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砸缸是家喻户晓的事情，但比司马光砸缸更有真实性的故事却不怎么流传，而正是这件事情为他写下《资治通鉴》点燃了最初的导火线。
话说司马光七岁那年，在夫子那里听讲了《左氏春秋》，年幼的司马光对此很感兴趣，回来时就跟家里人讲述了夫子上的课，家里人听着这小小的孩子说的还像那么回事儿，于是递给他《左氏春秋》，从此以后，家里老小都只看见司马光手不释卷的身影。
欧阳修曾说，司马光是晚辈之中最有出息的那一个。尽管司马光对欧阳修多有讽刺，但是欧阳老前辈也不得不承认他才华出众。司马光20岁考中进士，在朝中已然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当时皇帝宋仁宗多女而无子，立嗣的事情拖到了他晚年，众多大臣一再劝说都毫无用处，唯独司马光回朝后上了一封折子，便定下了继承人宋英宗。
宋英宗继位后对司马光也很是感激，当即就问他想要些什么，可高风亮节的司马光一不要权势地位，二也没有提金钱富贵，在早些年里，他曾经为《资治通鉴》写下了提纲，但由于没有足够的金钱物力无法完成后续的章节，所以他的全部愿望，只是希望皇帝能够将撰写《资治通鉴》定为一项国家资助项目。
虽然宋英宗欣然同意，并且为他大开库房。可这皇帝三年多之后，就因为精神压力太大而死，他的儿子宋神宗继承皇位，司马光就开始面临与王安石一派的党争，在当时，一系列反对变法的人全部都四处贬谪，司马光也不例外，但幸运的是他没有像苏轼那样四处颠簸流离，反倒是被派往了相对于安定的洛阳，这给予他为后来撰写《资治通鉴》提供了极其充足的闲暇时间。
于是《资治通鉴》就顺理成章与司马光一起青史留名。
不过这并非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要知道，编写《资治通鉴》需要的是一个十分有学问的人，同时由于《资治通鉴》的政治因素，他又得是一个懂政治的人编纂，可要符合这两点，比司马光更加出色的人大有人在，比如说当时的苏轼，晚一点的张居正，就连王安石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可为什么是他？首先我们看苏轼，他确实是一个博通古今的学者，在历史的见解上甚至比王安石和司马光都还要深厚，而且比单单居于南方和北方的两人有着更加宽广的游历过程，且因为贬谪多处，对民生疾苦也有着更加真切的理解感受。可苏轼不行就不行在他的居无定所，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史学巨作又怎么可能凭空而生呢？
而张居正和王安石则是因为太过繁忙，一个要教导小皇帝处理国家大事，一个要帮助老皇帝实行变法措施，还要应对各种想要搞死自己的人，他们的时间宝贵如金，是绝对没有心思去承担编纂《资治通鉴》这样的大型官修巨作的。
同时还要提到一点，司马光能完成《资治通鉴》，也是因为有当时皇帝宋神宗的支持，这两君臣虽然政见不合，可在感情上却是有着十分深厚的渊源，毕竟，如果没有司马光的举荐，宋神宗的爸爸宋英宗是很难坐上皇帝的位置的，通过这层关系，就知道为什么反对王安石的精神领袖司马光能在各种贬谪流放中相对无恙了。
总结起来，是宋朝需要《资治通鉴》，而具备良好的学识修养，通晓政治有空闲时间的人唯有当时的司马光，《资治通鉴》也只能在司马光的手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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