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吉发：从秦岭深山到古都长安

今年是我加入中国共产党30周年，又是我到长安大学工作20周年，同时也是我破格晋升教授10周年。这个不寻常的"321"，记录着农村生活的变迁，标识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同时也勾勒了我追求梦想的历程。
追求人生梦想

1960年9月2日，我出生在陕西省商县火神庙乡七星村，那是丹江源头的穷乡僻壤，这里是我追求人生梦想的起点。父亲从解放初的土改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一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他从未离开过那片贫脊的土地。父亲曾经因工作出色，组织上准备让他去乡里工作，可他却以不识字为由谢绝了组织的重用，这给我最直观的感受是，必须好好读书才有可能离开那"面向黄土背朝天"的农村，我追梦的青春岁月从此开始。
我从小学习自觉，成绩较好。上初中后，教育进入了推荐上学的时代。我的性格不够活泼，且对政治活动热情不高，因此初中毕业未能被推荐升入高中。父亲当时是学校管委会委员，他硬着头皮给校长说了点情，校长还算给面子，就让三名年龄最小的学生再留一级，这其中就有我，第二年我被推荐升入高中，从此延续了我读书的年月，这真是我的幸运！
我就读的高中叫黑龙口中学，是沿312国道南下翻越秦岭进入商洛的第一所高级中学。这是一所美丽的学校，学校名称就能激发人们的想象。高中学习虽然也受到"文革"的影响，但"文革"毕竟已接近尾声，我高中未毕业就恢复了高考制度。当时老师为了让学生能考入大学，一有空闲就给学生无偿补课；学生也因跳出"农门"的热望而拼命学习，但最终因乡下学生基础较差，我校七八届毕业生高考全部落榜。让我稍微安慰的是，我的高考成绩还算不错，其中化学最高，总分全校第二。
1978年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准备次年报考中专，因为当年中专考试只涉及初中课程，自己有把握上个好中专，不料次年中考内容又扩展到高中阶段。春节过后，我不顾家人反对回校补习，那是一段既充实又苦涩的日子：三两糊汤撒点盐就是一顿饭，三个多月坚持下来我身体虚弱，经常眼前发黑，但这并未影响我的学习成绩。这年我中考成绩为258分，当时200分就能翻过秦岭了，别的同学甚为羡慕。可是我又因色弱限制，未能翻过秦岭，最终被录取到了商洛师范。虽然自己很不满足，但父亲却很高兴，因为儿子靠本事"上了中专"，终于能把草鞋换成布鞋。在父亲的意识里，没有关系根本上不了学，这也是他反对我补习的真正原因。父亲当时也是村支部书记，在推荐上学的年代里，推荐自己孩子上学，对他竟然是那么陌生而遥远！
我1979年9月进入商洛师范学习，我想毕业后再考大学。按当时的规定，中师毕业两年后才可以报考大学，且只能报考师范院校，所以我的目标是北师大。我在中学连一天英语都没学过，于是就听陈琳的英语广播讲座，早晚必听，雷打不动。各门功课我更是深刻钻研，学业成绩自然名列前茅。可我给别人的印象是"专而不红"，上中师的第二年，作为全班50名同学中3个非团员之一而被"动员入团"。

