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新格局：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前所未有

唐代是一个开放型的社会,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和唐朝往来的国家甚多。因而,唐朝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唐朝成了亚洲各国经济文化往来的中心。随着国际交往的活跃,唐朝的对外交通很发达。在陆路方面,往西由长安经过甘肃和新疆,可到中亚、西亚和巴基斯坦、印度;往东由河北经辽东可到朝鲜半岛。在海路方面,往西由广州经过南洋可到波斯湾;往东由登州(山东蓬莱)楚州(江苏淮安)、扬州、明州(浙江宁波)等地,可到朝鲜和日本。

一、与朝鲜、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

唐初,朝鲜半岛上有高丽、百济和新罗三个国家。后来,新罗逐渐吞并高丽、百济之地,统一了朝鲜半岛。唐朝一代,新罗和唐朝保持着烻繁的经济文化往来。

新罗商人来唐朝贸易的很多,北起登州(山东莲莱)、莱州(山东掖县),南到楚州、扬州,几乎都有他们的足迹。唐朝在楚州等地设有新罗馆,专门接待新罗的商人。新罗商人给唐朝带来牛黄、人参等土特产品,从唐朝换回丝绸、茶叶、瓷器、书籍等物品。新罗派到长安学习的留学生络绎不绝,有时一次即达百余人,在当时外国留学生中,所占人数最多。新罗留学生有的还参加唐朝的科举考试,得中进士。如崔致远在唐朝考中进士,又在唐朝做官,著有《桂苑笔耕集》一书,其中保存了不少有关中国的史料。这些留学生在吸收和传播唐朝文化上起了重要作用。

唐朝文化对新罗的影响极大。新罗的都城平壤,便是模仿隋、唐的长安和洛阳修建而成,也分为宫城、皇城、外郭城3个部分。新罗的中央和地方官职,也大体是仿照唐制设置。新罗又仿效唐朝,设立国学,实行科举制度,以儒家经典作为考试的项目。新罗的文字“吏读”,也是根据汉字造成,在7世纪末,由新罗学者薛聪所创。在服饰方面,新罗人民也大都改穿唐式服装。中国的古籍如《左传》、《文选》、诸子百家书及诗文等,大量传入新罗。特别是白居易的诗,在新罗广泛流行。雕版印刷术在唐末五代时,也传到新罗去。由于新罗深处在唐朝文化的影响下,所以唐玄宗称新罗为“君子之国”。朝鲜文化对唐朝也有影响,如高丽乐就是唐太宗十部乐中的一部,而且居于重要地位。

在唐代,中日之间的人员来往、经济和文化交流,可谓盛况空前。

当时日本以极大的热情学习中国文化,形成一个热潮。这个热潮从隋朝就开始了,日本留学生高向玄理在隋炀帝时来中国,到唐初才回国。唐朝一代,日本所派“遣唐使”有13次,派到唐朝的“迎入唐使”和送客唐使”有6次,合计遣使入唐共有19次。每次所派“遣唐使”团,其规模都很大,人数多时达到一次500余人,内中往往有许多留学生或学问僧,在唐朝长期学习各种文化知识及佛教经典。这些使者、留学生、学问僧在回国时,将中国的典章制度、天文历法、音乐、美术、书法及生产技术等介绍给本国,并且带回大量的书籍,如史书、诸子书、文集、佛经等。

日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受到唐朝的很大影响。在政治方面,唐朝初年,日本孝德天皇任用从中国回去的留学生高向玄理和僧旻(wen)做国博士,仿照唐朝的律令制度,进行了一次社会改革,内容包括官制、田制、律令等方面,如根据唐朝的均田制,颁行班田制度,并且实行租庸调法,初步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这叫作“大化革新”,大化就是孝德天皇的年号。在文字方面,留学生吉备真备采取汉字楷体偏旁,创造了片假名,学问僧空海利用汉字草书,创造了平假名这二者合起来使用,便形成了日本文字。

在建筑方面,日本8世纪的国都平城京(京都),完全是模仿唐朝的长妄城建成的,那里街道的宽度及排列方法,几乎和长安城一样,也有“朱雀大街”、“东市”、“西市”等名称。

在风俗习惯方面,日本也受到唐朝的影响,如五月五目端午节饮菖蒲酒,七月七日的乞巧节,七月十五日的盂兰盆会,九月九日的菊酒等,这些都是由唐朝传去的。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的历史,留下了不少可供回忆的珍贵文物。如日本奈良有8世纪建造的正仓院,收藏了大量的唐朝文物,一直保存至今。在日本还曾出土了很多唐初铜钱“开元通宝”。在我国西安何家村,也发现了日本8世纪初的银币“和同开珎(宝)”。这些都是中日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

在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日本人阿倍仲麻吕和唐僧鉴真是值得提到的人物。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在唐玄宗时来中国久居,并且做唐朝的官,与诗人李白、王维有深厚的友谊。公元753年,他在回国途中遇到风险,船只漂流到越南,误传淹死,李白为此写了《哭晁卿衡》动人的诗。后来晁衡又辗转回到长安,老死在中国。

鉴真是扬州大明寺和尚,在唐玄宗时,应日本佛教界朋友的邀请由扬州东渡日本,先后经过5次失败,有一次遇风飘到海南岛,因受暑热双目失明,但仍然不灰心,终于第6次渡海成功,在公元753年,到了日本,时年已66岁。从此他便定居在日本奈良,参加了唐招提寺的建筑,死后就葬在该寺。他对中日文化交流作了贡献,不仅将大量佛经带到日本,还将寺院建筑、佛像雕塑、医药等方面的技术和有关书籍传到日本去。至今日本唐招提寺还保藏着他的坐像。

