更为模糊的术语罢了。然而，许多自由主义者意识到了其中的差别。伦敦郡议会(L.C.C.)上有关进步主义成就的一段评论，或许最好地说明了这个差别:“由于社会主义一词过去的意涵关联，英国工人并不喜欢这个词，但他们更欢迎现代形式的集体主义，其程度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或许，正是西德尼·韦伯(Sidney Webb)在新型自由主义者当中确立了集体主义的这一用法，因为费边主义使社会主义一词脱离了它的大部分意识形态内涵。正如韦伯所言 :“......虽然参选者或政治家强烈反对自己被称为社会主义者......但他们仍然要求把集体主义条款加入政纲之中。”但是，根据这条研究线索，我们仍然找不到任何规律。总之，在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或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并没有明显存在有意义的对比。这两组伪反义词都在自由主义者那里得到使用，而且，个人主义显然可以与其余两个术语的某些特定内涵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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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进步主义思想：社会改革的兴起

The New Liberalism:

An Ideology of Social Reform

[英]迈克尔·弗里登著

曾一璇译

张新刚校

三辉图书/商务印书馆

2018年5月出版

在19 世纪末和20 世纪初，“新型自由主义”是最具原创性、社会意识和影响力的英国政治思想形式之一。在本书中，迈克尔·弗里登考察了新型自由主义出现的过程，探究了共同体、福利和国家控制等概念在政治理论中的发展，强调了生物学和进化论对自由主义思想流变的影响。

本书颠覆了关于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普遍观点，重新解释了许多影响了当代政治的思潮之起源。弗里登认为，新型自由主义建立在具有进步主义和人文主义特征的19 世纪中期自由主义的强大观念遗产之上，但又对那份遗产进行了拓展，创造了一个社会改革和意识形态革新的规划，为现代英国福利政治的成型奠定了基础。

按语写作 & 编辑：草尉雨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