1981年7月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商县三岔河中学，那是一所地处秦岭深山而被群山环抱的初级中学，我在那里一呆就是整整九年。参加工作后，我工作学习两不务，1983年7月19日，我因工作出色被组织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但学习之事"未成正果"。1983年我高考报名时，商县教育局却因"乡下教师缺"而取消了我的高考资格，这是我人生遇到的第一次沉重打击，当时我曾用"秦岭深山的怒鸣"来形容我的心情。
我又彷徨了一年，真有迷失方向之感。但到1984年，国家开始实施"在职学历进修"教育，我又看到了曙光。我本来理科特别好，但偏偏又给我校分了一个中文进修名额，在同事们的支持下我报了名。在仅有28天的复习应考时间里，我就把历史和地理两门课程认真翻阅了一遍，这两门考试我都及格了，总分在商洛师专中文进修班排名第二。
作为进修班唯一党员，我先后被推荐担任班团支部书记和校学生会主席，工作中我结识了一批对我很有助益的老师和同学，他们至今也是我的好朋友。进修毕业后，我又回到了三岔河中学，先后承担数学、语文和英语课程的教学工作。我的英语纯属自学，但在当时英语教师奇缺的情况下，我得服从学校安排，学生倒觉得我的语音纯正，因为我是从收音机里学到的。
在三岔河中学九年的岁月里，我一直在努力追求人生梦想，从进修之前高考梦想的破灭，到进修之后考研梦想的萌生，我一直生活在超越自我的梦想中，奋斗在不断拼搏的快乐里。大学啊！神圣的大学，是我人生的最高向往！记得父亲曾经问过我："现在工作了你还奋斗什么？"我说："我想教大学。"父亲说："你都没上过大学还想教大学？"我说："这是我的志向。"
"有志者，事竟成"我始终铭记在心。我当班主任时，就在教室前方写了五个大字——"志当存高远"，我用"志"来激励我的学生，也勉励自己。可"人生志向"的实现是多么艰难，真是"立志容易达志难"。我原本准备报考现代汉语研究生，但因自己普通话说得不好而改学哲学，因为哲学是思维的学问。为了学习哲学，我订了一份《新书目报》，凡出版哲学类书籍我几乎都邮购。学校离县城大约40公里，我常常骑自行车翻越麻街岭，去商洛书店购买我需要的专业书，早去晚归，一天打个来回，中途一般是不吃饭的。过麻街岭休息时，我总要环顾眺望四周碧绿的山峦，并因这浓绿而振奋。
1989年秋季通过多方联系，我准备报考西北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可就在自己报名尚未成功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位亲戚，通过他的帮忙我报上了名。报了考研名我轻松了许多，不时露出成功的喜悦！因为那时在我看来，报上名就是我成功的一半。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已是"经济至上"的年代，抽象的哲学必然受到了社会的冷落。当年报考西北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就我一人，我的总成绩和专业课都很好，只是英语差了2.5分。但在"定向可降五分"的破格政策支持下，我最终被西北政法学院破格录取为研究生。我从此走出了秦岭深山，来到向往已久的古城西安求学。翻越秦岭的车轮载着我还有我的梦想，而车上的我感慨万千。
我考研的成功，带来极大的示范效应，黑龙口区出现了中学教师"考研热"，后来有六七名中学教师先后考上了研究生，这被商县教育界称之为"黑龙口现象"。黑龙口啊！真正出现了"龙"的腾飞。
开拓育人空间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西北政法学院哲学专业的学科实力是大家所公认的。在我读研究生期间，郭云鹏、王陆原、武步云、赵馥洁四位导师共同指导我一个学生，培养方式是研究式学习。每次上课四节一连，老师采取互动式教学。课堂上老师让我先讲两个小时，接着老师再给我讲两个小时；讲前我得认真阅读相关材料，仔细钻研相关问题。这种教学方式使我终身受益，从而也奠定了我学术研究的哲学基础。我毕业论文提纲《主体性思维论纲》发表于《内蒙古社会科学》，随后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这给了我学术创新的勇气。

1993年7月我从西北政法学院研究生毕业，通过双向选择进入西安公路学院人文社科系任教，可能因为自己在读研究生期间曾担任过研究生党支部书记的缘故，1995年5月我被校党委任命为系党总支副书记，并主持系党总支工作，从此我步入了高等教育的管理岗位；1999年7月我又成为人文社科系"一肩挑型"党政一把手，我的工作重心开始由党务转向行政，主抓人文社科系的专业学科建设，全力拓展工科院校文科的育人空间。
说到专业建设，其实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西安公路学院人文社科系就申办过思政专业，先后招收两届学生，之后该专业因各种原因停招了。直到1993年人文社科系又申办了文秘专科，连续招生到1999年，后因学校进入了国家"211工程"大学序列，所有专科顺应形势而停招。于是我组织力量开始申办本科专业，2000年正逢三校合并组建长安大学，我们成功申办的第一个本科专业行政管理开始招生。直到2004年，短短四年时间，8个本科专业依次申办成功并连续招生，这被学校称为人文社会科学的"跨越式发展"，我也因此感到欣慰。
经过了合校两年的整合，2002年在周绪红校长的主持下，长安大学召开了发展战略研讨会，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比喻为"鸟之双翼，车之两轮"，从此开始了长安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发展时期。2003年6月学校根据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需要，成立了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我被任命为代院长（因院长必须要教授职称，我当时还是副教授），同年底我破格晋升为教授，次年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这也体现了长安大学对我本人的充分肯定。
学科是学院的高度，学术是学科的生命。从专业建设走向学科建设，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逻辑。长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2002年开始培养研究生，直到2009年底，学院已发展到7个硕士学位授权点，并获得了MPA培养资格，加之8个本科专业，全院学生人数达2000余人，教职工150余人。学校根据哲学社会科学深度发展的需要，将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一分为三，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治与行政学院、文学艺术与传播学院。我继续担任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主要负责学院的学科建设。2010年，政治与行政学院一次获得了3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二级学科硕士点达26个之多，这引起了校内外的极大震动，也实现了长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性跨越"。
为了推动长安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创新，本人必须首先提高自身的学术水平，而攻读学位是学术水平提高的助推器。我的经历比较曲折，攻读学位相对较晚。在人生的道路上，我虽然迟到了，但我并不想缺失。"而立之年"我开始脱产攻读硕士学位，"知天命之年"我在职取得了博士学位。我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和文化产业管理两个方面，前者在于推动政治生活的理念创新，后者在于探索文化生活的经济效益，这体现了本人学术研究的"虚实相济"。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方面，本人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代表性著作是《政治实践论》，该著作荣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西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在文化产业管理方面，本人合作出版了《文化产业学导论》《文化管理学导论》等著作，这不仅代表了该领域学术创新的前沿成果，而且被越来越多的海内外高校作为研究生的基本教材，从而实现了学术创新成果向教学实践的直接转化。