二、与东南亚、南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唐朝和东南亚、南亚各国,也有密切的联系,友好往来日益增多。林邑(今越南南部)、真腊(今柬埔寨)、骠国(今缅甸)、室利佛逝(今印尼苏门答腊)、堕婆登(在今印尼苏门答腊)、诃陵(今印尼爪哇)、婆利(今婆罗洲)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天竺(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婆罗(今尼泊尔)等,都曾遣使或屡次遣使与唐通好，和唐朝发生经济文化关系。如狮子国的船经常出现在广州海面上,在广州的外国船中,以狮子国的为最大。婆利的粗棉布和细棉布输入我国,被看作珍品。

特别是中印之间在当时有更为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唐太宗时,印度精制蔗糖的方法传入我国,提高了我国制造蔗糖的技术。我国甘肃敦煌、大同云岗、洛阳龙门石窟的壁画、雕刻和佛像,都受到印度北部犍陀罗艺术风格的影响。7世纪末叶,我国的纸传到了印度,以后造纸术也传去了。从此,印度结束了用白桦树皮和贝叶写字的时代。

在唐代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两国高僧的来往起了很大作用,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我国的高僧玄奘和义净。玄奘姓陈,河南缑氏人,在唐太宗时前往印度游学多年。公元627年,他从长安出发,途经今新疆及中亚各国,最后到达了巴基斯坦和印度。他在印度遍游各地,寻访名僧求学,主要是在当时的佛教学术中心那烂陀寺(印度伽雅城西北),跟从佛学大师戒贤学习,后来并且代替戒贤讲经说法,成为当时印度最著名的佛学家。戒目王曾为他在曲女城(印度卡诺吉城)举行一次佛学辩论大会,由他做主讲人,来听讲的有18个国王和六七千僧侣。他的精辟的议论,使听众深为钦佩,获得了很高的声誉。

公元645年,他由印度回到长安,结束了历时19年的旅行,取回梵文佛经657部。此后他在长安专心译经,20年间共译出佛经75部,1,335卷。他又写成《大唐西域记》一书,记载了所见所闻138个国家的历史和地理,成为今天研究中古时代中西交通和中亚、南亚历史地理的宝贵资料。

继玄奘之后,在唐高宗时,义净又从广州乘船去印度留学,在今印度尼西亚一些地方搜求佛经,前后25年,经历30余国,带回梵文经书400部。他回国后,在洛阳译经多年,又写成《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书,记述了当时南亚若于国家的情况及中国僧人前往印度求法的事迹,也保存了大量宝贵的史料。

三、与中亚、西亚、北非各圆的经济文化交流

唐朝和中亚、西亚、北非各国的关系,也比以前有了进步的发展,经济和文化交流更加频繁起来。吐火罗(今阿富汗)是中亚的重要国家,在丝绸之路中占据重要位置,和唐朝的关系极为密切,先后不断派人来唐朝,唐朝也曾派人出使其国,双方的经济文化往来很多,如吐火罗曾给唐朝送来汗血马、玻璃、玛瑙、药品等物。

西亚的重要国家有波斯和拂菻(即东罗马帝囤)等。波斯即今天伊朗,也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和唐朝的经济文化往来很频繁。波斯商人大批地来到唐朝做生意,如长安、扬州、广州便是他们集中活动的地方,有许多“波斯店”。波斯输入唐朝的东西很多,如有菠莱、波斯枣等。唐朝人爱打马球,骑在马上用杖打球,这种马球也是从波斯引进的。唐朝的丝绸、瓷器、纸张等物品,更是大量输入波斯,並通过波斯再向西方传去。在吐鲁番、西宁、西安、太原、洛阳以及广东的英德县,都发现过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这说明唐朝和波斯的贸易是很繁盛的。拂菻即东罗马帝国(建都在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也和唐朝往来不绝,多次遣使入唐。唐朝的丝织品大量输到东罗马,东罗马的吞刀吐火等杂戏和医术也传入唐朝。在西安、成阳曾发现东罗马的金币,这是唐朝和东罗马交易往还的物证。

大食是西亚、北非一带的大国,和唐朝的经济文化关系十分密切。大食即阿拉伯帝国。7世纪初,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统一阿拉伯半岛后,又东灭波斯,向中亚、南亚发展,西陷开罗,据有非洲北部,建立起强盛的阿拉伯帝国,被唐朝称之为大食。大食所辖阿拉伯一带商人到唐朝来经商的很多,分布在长安、洛阳、扬州、广州、泉州等地,其中有不少人即定居在中国,並将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唐玄宗时,唐将高仙芝和大食在怛罗斯作战失败,许多士兵被俘,其中有些是造纸工匠,大食即把他们送到撒马尔罕设厂造纸,不久在大马士革等地也出现了造纸厂。于是中国的造纸术便由中亚、西亚传入非洲和欧洲,在世界文化上产生很大的影响。

在怛罗斯战役中被俘的还有杜佑的族侄杜环,他在回国后,著有《经行记》一书,内中提到大食都城亚俱罗(即苦法,今伊拉克)市中,有中国丝织工及其他工匠用中国工具在工作,可见中国的丝织技术等也传到阿拉伯去。在北非的福斯特(即开罗古城)遗址中,曾出土了唐朝的青瓷器,这是唐朝和阿拉伯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总结：唐朝的文化,辉煌灿烂,繁荣丰富,在我国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封建经济的繁荣,商品经济的活跃,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对前代文化成就的继承和发扬,这些都是唐朝文化昌盛发达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