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羊皮”布雷特·安德森｜我们都深陷于前一夜的残骸之中，踌躇不前

90年代中期，我们逐渐结交了一群不寻常的怪朋友，那些围坐在玻璃桌旁抽着烟的无尽夜晚直接贯穿了《美丽的人》（“Beautiful Ones”）的歌词，我试图捕捉那份疯狂，还有那些日子里种种愚蠢失控的乐趣。

｜布雷特·安德森（Brett Anderson，1967—）1967年出生于英国，在一个位于伦敦与布莱顿之间的小镇里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后创建“山羊皮”（Suede）乐队并担任主唱。乐队解散后与离队吉他手伯纳德·巴特勒（Bernard Butler）在2004年组建“眼泪”（The Tears）乐队，并在其后发表四张个人专辑。“山羊皮”于2010年重组，并活跃至今。漆黑清晨
（节选） 布雷特·安德森/文 冯倩珠/译

离开贾丝廷后，我搬去莫尔豪斯路上一栋墙面斑驳的灰泥公寓楼一层，在介于诺丁山与贝斯沃特之间的那块地方，现在的房地产商管那里叫阿蒂西安村，此后的25年里，我都住在伦敦的这一带。今时今日，这个区域相当高档富裕，能从街道两旁嗅到金钱与特权的气息。而20世纪90年代初，早在休·格兰特和朱莉娅·罗伯茨还没拍出那部改变街区时运的电影[1]之前，街边的维多利亚式连栋房屋已不复往日风采，许多荒废的屋子都被木板封住，黑漆漆、空荡荡，仿佛连栋屋缺了牙齿。而如今遍地精品店的维斯特波恩路，当时充满诸如“苏·赖德”[2]和“癌症研究”一类的慈善商店，能买到的咖啡全是速溶的。老友艾伦·费希尔厌倦了布莱顿的生活，我的小公寓摆得下两张床，于是他搬了过来，和我平摊本就不多的房租。公寓里的金属水槽很廉价，墙壁也掉漆，但我很中意这间公寓，跑去戈德博恩路旁脏乱的波托贝洛市集深处买了些小摆设，装饰起公寓来。

公寓很快淹没在各种图画和其他经不起保存的东西里头，比如随意挑来的20世纪70年代流行明星好笑的照片和旧唱片封套。我在门楣上挂起老式的玻璃珠串，在阳台上放了一只怪模怪样、看起来瘸腿的黑色塑料驴子。大部分家具都是我们俩从街上捡来的，那时候附近的居民会把旧东西扔在街角教堂的垃圾桶边。艾伦还在鱼缸里养了一只水龟。公寓沐浴在红色灯泡发出的暖光里，每个角落都四散着奇怪而廉价的“物体”，发霉的二手书和老旧的唱片堆积如山。我们抱回一只黑色流浪猫，给它起名叫梅斯克。刚捡回来的时候，它浑身都是跳蚤，整个公寓都遭了殃，要是把手放在地板上，密密麻麻的小跳蚤就会聚拢过来，黑压压地覆满这只手。两年后我在美国巡演时，这只猫走失了。巡演途中的某天，我在威斯康星州一家饭馆打电话给艾伦问好，没想到他说一切都好，只是小猫消失了两天，回家时“毛更蓬了”。我皱了皱眉头，也没多想，后来风尘仆仆回到伦敦，却发现床上坐着的根本是另一只猫。原来是艾伦发现梅斯克不见了，一下子慌了手脚，到街上随便逮了一只长得有一丁点像的猫，抱回来代替梅斯克。最后我弄清艾伦从哪里绑架了这只猫，把猫还了回去。但是梅斯克就这样溜走了，它那黑得发亮的小小身躯，还有那一脸极度冷漠的表情，永远消失在孤寂的伦敦街头。

我和艾伦开始迷上迈克·李早期的电影，还有奥顿写的《消遣司隆先生》（Entertaining Mr Sloane）一类的影片，特别喜欢尼古拉斯·罗伊格执导的《迷幻演出》（Performance），这部电影的拍摄地就在离我们住处不远的鲍依斯广场。我们会循环播放这部影片，将所有对白熟记于心，片中角色让我们心有戚戚焉，他们古怪而边缘，住在诺丁山另一栋陌生、破败的房子里。我们楼上的公寓住着一个艺术家——当时尚未大获成功的安尼施·卡普尔[3]。他楼上住的则是一个瘦长结实的同性恋光头党，名叫凯文。凯文个性强硬，对朋友倒是客客气气，忠心耿耿。他和男友在90年代末双双死于艾滋病。《活死人》（“The Living Dead”）的歌词就是讲述他们的故事，我试图从他们两人与麻醉剂的斗争中梳理出些许诗意。

