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背后的世家：世家与皇帝的权力分赃

这种世家群体在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依附于国家（这里主要指皇权）以求获得特权，另一方面又凭借手中的特权形成了一种“离心力”。他们掌握武装力量（部曲），又拥有经济来源（庄园），同时在政治上又掌握极大的话语权（入仕），在这“三驾马车”的共同拉动之下，西汉末年的世家士人集团已经可以反过来制约皇权，成为影响皇权的重要力量。这种影响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汉光武帝刘秀借助世家豪强的力量平定乱世，建立东汉。

这样的力量自然引起皇帝警惕，刘秀便是借助于强势皇权不断压制世家势力的发展，不仅是从中央机构的改革，还是从对功臣的处理，这些都是皇帝与世家权力的争夺。之后的皇帝，即便身处弱势，也依旧通过扶植外戚或者是宦官势力来掌握皇权，很少会有依赖士人阶层执政的例子出现。

同样，当皇权不再强势，外戚与宦官势力的相互争斗将整个东汉拉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时，世家势力立马跳出来，成为分裂东汉的主要力量。我们可以看看东汉末年有名的割据势力，袁绍、袁术、刘表、刘璋等等，这些人打着忠君爱国的旗号，其实最终的目的都是实现自己的野心。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想要重新登上皇位，所要付出的就不仅仅是个人的心血，更要懂得与世家分享权力。

一、“吾为周文王”的现实原因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八月，曹操面对袁绍的威胁派人迎立汉献帝，以为自己争取战略优势。而此时的汉献帝也穷途末路，刚好需要依赖军阀势力，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两者刚好属于相互利用的关系。整个建安时代，可以说是曹操的个人势力蓬勃发展的时代，在汉献帝的名义之下，曹操破袁绍、伐乌桓、平荆州、定凉州，几乎完成了统一中原的大业。到了建安十七年（212年），汉献帝赐曹操“参拜不名、剑履上殿”的特权，其权势已经膨胀到极致，汉献帝几乎已经完全成为傀儡。

但是，汉献帝也并非一直是坐以待毙。在正史记载中，汉献帝至少发动了两次政变。一次是建安五年，在曹操外部面临袁绍势力的步步紧逼时，汉献帝下衣带诏，令车骑将军董承暗中动手诛杀曹操，结果事情败露，董承等人都被曹操诛杀，怀孕的董贵人也被绞杀。另一次则是到了建安十九年，此时的曹操已经被封为魏宫，建立魏国，成为独有的政治实体，曹操代汉自立的野心已经完全表露，还没有等到汉献帝发动，曹操便以伏皇后曾写信要求其父伏完继承董承未尽事业，而诛杀了伏皇后及其所生皇子，伏氏宗族百余人也被尽数处死。第二年，曹操便威逼献帝将妻女曹节立为皇后。

但是，即便曹操如此跋扈，又在之后的建安二十一年从魏公晋位为魏王，却始终没有踏出最后一步。难道曹操不想？显然不是。从曹孟德的所作所为来看，他并不把积威四百载的刘家皇室放在眼里。那就是没有合适的理由或者借口？这就更不是了。不管是曹操的臣属，还是敌人都曾经劝曹操早日登上皇位，但是曹操面对所有劝进之论，只是给了一句“若天命在孤，则孤为周文王矣”。对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给出的解释是“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司马光说出了其中一点，但是并没有完全说清楚。曹操所畏惧的不是汉朝的名义，而是世家势力所拥护的名义。

在世家眼中，曹操更像是一个政治伙伴，所起到的作用其实就是实现各地名义上的统一，而非真正确立新的皇朝秩序。世家希望的是与曹操共同分享统治权，而这种分享最好建立在汉献帝作为傀儡之下的旧有的东汉秩序。而曹操却不一样，从他的角度来看，更希望打破旧有秩序，实现四海归一、自上而下的统治。关于曹操的政治理想，老书蠡在之前的文章中分析过，其实作为豪强出身的曹操对与整个东汉末期的政治秩序有着极为清晰的认识，正是这样，曹操才一直不愿意依靠与世家苟合，而换取皇位。

