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式大恐慌：帝制末年的1768和现代社会的2020

《叫魂》的作者孔飞力是美国著名的汉学家，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主任，以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史、政治史著称。《叫魂》是孔飞力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

《叫魂》讲的是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1月至11月起源于江南的“叫魂”大恐慌，后扩散到全国。《叫魂》从另一个角度犀利剖析了中国的社会阶层以及官僚制度。

《叫魂》的可读和耐读之处，在于其中所包涵的跨越历史时空的种种意蕴。书中所描述的那种全社会恐慌在近现代中国还曾一再地重演，并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即使在2020年的今天，某些表征还与孔飞力的这些描述类似，特别是看到官僚阶层“捂盖子”和普通百姓对权力的迷恋，恍惚间会有某种似曾相似的感慨。

2020年初的肺炎疫情，最初阶段是“捂盖子”，公之于众后，各地防控措施层层加码，步步升级，直到中国社会的最底层。甚至出现了封门、封村、干扰物流、对疫区户籍的人肆意围堵、悬赏。这些“作秀”式的极端措施一方面违背人伦甚至触犯刑法，另一方面对疫情防控也作用不大。因为“疫区户籍”不等于“来自疫区”，将陌生人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排斥在外，即使对方是感染者，对社会整体而言也只是血腥的零和游戏。当普通民众捡起“防疫”这把上了膛的步枪，擅自提高防疫标准，这种对外来者的恐惧、对弱势群体的排挤、对权力的欲求和幻想，还有对防疫措施的流氓式解读，反映出我们这个社会和200多年前似乎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样的“病毒”还存在于新世纪的肌体中。

《叫魂》从百姓、官僚阶层、皇帝三个不同的视角展开，本文关注的重点的是百姓和官僚阶层。

一、叫魂案发生时的社会背景——危机重重的繁荣

十八世纪晚期，正值康乾盛世，由于从美洲引进的适于在干燥高地生长的玉米、番薯、花生、烟草等农作物的大规模种植，人口迅速膨胀到一到两亿。

由于商业及社会分工的发展，丝绸、茶叶、瓷器的出口使白银和铜源源不断的输入国内，刺激了国内市场的发展。一个稠密的农村市场网络已经形成，特别是江南地区已高度商业化。与农民家庭紧密相连的市场网络上充斥着丝绸、茶叶、粮食等奢侈品以及生活必需品。

交易效率的提高使政府得以利用货币流通的加速来推行大规模的税制改革，如雍正的摊丁入亩，在加上政治上“除贱为良”，使得平民百姓对地主及政府的人身依赖性降低，得以并且急需出卖劳力来赚取货币。

然而，这种所谓的“盛世”却被孔飞力称为“镀金时代”，因为其下隐藏着重重危机。

二、普通百姓

生存的危机。商业的发展导致竞争加剧，暴涨的人口导致人均资源的减少，“不管中国经济成长从绝对值来看给人多么深刻的印象”，也无法抵消人口的巨大增长。要想生存下去，必须最大限度地投入每个家庭成员的生产力。从历史的眼光看，经济社会生机勃勃，然而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普通个体来说，需要为生存下去而全力挣扎奋斗是活生生的现实。

不平衡的发展。无需远离商业中心，便可以看到赤贫、失业与混乱。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带来了持续的人口流动：移民与过客，商人与打工者，僧人与进香者，扒手与乞丐，拥塞于十八世纪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各种不同背景的外来者，在叫魂大恐慌中都成了敌意的对象。

权力的幻觉与渴求。在帝制下，绝大多数人没有接近政治权力的机会，仅仅是表达政治上的诉求便使自身暴露于风险之中，让普通民众享有权力是一个永远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当国家清除异己时，民众便会抓住这偶尔出现的机会攫取这种自由漂浮的社会权力。以“叫魂”为名恶意中伤他人是一把扔在街上上了膛的武器，对于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受迫害的人，它提供了盾牌；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迷恋权力的人，它是一种乐趣。

“受困扰的社会”。这种社会面临的基本问题无法通过增进生产来解决，需要“对损失进行分摊”，在贫穷的农业社会，“损失分摊”是一个残酷的过程。当中国进入近代社会，贫穷、拥挤，大众冷酷无知，无根基的外来僧乞自然而然的成了发泄的对象。

无知。在中国传统社会，妖术迷信和恐惧对底层大众来说绝不陌生，妖魔鬼怪、阎罗无常本来就是他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

三、官僚阶层

精英阶层的奴化。官僚阶层与君权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乾隆年间的谢恩表、日常公文中充斥着文字形式的磕头长跪，应成为士大夫性格表征的“高贵气节”已荡然无存，官僚阶层以极为卑屈的文字表达了一种极端的个人依附。

“王朝专制主义”。“专制”指的是未经宪政制衡或与有影响的社会阶层分享权力，“王朝”则强调君主个人对整个社会以及“王家仆从”的支配。在乾隆年间，理应作为君权制衡力量的官僚阶层被乾隆通过各种理性化的规则和无视规则的权力牢牢控制。导致的结果就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君权的疯狂。而无视规则的君权包括但不限于：宫中陛见制度、廷寄制度、朱批奏折、上层官员的“政治任命”、机要报告制度、繁琐而屈辱的礼仪等。

“捂盖子”和“攀比政绩”的作秀。官僚阶层畏惧的是暴民的狂暴易怒和君主的反复无常，他们试图通过解决原告来击败前者，通过对君主封锁消息来挫败后者。“捂盖子”和“攀比政绩”的行为表征不同，但背后的逻辑是一致的：多数官僚在行政、司法上并不具备足够坚定的自我意识来抗衡与其职位相随的政治压力，取悦上级、逃避责任是其行政、司法活动的中心。

负面信息反馈机制远未建立。皇帝永远正确也无需负责，冤案是各级官员没有及时报告情况，地方官员玩忽职守，对朝廷叠降谕旨掉以轻心的结果。“停止清剿并非简单的收回成命，由于皇上已对此案投入了这么多的个人威望和道德权威，一个更具礼仪性的结局是必须的”。

有限的亮点。叫魂案的最终翻案取决于少数几位身居高位的大臣敢于告诉乾隆，这是一桩错误的案件。这表明在最高行政层次上，少数有胆识的官僚继承了我们某种可贵的文化传统。这也表明官僚制度客观上对专制制度的某种“制衡”。

站在2020年的现代社会，回顾帝制末年的叫魂大恐慌，似乎发现，某些被孔飞力分析归纳的社会因素，似乎如宿命般如影随形，渗透到我们的血液里，部分还内化成无法置疑的道德准则，不自觉地落实到我们的行动上。

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将其从我们的灵魂中剥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