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往事：你一定不知道的胡适之子胡思杜 上

學人Scholar

The following article comes from 译工坊 Author 陈囧

译工坊

争取报道没偏差，努力搞出大新闻

江冬秀与三个孩子，从右到左依次为胡祖望、胡思杜和早夭的胡素斐

文 | 陈通造，作者授权发布

忽值山河改

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的生平，尤其是他在反右运动中自杀前后的经历，早已有不少人专门谈过。就我所见，沈卫威先生的《胡适的小儿子思杜之死》与朱正先生的《胡适和他的右派儿子》已经为我们勾勒了1948年12月14日胡适夫妇离开北平后胡思杜的基本人生历程：留北平—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写文章批判父亲胡适（实为学习总结的一部分）—分配唐山交通大学—1957年在“鸣放”期间发言—打成右派—1957年9月21日写下遗书后自杀。近几年也偶有胡家亲友的回忆文字登在《胡适研究通讯》上，使我们对小名“小三”，绰号“坦克”的胡思杜有了一些直观的了解。

1930年12月17日胡适夫妇与胡思杜合影

我这篇小文当然不是要做什么翻案文章，只是想做一点“补记”的工作。最近我偶然对“思杜之死”发生兴趣，就“动手动脚找材料”了一番，略有所获，可稍稍补正之前一些不确切的说法。待我一一道来。

首先，我想指出，最早刊出胡思杜著名的《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一文的并非人们常说的1950年9月22日的香港《大公报》，而是9月16日的上海《大公报》，接着是两天之后的重庆《大公报》，然后才是9月22日的香港《大公报》。所以所谓这篇文章是“外宣”在前内销在后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几天之差本不要紧，只是9月16日恰好是胡思杜到唐山交通大学（1952年更名为唐山铁道学院，即现在西南交通大学的前身）报到的日子，在批判父亲的文章见报这一天入职，可算是意味深长的巧合，而沪渝港三地《大公版》渐次刊发同一篇文章，大概是有高层精心策划安排了。

1950年9月16日上海《大公报》，思杜的文章在左下角，注意最上面的日期

这篇批判父亲的文章后面我们再谈。鼎革之际，胡适乘桴浮于海，抵达美国之后，很多美国旧交故友来信问候，而在保存下来的英文来信中，至少有Sam Mitchell、Roussell A. Willis, Jr、Prescott W. Townsend三人专门向他探听思杜的下落，思杜的人缘看来不差。Townsend与胡适的美国女友哈德门太太相识，他还是辗转才联系到胡适，在留有英文打字稿备份的1950年5月5日致Townsend的回信中（胡适纪念馆检索号HS-NK02-009-027），胡适将自己收集到的思杜消息如实告知这位友人，我来译成中文：

亲爱的Townsend教授：
哈德门太太已经给我看过您3月11号写给她询问我儿子思杜和我的消息的信。她也告诉我您对我儿的种种好心之举。我愿借此机会诚挚感谢您为他所做的一切。我与我的太太于1948年12月共军围城的第二天离开北平。思杜自愿要求留下，为我打包我四散在家中的书。当他装好书，存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时，他已经很难出来了。从此他就一直待在北京。去年12月，他的一位哈弗福德学院校友到北京找他，发现他身体很好。据这位朋友所说，思杜在一所共产党的学校接受为期八个月的思想灌输（indoctrination）和培训。思杜告诉这位朋友，他的同伴中不乏要人，其中一位一同受训的人是前北平市长。后来我又从其他一些消息源得知，另一位前市长也在同一个学校接受思想灌输。这两位前市长都是国立北京大学毕业的。这位中国的哈弗福德校友转达了思杜的口信，思杜要我别为他担心，他会照顾好自己，他还说“您一生努力介绍到中国的那一套，至今日全部被中共清算中”。我要指出，他不用现在完成时而用现在未完成时态，这已经是相当客气了。上面提到的这位年轻朋友是在成功抵达香港之后写信给我，所以他可以在完全自由状态下写信。另有一位最近从美国回到北京的朋友写信给哈德门太太，说他和思杜一起吃过一次晚饭，还说思杜正在华北革命大学学习，而且已经大有变化，“在这所大学里的培训已经把他变成了一个新人”，信里还说，“思杜告诉我们，他有一天在厨房里帮手，为一千人切好了肉。他在大学里很受欢迎，已经被选为什么领导。”我想您能理解，这第二位来信者是在共党控制的城市里写信，读他的话就要打点折扣。至于我自己，我坐船来美国前在南京和上海待了三个月。我对世界大势、美国的中国政策、世界的未来全都深感困惑。这就是为什么您近来没有在媒体上看到关于我的任何消息。我还得说，虽然花了一年时间苦读书籍、期刊和报纸，我仍旧深陷困惑。我的大儿子，康奈尔大学1942级的工程师，现在泰国曼谷的一家华人棉纺厂工作。我的太太，之前在福尔摩沙住了大约一年，现在也在曼谷。十分感谢您的好意，向您诚挚致意。
胡适另：如我得到思杜的进一步消息，我会转去给您，但我建议您不要直接与他通信。