只是可惜，曹操的政治理想在那个环境下是难以实现的，当他的儿子上位之后，为了能够迅速实现超越父亲的功绩，只能够向世家妥协。

黄初元年（公元220年），曹操去世，其子曹丕继位为魏王。继位之后的曹丕为了尽快巩固其统治，立即任命贾诩、华歆、王朗三人作为中枢政府的太尉、相国以及御史大夫，以此作为曹丕时代的开幕。同时，又将有能力与其争夺王位的曹彰、曹植驱逐出中央，甚至将贬谪曹植，又诛杀了曹植的亲信要员。

实现了对曹魏势力的初步掌控之后，曹丕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篡位之路。其实到了这个时候，曹丕要准备的很简单，就是依照世家的理想重新构建整个权力体系，给予世家足够的参与资格。当然，曹丕毕竟是要做皇帝的人，与世家分享权力只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妥协，因此按照他的设想自然是让世家有限制的参与进来，曹家才是整个朝局的主人。只是他没有想到，或者是选择性的忽视了世家的权术能力。

继位为魏王之后，曹丕颁布了“宦人为官者不得过诸署令”，并将这一规定用金写在策书上，存放在宗庙的石函里。这样一来，事实上就是以祖制形式确认了“宦官不得干政”这一铁律。这对于世家来说，无疑是一种保证，保证曹家的天下不会再发生几十年前“党锢之祸”般的惨剧。

2、给予世家掌握核心权力的机会

“置散骑常侍、侍郎各四人”，按照汉武帝时期确立的传统，将整个政府分为内朝、外朝。最开始只是汉武帝为了分割丞相的权力，而采取的一种方式，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形成内朝决策、外朝执行的二元政府结构。曹丕设置常侍、侍郎也是希望以这种方式巩固自己的权力，从而能够有效遏制世家对自己的影响。

在曹丕最开始的打算中，“时选侍中、常侍，王左右讽主者，便欲就用，不调馀人”，根据这段记载，我们可以清楚的读出曹丕以心腹担任中央决策官员的目标。但是这个想法却被司马孚轻易的打消了。司马孚认为曹丕作为魏王继任者，刚刚开始掌握权力，就想着任人唯亲，这就让心腹官职的威望大打折扣，任职不根据才能，即便做了官不会尊贵。

作为司马懿的兄弟，司马世家的重要代表，司马孚此时的建议与其说是为了曹丕，倒不如说是站在世家利益的角度来说的。在他的这番话中，我们可以清楚的读出一些略带威胁的意味。“嗣王新立”，开始的这句话其实说的就是刚刚掌权的曹丕虽然作为曹操的继任者，但是毕竟威望不足，因此“当进用海内英贤”。海内英贤来自于什么地方呢？自然就是世家大族的储备力量了。如果不是从世家里选取的人才担任官职，那就是不根据才能胡乱任命，必然无法履行职责，换句话说这些人的决策一定不会被大家所接受。

曹丕也听懂了，于是“遂他选”

3、“九品中正制”人事大权旁落

对于权力，从价值形态的角度来看，可分为财权、物权与人事权，作为皇帝来说，这三者应该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毕竟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权力正是来自于惩罚和奖赏的双重作用。而人事权的丢失，则更是让终曹魏一代，皇室威严难存。

“尚书陈群，以天朝选用不尽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资治通鉴·魏纪一》

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是魏晋时期重要的选官制度，是魏文帝曹丕采纳尚书令陈群的意见，于黄初元年（220年）命其制定的制度。陈群本就是出身世家，在司马孚要求曹丕放开中枢权力之后，进一步向曹丕提出分割人事权的诉求。面对这样的要求，曹丕非但没有制造障碍，反而赞同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事实上，这种制度并非是陈群一拍脑门就想到的，它的直接来源就是两汉时期的察举制，比如著名的“月旦评”就是这个制度变化的缩影。但是这种制度到了东汉末年，已为门阀士族所操纵和利用，他们左右了当时的乡闾舆论，使察举滋生了种种腐败的现象，与要求参与政治的中小地主及其知识分子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在如何选官的问题上斗争激烈。

按照曹丕的设想，将整品评人物的权力收归中央，设置完美的选官制度，那么就可以规避世家门阀的影响，从而给予普通士人参与政治的额权力和机会。但是陈群却借着曹丕的想法，反而利用这一规则将整个世家特权法制化，规范化。在“九品中正制”的规则下，设置中正官，通过中正官选择品定人物才能，从而作为官员选拔的依据。

