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当如何解释？解读孟子孝道中的礼与权

前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当今父母最常用于催婚的圣人名言，而生活在信息化时代的子女们则常用最新的解释为这传统儒家的“封建糟粕”“翻案”。他们说：“不对，现代学者说了，无后不是没有后代的意思，而是指没有尽后代的责任……新时代青年又不是生育工具，怎么能以繁衍后代为孝的责任呢？”

这真是有理有据，让人无言以对，所以是流传了上千年的解释错了吗？还是现代人刻意的曲解？不妨重新翻开书本，再次认真的读一读原文。

《孟子·离娄章句上》：

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

首先这句话带出了一个很多人都想问的问题：“不孝有三，是哪三个？”这点孟子没有说，所以很多古人也不明白是哪三个。

直到东汉末年，经学家赵歧根据孔孟的儒家观点，在《孟子注疏》中总结出此三不孝：

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

对于这个观点，前者同意，孟子可能真是这个意思，所以也没有详细列出是哪三个，以至需要赵歧去总结。但是对于用第二个“不孝有五”代表孟子的孝道思想，我却并不同意。

在这段原文中，公都子问孟子：“匡章这个人，全国的人都说他不孝。您怎么还和他交往，甚至对他很礼貌，这是什么原因？”

匡章是齐国的名将，齐威王末年曾打退秦国的进攻，齐宣王时率军攻破燕国的国都，齐闵王时又率领齐、魏、韩三国，以及后加入的赵国和宋国攻破了秦国的函谷关。但是因为其和父亲关系疏远，国人皆以其不孝而轻视于他，只有孟子与他关系亲密。

对于这个问题，孟子回答道：

“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于是乎？

夫章子，子父责善而不相遇也。责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

夫章子，岂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属哉？为得罪于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终身不养焉。其设心以为不若是，是则罪之大者，是则章子已矣。”

这里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孟子所谓的不孝者五实际是当时世俗人的标准，而非他所认为的孝道标准。用现在的语言解释就是：“你们不是认为匡章不孝吗？这五点是你们通常认为不孝的表现，匡章满足了哪一点？都没有吧。匡章疏远父亲，只是因为两者的思想相左，以至得罪了父亲使两者关系恶劣，因此不得不疏远。所以在孟子看来，匡章并不是不孝之人。”

在历史中，匡章的母亲因为得罪了他的父亲而被杀死并埋在马棚下面。后来匡章拜将时，齐威王表示可以帮他的母亲改葬。匡章却拒绝说：“臣并非没有能力改葬，但是先母得罪先父，而如今先父去世却没有同意母亲改葬。如果我如今改葬就会违背先父的在天之灵，所以才没有改葬。”

因此这引得我再读《孟子·离娄章句》，发现这一章的内容实际并非是散乱无章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重点更不在讨论是“有无后代”还是“尽到后代的责任”，而是在当时规定严苛，却又礼崩乐坏的孝道之中，提出一种“权”的观点。

“不孝有五，不顾父母”在孟子看来是一种普通人的，传统的，最基础的孝道，可为何这种孝道在当时随着整个社会制度开始逐渐崩坏？为此，孟子提出作为士大夫，应当追求一种“礼”为体，“权”为用，相辅相成的更高级孝道，而这种思想不仅作用在孝上，更应该成为一种用于齐身治国平天下的核心思想，用于终结这礼崩乐坏的乱世。

因此在《孟子·离娄章句上》中第一章第一句就点明了孟子的思想主旨：

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无规矩不成方圆，社会需要礼，也就是规则、道德、法律来保持他的运行。但同时作为君主仅有仁心，也就是单纯的遵礼是无法使百姓受惠，法律施行，先王之道得以践行的。单独的善行不足以为政，更需要有顺时、顺势而临机应变的“权”。细品，是不是有电影《九品芝麻官》中：“做贪官要奸，做好官要更奸”的味道？

对应于舜的不告而娶，《孟子·离娄章句上》第十七节中，就有一段对话对应了这个问题。

淳于髡问：“男女授受不亲，合乎礼吗？”

淳于髡又问：“嫂子掉水里要淹死了能伸以援手吗？”

答曰：“嫂子快淹死了不救，是豺狼；男女授受不亲，是礼；伸手救嫂子，是权。”

