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行逆施：明朝灭亡其实源于聪明人嘉靖的敛财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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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关于明朝亡于万历皇帝时期的说法一直甚嚣尘上。大致意思无非是指他频繁对外用兵，挥霍完大明朝的家底，让后来者没有资本去应付新的重大危机。但他的决定更像是在加速，而非很多痼疾的诱发因子。

毕竟，朱翊钧的爷爷嘉靖皇帝，早就开启了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治国方略。其结果就是让明朝彻底走上了衰退不归路。纵有徐阶、张居正等能臣的力挽狂澜，也无法彻底扭转整体趋势。

泛舟出行的嘉靖皇帝

嘉靖皇帝继位时的大明，尚处于“年富力强“的中期。尽管早就有过明英宗率领50万大军出征，却被瓦剌生擒的永久性耻辱。但当时的蒙古部落实力一般，无法像黄金家族的先辈那样朝构成真正威胁。至于来自其他地方的威胁，无论强度还是持续性都比这些草原部族还更加不如。

与此同时，随着人口激增，社会发展也不断朝着多元化方向迈进。在此背景下，科举考试的独木桥已很难满足大部分人需求。靠读书出人头地的光荣，对大多数人来说无异于痴人说梦。有限的农地也无法满足大量的新生的闲散人口。于是，很多没有产业的人就涌入城市，通过自己的手艺或是口才混口饭吃。也正因如此，大明中期的工商业曾有过现象级井喷式发展。加上许多封关措施的松懈，让充满活力的贸易也逐步恢复起来。

能获得功名的读书人 永远只是少数

然而，好日子总会有个尽头。商业繁荣与商贾的富足，极大地刺激了皇亲国戚及各级官吏爪牙。他们很自然的将商人视为易宰羔羊，视之为取之不尽的摇钱树。其中，嘉靖皇帝朱厚熜就率先垂范，给其它虎视眈眈的豺狼们做带头模范。尤其是在通过大礼议，将自己扶上绝对权威后，就不断以各种倒行逆施来放飞自我。

从1531年起，嘉靖为表达自己对道教的虔诚信仰，屡次动用巨额国帑，兴建富丽堂皇的工程建筑。其数量之多、规格之奢和运费之贵，都令时人瞠目结舌。为了加紧催办神仙宫祠，皇帝还亲自下谕，让所需物料一律由产地和运输方直接孝敬。这一政策令全国各地都苦不堪言。浙江、江西、湖广、四川、贵州等地的民众，整日价忙于采集木材。被官方选派采购运输木材的商人和木工，更是需要挣扎在生死线上。

嘉靖时代 开始大规模修建庙宇宫殿

除了朝廷的重压，地方官吏也还要借机捞上一笔。他们以商人和工人缴纳物品的质量问题为借口，命令他们重造或者缴补差价。可怜的商户和手工业者们早已倾家荡产，哪有余力继续奉献财物？于是，在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和应天府等地，都有被强迫烧制大砖大瓮的窟户逃离。广东沿海打捞蚌珠的珠户则直接奔向海外，成为近代很多南洋华人的直系先祖。

此外，穷奢极欲的嘉靖还要想尽办法去广开财路。这从其对皇店的关心和控制上就可见一斑。

走私商团兴起 就是内无门道的表现

所谓皇店，就是以皇帝名义做背书，进行特种经营的官方垄断机构。由于带有“皇”字，其威势甚至让众多地位不如的官店都只能望其项背。虽然皇店制度始于更早的正德皇帝，却是在嘉靖皇帝时期被发扬光大。相比肆无忌惮的浪荡天子朱厚照，嘉靖显然要精明许多，经常详细指示征纳款项的数额、上缴期限和支配用途等琐碎事项。通过这种将皇店收益纳入财政制度的做法，加强了自己对相关机构的控制力度。如此一来，皇帝自己的小金库也就有了源源不断的收入，可谓是理财有方。

表面上看，皇帝管理皇店似乎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皇店和官店收入的背后，是一个又一个被逼破产的商人与手工业者。这种机构，一般由亲信太监执掌，具有凌驾于地方官府之上的治外法权。当然也有权在官方税外在另行设置关卡征收商税。很快，这些背靠皇权的大户，就开始以各种名义横征暴敛。路过的来往客商全被拦截，很少有人能够幸免。

大量摊派让商贾甚至需要自己承担所有成本

为了更有效率的敛财，皇店还拥有武装巡逻队，以到处耀武扬威的方式来勒索钱财。从肩挑背负卖点小货物营生的小贩，到赶考路过的莘莘学子，甚至一些低级别的官员都无法逃过其骚扰。一旦开囊检查，就必须拿出部分盘缠孝敬。以至于时人纷纷哀叹：皇店设立，盈耳嗟怨之声。

当然，皇权对商人的残酷压榨还远不止于此。明朝所奉行的“照上买办”制度也是吃拿卡要的有力措施。朝廷经常将一些采购和买办的任务交给民间商人，类似今天的招标采购。原本应该按和对方商议好价格，在物资采买运输到位后，再将对应的金额给予商人。但面对绝对强势的皇亲国戚，商人根本没有议价和要求给付的对等条件。

普通人面对皇权 几乎没有反抗余地

于是，所谓的“和买”，也很快就演变成了强买强卖。一般情况下，官府强行摊派采购任务。等商户完成后，再以各种理由拖欠款项或者明确不予偿付。甚至寻找各种借口说货物质量差，反过来要求对方继续补交数量。早期的永乐、洪熙、宣德时代，宫廷官府还比较崇尚节俭，没有太多因享受而需要上贡的奢侈品。但正德朝之后，王室的奢靡之风渐炽，骄奢淫逸成为了常态。需要商人供应的物资，无论从数量、品种还是质量上都呈爆发式增长。同时，不少官府成员也借机搭便车，将大部分索取物资都加入和买清单。自然也就苦了底层的大量商户和手工业者。

事实上，明朝商人的境遇几乎是不可避免。因为没有法制概念，皇权几乎可以无边无际，肆无忌惮的挥霍也是顺理成章的为所欲为。一般商人和小民在绝对权力面前，毫无反抗的能力。这些趋势都在嘉靖时代被推向顶峰，从而酿成了后人都无法完全治愈的深层次顽疾。至于继续强化海陆两头的封禁，将大部分远人拒之门外，不过是内在统治逻辑的外部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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