我与艾伦相识已久，我一向很喜欢他那种不消停、爱捣乱的魅力，还有他彻头彻尾的享乐主义态度。我们常穿着假皮草大衣和脏兮兮的裤子一起在西伦敦边缘晃悠，两人越发亲密无间。大约一年以后，他给我带来灵感，促使我写下《上升》（“High Rising”）与《巅峰》（“The Big Time”）两首歌的歌词。而《呼之欲出》（Coming Up）专辑里有一半的曲目，都是对伦敦风流社会的理想化描绘，他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巅峰》与《上升》风格各异，但都是写给他的悲伤告别。前者有些残忍地剖析了成功和野心带来的分歧，《上升》则应该更为温柔，这首歌源于我早起赶飞机的无数个清晨，当我从希思罗起飞，掠过伦敦上空，舷窗边的我会俯瞰这座城，想象着在我们那间杂乱小公寓里，艾伦醒来，起床向我挥手。《我与长指甲》[4]这部电影无疑是我们两人的写照，拍摄于摄政公园动物园的最后一幕美丽而动人，为这两首歌带去了灵感。90年代中期，我们逐渐结交了一群不寻常的怪朋友，那些围坐在玻璃桌旁抽着烟的无尽夜晚直接贯穿了《美丽的人》（“Beautiful Ones”）的歌词，我试图捕捉那份疯狂，还有那些日子里种种愚蠢失控的乐趣。在夜晚过后的无数早晨，那种与世隔绝的友情以及拒绝面对现实的心态，则成了诸如《懒惰》（“Lazy”）这类歌曲的基础，我们都深陷于前一夜的残骸之中，踌躇不前。用阿里尔·利维[5]的话来说：“我们常醉得不省人事——但我们醉在一起。”我们开始抽一种叫作大篷车的甜味丁香烟。这种烟呈暗棕色，燃烧时会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甜腻芬芳的气味在公寓氤氲。瘾头一上来，我们就不顾路途遥远，前往唯一一家出售这种卷烟的专营店。那家小香烟店在地铁托特纳姆宫路站边上，是我坐中央线往返时必经的一站。

艾伦在萨里郡一家油炸食品店工作，他每天睡到晌午才肯起床，赶至维多利亚站搭火车上班，舟车劳顿。大半天时间里，他都缩在一台商用油炸机边上，直到午夜时分才回到公寓，一身炸鳕鱼的臭味。等他涂完须后水，我们会出门逛逛，有时去万圣路溜达，寻思着弄点大麻，有时去维斯特波恩路上一家名为“蒂罗尔小屋”的奥地利地下室酒吧，这家奇特的酒吧深夜营业，供应奶酪火锅和野格酒直至凌晨两点。艾伦工作非常努力，存了点钱，给自己买了一辆铁灰色60年代产戴姆勒古董车。我们会开着这辆叮当作响的老车四处兜风，感觉自己像克雷兄弟[6]。可惜艾伦的驾驶技术烂得不像话。他从没告诉过我，他究竟有没有考出驾照，还是只是盗用双胞胎哥哥的驾照。总之，跟艾伦坐进同一辆车是很危险的。有一回，他在三周内撞毁了三辆车，后来他终于放弃开车，我们又开始坐地铁出行。和他一起开车上高速公路更是心惊胆战。我记得有一个雾气蒙蒙的寒冷早晨，因为前一晚去剑桥的某个学生舞会演出，我们俩都疲累不堪。他开车，我坐在副驾，我们沿着路肩摇摆穿行，大卡车接连从边上呼啸而过，车喇叭震耳欲聋。艾伦倒好，抖着身体做着鬼脸，唠唠叨叨，一根接一根地吸大篷车烟。我想方设法让他专心开车，竭力保住我俩的性命。我显然是个不长记性、自讨苦吃的主儿。90年代末我赚了些钱，买了一辆好车，因为没有驾照，需要请司机，便让艾伦来做这份工作。他大概只干了一天，我就另请高明了。