此处的第一位来信者是徐大春，提到的这封信就是徐大春1949年12月28日致胡适的一封中文长函（HS-NK02-005-034）。徐大春是胡适至交徐新六之子，与胡适一家有终身交谊，他在国门尚未紧闭之前，于1949年年底到大陆公干，专程去见了胡思杜。他转达的“您一生努力介绍到中国的那一套，至今日全部被中共清算中”这句思杜口信，就是信里的原文。第二位通过哈德门太太“劝降”胡适的是王毓铨（胡适1950 年 5 月 29 日致杨联陞的信中提到王毓铨来信，并引用了上面那段“切肉”的话，故可以断定），这封英文信我尚未在胡适档案中寻获。

徐大春的来信当然很值得大谈，而在此之前，我想指出，在胡适的叙述中，似乎思杜留在北平的主要原因只是为他打包装箱书籍，情势的迅速恶化大概是他们一家始料未及的。这一点也可以从思杜1949年1月7日分别写给父母详细交代处理家中琐事的信中得到一定验证，耿云志先生2008年为这两封家书写了一个“跋”（《胡适研究通讯》第2期），其中说“从前，我们都以为思杜之没有随父母一起离开北平，是别有特殊原因。现在从思杜给他父母亲的信的内容看来，恐怕让思杜留守，处理未及处理的各种家事，可能是其中的一 个重要原因。”我想前引胡适英文信的亲自解释，是对耿云志先生看法的有力支持。

徐大春的信记述他大陆之行的全过程，极有趣味，限于篇幅不便多引，这里主要摘录其中有关思杜的内容（胡适圈划处用下划线表示）：

我回来的时候有机会去北京一次，看到小三，他还好，请您放心。他如今已离开北大，报名加入中共办的政治研究所念书，即所谓研究马列主义中共思想那一套。这研究所在京城里一所庙里，受训的多是过去国民党的官员，如前北平市长刘瑶章，受训期间为八个月，训练方式是集体住在一起，研究讨论，三二天有中共的人来参加小组研讨，看“思想搞通了没有”。我看见小三，他穿了一套蓝灰色的制服，他说他钱够用，能照顾自己，也许训练完毕之后可以有机会去新疆教书。他很希望能因此学些俄文或去莫斯科走一遭。他兴致并不高，不过很现实，过下去再说，离开北京出来他没有甚么办法。小三要我对您说：“America is your home. 您一生努力介绍到中国的那一套，今日全部被中共清算中。”他不劝您回来，这我也完全同意。他还说，曾有人要他写信给您劝您回来参加“人民中国”的工作。……小三还说，最初解放他在北大颇感到点pressure，学校当局有一般（班）人觉得留他在校颇有不便，故最后表示请思杜走。他还说起，投诚人满地都是。像朱光潜等人lie low内心却很痛苦。不多久以前北京报上载有朱光潜的文章，题为自我批评，小三说是当局受（授）意叫他写的。……一班（般）人虽不爱戴新政权，但更不愿意旧的蒋先生那一套再回来，如果有第三方，拥护的人应该不会少。我这次回去，几乎人人都问“国际情势会有变化不？”因为国际变化可以说是唯一的可以推翻新政权的力量。要说是中共内部生问题，至少目前看不出痕迹来。至于要靠国内反抗，更渺茫了。……中共作风各方面都是旁敲侧击，避免正面手段。关于个人生活及其他之自由，中共绝无明文规定禁止，但是所收到的实效却一样，上海人风行的一句话“自己识相”。

