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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辽有没有万人坑，万人坑在哪？万人坑里到底埋了多少人？还有，为什么会有万人坑？
为了这个问题，不少人究根问底，答案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日寇侵占东北十四年，杀人无数，尤其是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及其所属细菌部队，先是以细菌研究为目的，以大量人体做实验。通辽城南周家围子村就是鲜活的证据；1945年光复前，又到处撒播疫菌，造成1945年至1949年东北大鼠疫。
这场鼠疫，通辽市（原哲里木盟）是重灾区，仅1947年，全市疫点达234处，发病人数19304名，占东北三省总发病人数26183人的73.73%。死亡16139人，全家死绝178户。成为危害通辽的“无风三尺土，有病百斯笃，辽河开口没法堵”“三害”，之首。当年，国外媒体纷纷报道，通辽一夜间“世界闻名”。当时，通辽城内万户萧疏，路断行人，每天死亡者最多达一百五六十人。
当时，通辽刚刚解放，百废待兴，国民党特务骚扰，飞机轰炸。对突如其来的鼠疫，缺医少药，缺乏防疫经验。在党和政府的带领下，于当年冬天鼠疫扑灭。
由于鼠疫期间死人较多，都由防疫队派人拉出城外掩埋。尸体分南北两地掩埋，城南为两处，及东南门及西南门。城北在西辽河大堤附近。
当时城南两个出口，一个在现永安路立交桥，一个在民主路立交桥。考虑当时一是死人多，二是交通工具仅为大车，出城后，便道两侧均为沙坨，大车行走不便，因此，不会走得太远，应当就在路两侧。据一些老人讲，鼠疫刚开始时，装殓还有棺材，后来，箱子、柜，甚至马槽子都没有了，只能用炕席，秫秸裹尸体，还有一些人就码放在车上拉走。至于掩埋，到死人多时，挖沟已经来不及，只能用犁杖趟沟，把死尸浅浅掩埋。
死于鼠疫的尸体，身上保有鼠疫菌，待到春天一到，被啮齿动物及野狗的吞噬，就会再次造成鼠疫传播。为了做到“灭鼠拔源”，人民政府组织人力物力，对鼠疫尸体进行重新焚烧掩埋。据当时参加过鼠疫尸体翻埋工作的薛公维回忆，：”工作开始，先在水塔的南面挖了五个大坑，深五米，对南坨子的所有坟墓，无论新旧一律挖出来，用棺材板做火化烧柴，将尸体放置其上。火化后将其残骸运往大坑，再用来苏儿药物消毒之后以土覆盖掩埋处理，以绝后患”。
《通辽市（县）鼠疫资料》对此也有记载：
“1948年1月5日至2月8日，对通辽火车站附近的坟墓进行消毒，取尸体焚烧深埋。共翻埋处理尸体1710具，尸体碎骨318件，古坟2546座。2月中旬至3月末，动员人工7327名，翻埋尸体25662具，其中鼠疫尸体12863具”。
根据这组数字，通辽城南五个大坑里共掩埋尸骨两万多具，叫做“万人坑”应是名副其实。
当时正是数九寒天，南沙坨子面积很大，再加上国民党飞机经常来轰炸，零散的尸体难免有遗漏。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笔者随单位到南坨子栽树，一崔姓师傅头一锹就挖出一颗骷髅。
薛公维说，大坑的位置在“水塔”南边，当时城内只有一个水塔，就是通辽火车站的水塔，除供应铁路用水外，还有一条线路通往日本人开设的“满铁医院”，就是现在“圈楼”东南角。据此判断，五个大坑位置应在铁南与城北和平路相对应，且距离老车站不算太远的地方。
另一处鼠疫尸体集中的地点在城北。当时城北一带死于鼠疫者当掩埋于此，当时通往城北道路有两条，一条是走交通路出老北门（现科区政府东侧），另一条是走和平路出东北门。当时，出北门后，路西为乱坟岗，路东一直到和平路东北门外是一片庄稼地。现西拉木伦大街北侧有一道土壕，俗称“二道壕”，壕北和平路一侧，现科尔沁宾馆一带原有蒙古敖包，日本人占领通辽后，为纪念死于抗日军民抢下的孤魂野鬼，在此修建“忠魂塔”；东起和平路，西至交通路西一百米，南自“二道壕”北至“三道壕”，即俗称北大壕的西辽河大堤南一百余米，解放后辟为国营苗圃，后改成果树园。果树园有东西南北四个门，其南门与北门遥遥相对，如越过“二道壕”南庄稼地，即后来修建的内蒙古民族大学校区，可与城里的民主路相对。
西辽河北大堤南侧，据史料记载为盐碱不毛之地，伪满统治时期亦为一片荒地，无人耕种。至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果树园北门，道路两侧仍是植被稀疏，很少有草木生长。这里就是传说中的万人坑。
关于1947年在这里翻埋尸体的具体情况没有文字记录，但是总数应有几千具。按习惯说法，叫做“万人坑”亦无不妥。
来源 │ 王玉涛著《百年回眸老通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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