公寓里总聚着一帮稀奇古怪的人，有些是我们邀来的，有些是跟着别人过来的：四海为家的澳洲人，20多岁的瑞典保姆，有时还有住在马路尽头社会福利房里那些受过伤的脆弱的人。我们会闲坐着抽烟聊天，听着《比尤莱兄弟》[7]直至夜深，有时我会拿出那把上了年头的“Aria Elecord”木吉他，让客人听我弹唱《这就是娱乐》[8]或《生命中的一天》[9]。我们有个朋友塔姆津·德鲁，恰好也是奥特霍尔的校友，她常常一阵风似的突然来访，沉默寡言，像维多利亚时代的鬼魂一般坐在公寓中，跟我们的猫聊聊天，或是把我们勾勒下来，画成优美的超现实插画。另一个朋友劳里，一个可爱的嬉皮士，平常可能吸迷幻药吸过了头，他会凸着眼、赤着脚过来小坐，满肚子故事和奇思妙想。此时一切还很安逸，很单纯。这种快乐轻松、放浪形骸的疯狂，麻木了我分手与丧母的双重痛苦，直到所有人各自回家，凄凉的夜晚再度将我包围。

莫尔豪斯路的这间公寓，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乐队首张专辑成形的关键元素。公寓中的一切都是残缺、肮脏、老旧的，但又充满魔力与魅力。褪色的优雅与严酷的贫乏，两者迷人地交织在一起。这种双重性一点一滴渗入我当时的创作，也渗入打造乐队的愿景。公寓成了外部世界的缩影，一个简陋却美妙的舞台，众多苦闷、花哨的戏剧在此上演，孕育出乐队的早期歌曲。那些烂醉如泥的古怪聚会，那些妙不可言的片刻，那些安静、空虚地望着时钟指针缓缓转动的时光，一一汇入我笔下的世界，与之后被媒体比附的所有乐队和专辑同等重要。很有意思，这些重大的个人影响几乎从不为媒体提及，个中原因不难理解，毕竟媒体的参考资源有限。然而应该认识到，朋友、爱人、曾住过的小镇、街道与公寓，凡此种种为我的歌曲带来的影响，丝毫不亚于一切摇滚乐运动。

艾伦忙着上班炸薯条的时候，我和伯纳德越走越近，共处的时间也越来越久。我素来不怎么喜欢跟一大群人待在一块——这让我感到迷惘、害怕、卑微，也不太能做自己——如果只需面对一个人，我就可以放松下来，畅所欲言。我想伯纳德和我其实是同类，都认为一对一的交流更简单。如今我恢复单身，也少了乐队成员社会阶级的显著差异，我们相处起来更自由自在了。他有时会戴上一张敏感易怒的面具，面具背后藏着的，是一个可爱、体贴的男孩，他慈悲地帮我把破碎的世界一片片黏合。说实话，讨论我和伯纳德的“关系”是件难事。多年后我们重聚、建立“眼泪”乐队（The Tears）时，这就成了一个唐突而恼人的问题，似乎每一次采访都被这个问题主导，偏离正题，避无可避。因此，对这大量矛盾与误导的采访，我觉得也不能再多作解释了。我们只想谈论自己创作的歌曲和引以为荣的专辑，而大家一门心思挖掘我们个人经历中的肥皂剧，仿佛想把我们的故事当成无聊八卦的花边新闻，登上哪一本独立乐坛版《你好！》[10]杂志的封面。两个人共同经受奋斗与成功的考验，分歧、挫折总在所难免，但是，爱与尊重以及真正的友情也是必不可少的。其实有个观点很在理，对于一个像样的创作团队而言，冲突不可或缺。角力、刺激、激励，以及固有的竞争感，都是彼此间化学反应的必要组成部分。团队里每一个人都应将此视作平常，并学会应对。即便是在将近30年之后的今天，身为一个较为成功、数十年如一日写歌不辍的人，我仍然觉得专辑创作的过程相当煎熬，挑战着我与合作者之间人情义理的界限。你会不自觉地将挫折感投射到别人身上，也会幼稚地把失败与惰性怪罪给他们，直到你轻拍自己的肩膀，提醒自己失败与惰性都是必经之路，而所谓的竞争，其实永远都是自我挑战。在这一点上，我和伯纳德的关系也是如此——只是媒体的镁光灯太过刺眼，一时将我们的分裂放大，在镜头无情的聚焦下，这种分裂扭曲变形。