最后引的两段与思杜无直接关系，但颇能见出1949年年末的普遍气氛。“自己识相”一语也有着很值得玩味儿的“群众”智慧。

除了徐大春和王毓铨，胡适还有别的消息源，在档案中还有一封李景均1950年6月15日写的英文信（HS-US01-006-008），他刚刚设法逃出大陆，信中有一段提到了思杜：

1949年春季学期，我在位于“沙滩”的植物学系上一门生物统计学课，那段时间常常见到胡思杜，他安好、开朗。他进了政治再教育学校之后，我们就不大容易见面了，不过据我所知他表现不错。韩寿萱夫妇有时在周末去看他。

关于山河变色之际的胡思杜，徐大春和李景均的目击耳闻似乎之前都未有人引述。他们的话可以与同样设法出逃的沈育光在《我所见的靠拢人物》一书中的记述对照：

他（按：即胡思杜）在学习小组中，常被干部和同学责难，叫他批评父亲，所以每次述及其父时，必满口“前进”语气，说他父亲是顽固份子，受国民党利用等等。笔者于“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与胡思杜认识后，一见如故，常在一起吃饭谈天，相处甚得，思杜是一个颇为爽朗而极富热情的青年，他很多郁结在心理的话，于不知不觉之间在我的面前倾吐出来。……为了安全起见，所以进“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在小组中，又常被干部同学打击，故只好装腔作势，表示与父亲脱离关系，说他系顽固份子，假使不这样做，可能发生不幸的事件。……我觉得胡思杜的话，说得非常真实，同时我也相信，遥居美国的胡适博士，对于他一定会原谅的。胡自“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合并入“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时，亦随之并入，毕业后，仍居于北平。思杜对京剧颇有研究，亦擅长小生戏，为北平的名票。目前他只有唱唱“君瑞戏莺莺”，聊以解愁罢了。（沈育光：《我所见的靠拢人物》，亚洲出版社，1953年10月版，第37页。转引自林建刚先生的《儿子批胡适，真心还是求自保》一文）

以上就是我所能找到的有关胡思杜进入华北革大（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前后情况的所有文字。他在革大的学习总结完整版似乎尚存世，曾有传闻就在现在西南交通大学的档案中，我还没见到。这份总结的第二部分的节录本就是轰动一时的《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从胡适的日记我们得知，他在1950年10月7号收到了胡思杜9月11日的家书，是写给“妈妈”的；1957年3月24日，日记又记“收到小三从唐山寄来一封信，是平寄的，故经过五十日才到”，极为可惜的是这两封信我在胡适档案中翻查不出来，是否用真姓名寄出，是否有遗失，是否由胡家人亲自保存，均不得而知。前一封信胡适日记里有摘抄部分，后一封则一句原话都未记，殊可痛惜。

这里我想谈谈1950年9月11日的思杜来信，胡适日记中摘录的内容如下：

从去年九月起，我就在学习，学了十一个月以后，上个礼拜毕业了……在这里舅舅叔叔他们照应我很周到，希望你放心。我从下个星期起（九月十六日）就要到唐山交通大学去教书。那里有不少熟人，学生也增加到一千五百多人，一切都很安定，希望您别挂念。……希望你在美国很快的就习惯下来。爸爸希望他少见客，多注重身体。听说前一向他的身体不大好。书都还存在北大，安好无恙，请放心。

最后一句对照前引胡适致Townsend回信中对思杜留北平缘由的解释，似乎处理家事留下的可能性更大了。

“爸爸希望他少见客，多注重身体。听说前一向他的身体不大好”这段话更是耐人寻味，因为这封信是9月11日写的，而“上个礼拜”思杜已经毕业了，也就是说“学习总结”早就写成交出，上海《大公报》发表文章的事情也必定已经在安排中，写了文章公开批判父亲的思杜却像“没事儿人”一样，关心父亲身体，提醒父亲注意休息。我不禁要做一点大胆猜测，在学习了一套“新话”用于公开的场合之后，思杜把“人话”留在了家书里，总之就是“自己识相”，以免“发生不幸的事件”。