育人是教师的天职，人品是学品的灵魂。我始终坚持"为人、为学、为政"的有机统一，"三为统一"乃是我多年来的人生体验，也是我走到今天的经验所在。我要求学生"做事先做人，为学先为人"，把"立德树人"放在自己育人工作的核心地位。作为一名文科背景的高等教育者，我把学科、学术与学生紧紧联系在一起，并把"育人为本"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收到了良好的育人效果，体现了教育的文化传承。
十余年来，我通过学科建设和学术创新，把一个没有本科生的小系发展为三大学院，全面拓展了长安大学文科的育人空间，形成了涵盖八大学科门类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我本人所主持的基础学科《政治学》，已成为陕西省精品课程，我也成为陕西省教学名师。我的奉献换来了一份公正的评价，用长安大学社科处处长的话来讲：刘吉发院长对长安大学文科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献身文化长安

　　
东方文化的高度在中国版图，中国文化的高度在黄河流域，黄河文化的高度在渭水之滨。古都长安是渭河文化的集散地，也是华夏文化的浓缩图，更是东方文化的坐标轴。
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产业化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时代选择。2000年"文化产业"写入了党的文件，从此开始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进程。我2002年开始招收文化产业政策研究生，这也是我从事文化产业研究的学科起点。2005年，我在全国率先出版了《文化产业学》，并于当年在相关文科专业开设了《文化产业学》课程。此课程的超前开设，在2007年教育部对长安大学本科教学评估中受到了专家的高度称赞。一位来自北大的专家认为，长安大学在文化产业人才培养方面已远远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这样的评价我们感到十分欣喜。
2009年，我所打造的"长安文化产业研究中心"，被陕西省教育厅作为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立项建设。2013年7月，长安文化产业研究中心顺利通过了省教育厅专家组的检查验收，成为陕西省49个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唯一的文化产业研究基地。
长安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的基本理念是："立足长安文化资源，探索产业发展规律，构筑理论创新平台，服务区域文化发展"。作为陕西省唯一的文化产业研究基地，就在于立足西部文化产业发展实践，为陕西文化产业发展贡献智慧。

陕西是文化资源大省，长安是东方文化古都，长安大学坐落于古都长安，有义务为长安文化发展贡献力量。今天的长安大学是"四部一省"共建的"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为公路交通、国土资源、城乡建设三大行业发展服务是长安大学的基本定位。在"区域资源就近配置"的时代背景下，长安大学又因长安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的建设，又增加了一份集中为地方文化发展服务的社会职能。陕西省文化厅与长安大学共建的陕西省文化产业人才培训基地，又使长安大学为地方服务这一职能更加突现。
长安大学为地方发展服务的方式是多样的，除了以项目合作和基地建设的方式之外，还通过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途径为地方发展献言献策，我十余年来的人生历程感受真切。我2002年被长安大学选区选举为西安市雁塔区第十四届人大代表，并经代表选举又成为西安市雁塔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尽我之力为雁塔区文化建设建言献策。2007年我又被雁塔区人大代表选举为西安市第十四届人大代表，我又为西安市文化发展建言献策。我在担任人大代表职务期间，在联系选民、接待来访、调查研究、撰写提案、审议报告、交流发言等方面尽职尽责，受到了市区领导的一致好评，并多次荣获市区"优秀人大代表"称号。
2012年，我又代表陕西省社会科学界，成为陕西省第十一届政协委员，在第一次政协会议联组交流会上，我提出的"陕西文化产业发展的四化路径"（文化表达现代化、文化产品多样化、文化经营规模化、文化人才综合化），受到了与会委员的高度称赞，也引起了文化产业界的强烈共鸣，我的发言提纲曾被《中国社会科学报》做了专题报道。

我作为长安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旨在为陕西文化产业发展贡献力量。长安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已成为陕西省文化部门名副其实的智库，已与省内外多家文化单位开展了战略合作，形成了"政、产、学、研"一体化的发展模式，力争通过三至五年的不懈努力，建成国家级文化产业研究基地，并筹备创办长安文化产业学院。
如果说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那么西安则是全国的文化中心，这也是国际化大都市建设的战略定位。"长安文化"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是长安的也是东方的。我愿与大家共同努力，进一步让"长安文化"在国际文化舞台中尽展风姿，使"文化长安"在东亚文明坐标中独领风骚！
2013年8月于长安大学
作者：刘吉发，博士、教授。1960年9月生，汉族，中共党员，任长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长安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陕西省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