我们还太年轻，并不知道那些冲突与“个人”毫无干系，仅仅只是创作过程的副作用，而单纯的我们对此束手无策。很遗憾，我们的关系最终还是走向破裂与崩塌，媒体以一贯漫不经心、不负责任的方式在我们的伤口上撒盐，但我却只记得早年我们共同度过的明媚时光。没错，我们有时也互不理睬、闷闷不乐，任何一条创作道路都难免坎坷，但在那几年，扭曲人心的名与利尚未将我们染色，我想，那时我们是朋友。诚然，我们双方有许多不同，但也并非大家想象的那样天差地远。据我个人经历而言，如果传闻同一个乐队的成员间有什么矛盾，在他们小圈子以外的人，自然而然会把听来的冲突事件投射到歌曲的含义中，并透过这种眼光来诠释歌词。我无数次看到人们说这首歌或那首歌与伯纳德“有关”，因为“可能”隐含着某种元素，“可能”涉及我们之间的关系。其实他们提到的歌曲基本上都拥有全然不同的、更为隐晦的源头。“浪子”乐队[11]在21世纪初经历了同样的事情，你读到的所有关于浪子乐队的文章，汇成一股浪漫的湍流，讲述着两位成员间的恩怨纠葛，我相信，和我们的情况一样，大部分内容都不是事实。但我也完全明白，背景故事在许多人眼里何其重要。曲折的情节、纷飞的流言，都向音乐灌输着意义与重量，并为其蒙上一层诱人的面纱。只是要记住，所有这些都是主观的，世上不存在绝对的真相，对创作者而言亦是如此。

我们时常搭中央线来回穿梭，我去伯纳德在莱顿的住处，或是他过来诺丁山。我们一起听音乐，规划着未来，所有想法都注入我们写的一首首歌里。那时，他仍然土气得无可救药，而我再度发现鲍伊的魅力，迷上了《流沙》（“Quicksand”）的歌词，特别是其中提到的“力量”，我将之解读为歌曲创作时捉摸不透的关键。我记得一个寒冷的午后，我们在伯纳德公寓的取暖器前席地而坐，喋喋不休地谈论这首歌。我不确定伯纳德那时是否跟我一样对鲍伊作品如数家珍，但他爱上了它们，鲍伊成了音乐的代名词，继而成为我们的框架，我们参考鲍伊和“史密斯”乐队的音乐，初步塑造出自己的音乐。

无疑，是一连串复杂事件促成了我内在的转变，除了乐队日益增强的化学反应和在创作上的成长，恢复单身这件事可能是最强大的一股动力。假如我依然生活在那个柔软、快活的小小肥皂泡里，很可能根本不会有“山羊皮”乐队，至少乐队不可能取得任何成绩。年轻时，我偏好惬意慵懒地过日子，这种惯性需要经历重大变故才能克服，之后我也才懂得表达内心感受的失落与愤怒，并加快脚步赶上伯纳德早已达到的水平。我向来是这样一个人，每当陷入逆境，每当被迫抗争、战胜障碍，我在艺术上的表现才最好。一旦觉得生活过于轻松，我便常常熄了火，生产的作品也乏善可陈。说来无趣，我可能囿于俗套，属于典型的“饱受折磨的艺术家”，需要寻求冲突与摩擦，当成创作的催化剂。丧母与失恋的沉重打击为我创造了绝佳的环境，就像是培养皿里的细菌一样，这一切逐渐生长成迷人的东西。事实上，在分手以前，我的创作毫无风格、感情可言，也体现不出真正的个性。我隐约想记录一种浪漫化的“美丽失败者”的生活方式——一些疲软无力的歌曲，比如《无业游民》（“She’s A Layabout”）和《天生仆人》，过于理想地描绘了领救济金度日、无所事事、浪费整整一下午观看澳大利亚肥皂剧的生活——但却缺乏诗意、技巧与智慧，只是对这种生活的刻板叙述。回忆起来，我认为，我只是想给自己卑微的家庭出身增添一抹高贵与尊严。

想到我的父母以及祖父母在家徒四壁的环境中生老病死，我总会感到悲伤，我们家的世界充斥着二手衣服、免费校餐还有毫无价值与前途的工作，我只是拼命想赋予那个简陋的世界一些意义。这源自一种蔑视权贵的态度，我可能从父亲那里继承了这种优越感，把生来的阶级限制视为某种值得称道的东西。毕竟，我别无选择，似乎也无法在短时间内逃离这一切。可惜我写的歌只让人觉得含糊不清、带着些许怨气，没有对旋律恰如其分的把握，这些创作既无存在感，亦无中心思想。然而，经历失去与情变，在创痛和混乱情绪的调和下，原有的概念突然开始凝结精炼，并染上了激情与戏剧色彩。更可喜的是，歌曲一首接一首出现。为了追求更好的措辞，我们在创作中加入了性的元素，这对我们而言是另一个重大突破。倒不是说歌词里出现了撩拨人心的情色描写，而是音乐的内核：掷地有声的节奏，野性的吉他声部，还有我越发不羁的唱法。听《天生仆人》《如此自由》等早期歌曲的样带，我脑海里最精准的形容便是“缺乏性吸引力”。听起来就像处男创作的音乐——没有一丝肉欲和骚动，不具热情与胆量，创作者本人都能意识到歌曲有多么啰唆绵软。我和伯纳德开始深刻剖析自己，挖掘诸如愤怒、仇恨、欲望一类的原始冲动，这便是我们在创作上真正获得成长的时刻。