我还想做一点更进一步的推断。在1949年胡适措辞强硬地回应了陈垣那封“招安”的公开信之后，如果“小三”看到了胡适“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这句话（朱光潜先生1951年的文章中就提到了，可见胡适的回应传入了大陆），他就可以安心公开批判胡适了，因为这话可以反过来听——“你们说什么我都不会介意”。参照思杜在写完“学习总结”再写的家书一丝一毫的“新话”气息都没有，他的“自己识相”似乎很明显。

关于到唐山交大入职之后的胡思杜，我们的所知非常有限。朱文楚先生的《胡适家事与情事》一书中说：“笔者高中同学朱君当年正就读于唐山铁道学院，他对‘胡老师’（即胡思杜）颇有印象：他教我们公共必修课‘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是留过洋的讲师，个子高高的，脸庞圆圆的，一团和气，言谈很‘革命化’，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挂在口上；但派头颇洋派、海派。”（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33页）沈卫威先生访问过处理胡思杜身后事的思杜堂兄胡思孟，提到思杜好几年接济胡思孟。

我翻找资料，可以为他们两位稍作补充。在一本题为《唐山文联四十年 1949-1989》的资料集中，我发现1951年11月11日唐山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选出的“文联委员会委员”名单中胡思杜赫然在列。（第21页）但我也不禁疑惑，思杜从未有过文学作品或批评发表，为什么会当选为文联委员？

进一步查找，发现在西南交通大学的《校友通讯》第二十五期（ 2013）中有一位梁锦唐写了一篇《唐院时代的“粉墨春秋”——对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唐院文艺生活的回忆》，其中有一笔提及思杜：“唐院教工中只有京剧团经常在明诚堂演传统戏，也请市里兄弟单位的京剧团来演出，那时，京剧梨友还有胡思杜（胡适之子）、朱玲、韩林、赵常仁等老师和职工，胡思杜由于去世早，没有看过他演的戏。”（第105页）前面引述的沈育光说“思杜对京剧颇有研究，亦擅长小生戏，为北平的名票”，看来并非虚言。也有别的亲友故交提过思杜爱唱戏，罗尔纲先生就曾回忆说思杜“唱得一口郝寿臣的好戏，他故世后，我每想起他， 就感到他如果不是生在这样的人家，得去学唱京剧，何患不给舞台增添光彩。”（《师门五年记·胡适琐忆》（增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24页）

也许胡思杜是以唐院教工京剧团“台柱子”的身份入选了唐山市文联委员？这个假设只能有待于新资料来验证了。实际上，已经有别的文字材料记录过思杜在唐院演出，但不是京剧，而是话剧，这个记载出自赵诚先生的《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沦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其中有这么一段记述：

当时，思想文化教育界重点进行对崇美、亲美和恐美思想的批判。寄居美国的胡适先生首当其冲，他在唐山交大任政治教师的儿子胡思杜自然成为焦点人物。在那场运动中，胡思杜为了自保，违心地大批自己的父亲，还亲自编写和登台演出反美话剧《美国之音》，他的表现已经超出了中国传统的伦理规范。对于深受儒家伦理影响的黄万里来说，胡思杜的行为是不能赞同的。他在家中对胡思杜批判父亲的做法不以为然。

这段话有些地方不尽准确，比如胡思杜写文章批判父亲是在进入唐山交大任教之前而非之后。思杜编写并亲自演出反美话剧应是抗美援朝时期的事情。黄万里先生1950年至1953年在唐院任教，1953年他就调到清华去了，他能观看或听闻思杜的演出只能是在这个时期。不过我忍不住要为思杜维护一句，黄万里先生的父亲黄炎培1949之后官拜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政务院副总理，轻工业部部长，他恐怕未必能了解文化战犯之子胡思杜1950年写文章时的处境。

最为常见的胡适全家福，后排左为胡祖望，右为胡思杜

不管怎么说，有机会上台演出应该会给思杜带来不少的快乐，加上他本就开朗达观的天性，再加上他一直有余力接济亲友，1950年初在唐山的思杜似乎过得还算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