我们如今有一个成语叫事急从权，便是基于孟子的这种思想。在他认为，在重要的关键时刻，可以随机应变采用最佳的选择，而不必完全拘于传统礼法。

从这个思想角度出发，我们发现赵歧所列的“不孝有三”，反过来说，恰恰是一些腐儒所推崇的所谓孝道。

第一不孝，阿意曲从，陷亲不义。

在传统腐儒的封建观点中，顺孝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正如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父亲的权威作为儿子同样是不可辩驳的。因此便逐渐扭曲成为阿意曲从也是一种孝道。

孟子在《离娄章句上》的第十八节中讲了一个道理，君子为什么不亲自教自己的儿子？因为教育需要正确的规范，但如果没有达到成效，施教者就可能会发怒。如果父亲将这种怒火发泄到孩子的身上，反而是一种伤害。同时在教育中，父亲用严格的规范要求孩子，而在生活中自己却可能无法做到，于是父子间的感情就会因为子女“善意的指责”而受到伤害恶化。所以古人会交换儿子来教育。

孔子在《论语·里仁》中就有：

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当父母的有错的时候，就要及时的用委婉含蓄的语气和方式劝谏，如果父母固执己见，就要耐心恭敬的反复劝谏。即要“敬而不违”“劳而不怨”，更要坚守大义操守，看来儒家的孝道是非常考验子女智慧的。

儒家另一位以孝著称，编写了《孝经》的大儒曾子也坚信子女对父母的孝，必须以“义”与“正”为前提，若父母的言行违背了这两点，子女必须要谏亲，而非阿意曲从，以至陷亲不义。

而荀子则在《荀子·子道》一书中更是详细的写道：

孝子所不从命有三：从命则亲危，不从命则亲安，孝子不从命乃衷；从命则亲辱， 不从命则亲荣，孝子不从命乃义；从命则禽兽，不从命则修饰，孝子不从命乃敬。 故可以从命而不从，是不子也；未可以从而从，是不衷也；明于从不从之义，而能 致恭敬，忠信、端悫、以慎行之，则可谓大孝矣。

其认为孝子有三不从命，若使父母处在危险则不从命；若使父母受辱，则不从命；若使父母做出禽兽行径，则不从命。可以从命却不从命，这是未尽孝子的责任，不可以从命却从命，这是不忠于父母，只有明白这个道理，才是真正的大孝子。

因此，即使在以孝道治国的汉朝，也存在谏亲的行为，而非是一味的愚孝。汉灵帝时，崔钧曾讽刺其父崔烈买官得来的司徒之位充满铜臭味。崔烈为此大怒，举杖要打，崔均连忙狼狈逃窜。于是崔烈追骂道：“死卒！父亲打就逃跑，是孝顺吗？”结果崔均却回答道：“舜服侍父亲的时候，小杖就挨着，大杖就逃跑，这不是不孝啊！”崔烈听后羞愧停止。

第二不孝，家贫亲老，不为禄仕。

在《离娄章句上》第十九节中，孟子说：

“事孰为大？事亲为大。”

将侍奉父母认为是所有侍奉的根本，是最重要的。但是侍奉的前提是，必须有充足的物质条件。

后来曾皙死了，换成曾子的儿子曾元来侍奉曾子，依然是每顿都有酒有肉，但是在撤走饭菜时已不再请示。如果曾子问还有吗？曾元就会回答没有了。孟子说，曾元是想把剩下的饭菜下次再给曾子吃。

这里不讨论曾元的行为是否是不孝，而是要说，物质基础在孝道中的重要性。如果条件优越，很多人自然也可以像曾子侍奉曾皙那样做，但是没有条件呢？即使是吃剩饭，每餐还有酒肉已经很不错了。

后世腐儒，却常以安贫乐道自傲，但如果因此连父母都养不起，那么就连最基本的孝都做不到了，如何称得上是儒呢？如介子推这般，虽然成全了大义，却连累母亲与自己一起被烧死，于孝道来说，便是大不孝。

现在人也常说：“父母在，不远游。”但如果连自己都无法养活，需要啃老生存，便是“埋儿奉母”，能称的上孝吗？故而“父母在，不远游”是礼，却还有下半句“游必有方”，这是权。