有一天，我去了伯纳德在莱顿的住处，他把我领进公寓，激动地给我听一支曲子的小样。曲子由铿锵的部落感鼓机节奏开场，紧接着是一大段厚重激烈、近乎华丽摇滚风格的吉他。我们四目相对，我想，那一刻我们俩都知道，改变已经悄然发生。我带着这盘样带匆匆回家，花了一天一夜写词，隔天早上，《沉溺者》诞生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首歌注定改变乐队所有人的命运。我记得自己坐在莫尔豪斯路公寓的阳台上，一边抽烟，一边在我那台老旧的便携式打字机上敲打歌词。艾伦回来的时候，我兴奋得跳起来，朝他猛扑了过去，骄傲地把歌词塞给他看，我心里明白，乐队要走上一条不一样的路了。无论在何种意义上，《沉溺者》与分手的事其实都并无关联，但《哑剧马》《致鸟儿》《他已死去》《摇摆》，还有一系列别的歌曲，确实降生于那些孤独的漆黑清晨，在淤积的反思与悔恨中孕育而生。回忆过往，一切都非常值得，诚如迈克尔·J.福克斯[12]的至理名言所说，痛苦是短暂的，个中道理慢慢得到印证。这些歌不再是软绵绵、不成调的空洞产物。它们很出色，热情洋溢，且充满优雅、力度与戏剧性。突然间，一切变得水到渠成。我的失败，还有分手后啃噬人心的妒忌，都倾注到创作之中，并赋予歌曲故事性与目的性。我感觉，我们终于找到了“力量”。

摘自《漆黑清晨》 出品方：雅众文化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1月。

译注：

[1]指1999年的英国浪漫喜剧《诺丁山》（Notting Hill）。

[2]苏·赖德（Sue Ryder），起源于英国萨福克的慈善组织，为患有绝症的病人提供慈善帮助。

[3]安尼施·卡普尔（Anish Kapoor，1954— ），英国印度裔雕塑家。

[4]《我与长指甲》（Withnail and I），1987年由布鲁斯·罗宾逊（Bruce Robinson）自编自导的英国黑色喜剧。影片讲述了两个无业演员马伍德和“长指甲”之间的故事，1969年他们同住在伦敦卡姆登镇一间脏乱的小公寓里，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影片最后马伍德获得表演机会，“长指甲”送别他，独自在雨中的摄政公园动物园护栏边，喝着酒朗诵《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的台词，随后转身离去。

[5]阿里尔·利维（Ariel Levy，1974— ），美国《纽约客》（The New Yorker）杂志专职撰稿人。下文引语出自其回忆录《离经叛道》（The Rules Do Not Apply）。

[6]罗纳德·克雷（Ronald Kray）和雷金纳德·克雷（Reginald Kray）兄弟，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伦敦东区臭名昭著的黑帮头目。

[7]《比尤莱兄弟》（“The Bewlay Brothers”），大卫·鲍伊专辑《一切都好》（Hunky Dory）中的歌曲。

[8]《这就是娱乐》（“That’s Entertainment”），英国朋克乐队“果酱”（The Jam）专辑《声音效果》（Sound Affects）中的歌曲。

[9]《生命中的一天》（“A Day In The Life”）“披头士”乐队专辑《佩珀中士孤心俱乐部乐队》（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中的歌曲。

[10]《你好！》（Hello!）杂志，创刊于1988年的英国娱乐杂志。

[11]“浪子”乐队（The Libertines），成立于1997年的英国摇滚乐队，乐队灵魂人物为双主唱卡尔·巴拉特（Carl Bart）和 皮特·多尔蒂（Pete Doherty）。

[12]迈克尔·J.福克斯（Michael J. Fox，1961— ），本名迈克尔·安德鲁·福克斯，加拿大裔美国演员、作家。

*本文已获授权，配图来自安德森执导的纪录片《山羊皮：贪得无厌的人》（2018年），题图即年幼的安德森及其父母。

策划： 杜绿绿丨编辑： rosa（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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