曹丕眼中的中正官是朝廷的代表，是受皇权所监督的。但是中正官的来源仍旧是世家，所以世家仍旧掌握着人才品评的话语权。而评定的标准主要是从家世、行状角度对被品定者定品。在陈群的解释中，定品的标准以行状即个人品行才能的总评为主，家世只是作为一个参考。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完全反过来，甚至发展到最后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怪象。

就这样，世家又从曹丕手中分走了一块巨大无比的蛋糕。

在讨好了世家门阀之后，曹丕顺利的通过了一场三辞三让的好戏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但是成为皇帝，并不意味着曹丕可以真的实现君临天下。此时“曹与世家共天下”的政治生态已经形成，即便曹丕作为皇帝仍旧可以诛杀部分来自世家的大臣，但是却也无力改变世家掌控权力的事实。

为了能够顺利抵抗住世家对皇权的影响，曹丕打算效仿汉朝，扶植外戚力量。但是这种目的立即引起世家的激烈反对，曹丕起初只是打算追封太后父母爵位，尚书陈群奏曰“创业革制，当永为后世……无妇人分土爵命之制……”，在曹丕看来，汉代封赏外戚本就是不合规矩的，因此作为新的朝代，自然要改变汉朝恶习。面对世家的抵触，曹丕也无法肆意妄为，便采纳了陈群的建议，并将此确定为根本制度，保存在台阁之中。

之后在黄初三年九月，曹丕更是下令剥夺了外戚势力参与政治的权力，要求“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并强调若是违反这样的规矩，“天下共诛之”。

限制外戚权势，其实说到底还是曹丕从巩固皇权的现实需要出发，避免重蹈东汉末年覆辙。只是在宦官、外戚皆被禁锢之后，宗室皇亲又时刻处于被曹丕警惕的地位，最后就形成了世家门阀势力的一家独大，可以这样说，世家正是利用曹丕渴望稳抓皇权的心理，一点点蚕食属于皇帝的权力。

黄初四年六月，太尉贾诩病逝，两个月之后廷尉钟繇继任为太尉。此时朝廷三公便完全是世家之人组成，主管监察的御史大夫（司空）是王朗，早年师从东汉时期太尉杨赐，与世家杨氏关系匪浅；而担任相国（司徒）的华歆早年拜东汉太尉陈球为师，与卢植、郑玄等名士同学，也是士族中的重要代表；新接任太尉的钟繇主管全国兵事，来自颍川钟氏，与陈群出身的陈氏同属颍川世家。

按照西汉以来的传统，三公作为外朝的掌舵人，虽然位高权重，煊赫无比，但是受到皇权压制，比起实际职责，更像是一个吉祥物。这样的状况显然是世家所不愿意接受的，好不容易获得了文官之首的位置，怎么可以被完全当作摆设呢？为了改变“三公无事，又希与朝政”的局面，或者说为了更好的分享皇帝的权力，世家又开始为“三公”谋求更多政治权力。

扩大“三公”权力的建议是由钟繇卸任廷尉之后的，继任廷尉的高柔提出的。廷尉是九卿之一，主管司法审讯，也是位高权重。高柔此人虽然出身并非是世家门阀，但是在政治倾向上完全以世家为风向标，在之后司马氏抢夺权力的时候，完全成为司马氏的门下走狗。

他的建议很巧妙，并没有直接要求恢复“三公”被架空的权力，而是希望“三公”能够成为具有高级顾问性质的职位。如果“朝有疑议及刑狱大事，宜数以咨访三公”，这样就保证世家出身的“三公”对于朝政方针的制定有了极为强大的影响力。“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讲论得失，博尽事情，庶有补起天听，光益大化”，同时，要求三公每月都可以有两次宣讲理论基调的权力，这样就可以使整个中央政府都可以按照世家的意志去运转。

对于“三公”来说，名义上是皇帝选拔道德崇重的文官担任，这其实就意味着担任“三公”的文臣的影响力已经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因此，在担任“三公”之后的文官多被皇帝架空，只是充当一个朝堂吉祥物的角色，目的就是淡化影响力。在高柔的建议下，三公虽然实权并未得到提升，可实际上获得的影响力却极为庞大。而作为皇帝的曹丕为了能够更好的稳定世家，也只能按照高柔的建议给予“三公”相应的待遇。

曹丕的登基，与其说是继承父亲的遗泽，倒不如说是与世家联盟的结果，而原本至高无上的皇权也在此时成为皇帝和世家大族相互妥协共享的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