同样亲老是中国孝道中最基本的要求，可谓是礼，但家贫如何事亲，于是孔孟之孝认为可以从权，禄仕以事亲。这便是《孟子·离娄章句上》第十九节说的：

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

第三不孝，不娶无子，绝先祖祀。

国之大事，在戎与祀，人之大事同样如此。华夏文明信仰的乃是祖先崇拜，因而尤其是古人来说继承香火最为重要。《礼记·祭法》载：

王立七庙，一坛一墠……诸侯立五庙，一坛一墠……大夫立三庙二坛……适士二庙一坛……王考无庙而祭之，去王考曰鬼。庶士庶人无庙，死曰鬼。

在古人的观念中，死亡并不是结束，将会被子孙后代供奉在庙中成为“神”，以另一种形态存在。但这个名额是有限的，天子只能有七庙，诸侯只能有五庙，大夫只能立三庙，而普通百姓是没有资格立庙的。那些没有被供奉在庙中的只能称为鬼，更惨的如果没有子孙后代祭祀香火，便只能魂飞魄散，消失在这个世界中。就像历史中无数的普通百姓一样，他们确实存在过，却已经找不到任何存在过的痕迹了。

故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绝先祖祀”是一种精神上的弑父行为，那么和以上的“陷父不义”、“不为禄仕”比起来，哪个更严重呢？显然是绝先祖祀了。

在孟子列举的这个例子中，面对婚姻大事，舜没有禀告父亲，是一种陷父于不义的行为，非孝道。但舜为什么不告诉他的父亲呢？

因为在历史记载中，舜的父亲瞽叟是一个本性恶劣的人，偏爱于后妻以及两人所生的儿子象，所以不希望舜娶妻生子。这可能是因为一则不愿为舜娶妻而破费，二则如果舜无后自然不能继承对祖先的祀，也就无法继承家业。

因此当时舜所面临的环境是，告而娶，父亲一定不会同意，但不告而娶，于世俗礼制中又是不孝的。怎么办？

宋代理学家朱熹对此注解道：

为无之为，去声。舜告焉则不得娶，而终于无后矣。告者礼也。不告者权也。犹告，言与告同也。盖权而得中，则不离于正矣。

相较于不告而娶，“不娶无子，绝先祖祀”显然是更重的罪名。在轻重比较之下，礼和权的选择中，舜选择了后者，看似是违反了世俗礼制，但对于这一特殊的个案来说，却是遵守了孝道的行为，虽没告诉，实际上和告诉了是一样的。

到了这里，再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翻译为“不孝的行为有三个（或很多个），没有后代是最严重的。舜不告诉父亲而娶妻，是因为没有后代，君子认为和告诉了是一样的。”无论是上下文的语境，还是历史背景，亦或者是孔孟对于孝道的解释，看起来都是说的通的。

相反在现在的解释中，将这句话翻译为“不孝顺的行为有很多种，没有尽到后代的责任就像父母不存在一样的行为是最为不孝顺的。舜在没有通知自己的父母就娶了自己的妻子，就像他的父母不存在一样的行为就是无后的解释。君子还是应该事先通知父母才对。”

不仅在阅读上非常的奇怪，逻辑上更不合理。不孝的行为本身就等同于没有尽到后代的责任，无论是不孝有三，还是不孝有五，不都是包含于没有尽到子女的责任之中吗？又哪里来的不孝顺的行为很多种，以没有尽到后的责任最为不孝？所以这句话在表述中本身就已经显得非常的诡异。

同时这段翻译也偏离了《孟子·离娄章句》中对于“礼”和“权”的分析，违背了孔孟对孝道的理解。不告而娶虽然使舜在世俗礼制中处于不义的地位，但避免了陷父不义，反而是儒家认为的大孝行为。

若是以现代的翻译的角度，舜告父后再娶妻，但舜父不同意舜娶怎么办？那么世人都会谴责瞽叟为私欲致使舜无后，陷入大不义之中。这时候舜是娶还是不娶？娶则辱父，不娶即因绝祀而不孝，又对女方不义。这种翻译很显然是以现代人的思维和价值观去理解古人，脱离了两千多年前的实际情况。

除去情理上，从文字来说，“后”未见过用于“后代责任”的地方，即使是将“无”翻译为“未……尽到责任”，但在《孟子》中从未有过这种用法，相反在“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一句中，无后再次翻译为“没有后代”。若翻译成“第一个做人偶陪葬的人没有尽到后代的责任”，不仅意思不通，更加无法《孟子·梁惠王章句》中的上下文联系起来。

因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中的无后，依然要翻译为“没有后代”的解释，如此方能体现出《离娄章句》中，孟子对“礼”与“权”的讨论。

黄河之水源清而流浊，岂有逐末而求本者。传统不能束缚未来，也不能用现在解释过去，更不能为翻案而翻案，儒家思想在当今的社会，应该回归到他最初的形态，是发展、包容、进步的，而非固步纠结于过去与今天的不同之中。理解其精髓，以礼为体，以权为用，来解决现代问题，才是儒家思想从古至今乃至未来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