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饶毅
1961年8月，纽约大学研究生Peter Lengyel给自己导师写信，交流自从导师到欧洲旅行后自己的科研想法和实验进展。
他的导师是西班牙旅美生物化学家Severo Ochoa，1959年因为诺奖委员会误判而获奖（误认为Ochoa发现了RNA代谢重要的酶，与发现了DNA多聚酶的Arthur Kornberg共享1959年生理奖）。
Lengyel是匈牙利人，在布达佩斯念研究生期间参加反对苏联占领的运动，失败后于1957年初逃亡美国。他对Ochoa的研究很感兴趣，第二天就找Ochoa，被接受为研究生。
他做过几个Ochoa建议的课题。然后在Ochoa去欧洲期间，开始了新课题。如他信所描绘：我在您开始旅行的第一天，在冷泉港实验室听了信使RNA的学术报告，我想到，可能可以使用同源多聚核苷酸作为信使，指导合成同源多肽（例如多聚C胞嘧啶指导多聚亮氨酸）。
然后，他叙述了做了什么实验，有什么结果，听说什么消息，还有什么想法。
这是20世纪最激动人心的生物学研究之一：他们与另外一个实验室竞争，解开了遗传密码，核酸链的核苷酸序列，确定蛋白质的什么氨基酸序列。
这样的研究生，前面跟导师，后面自己独立思考，推动实验室，推动世界。
Lengyel建议的方法可以用到导师以前发现的酶，虽然不是必需的，但是很有帮助的酶。有点废物利用，帮老师挽回了上次的错奖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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