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东汉末年的大瘟疫，看建安文学中的生命与死亡意识

当前，中国人民正接受着一场突如其来疫情的严峻考验。而在历史上，瘟疫似乎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恶魔，隔一段时间就会来扰乱人们的正常生活。东汉末年，瘟疫横行，年年战乱，让人们对生命的意义展开思考，这也直接反映到文学作品中，尤其是以曹操父子、建安七子等人为代表的的建安文学中，进而形成了慷慨悲凉的建安文学风格。

一、东汉末年的大瘟疫

根据《三国志》、《后汉书》等史料的记载，东汉建安年间发生了多次大瘟疫：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权闻熹至，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三国志·武帝纪》）

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军数征还，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三国志·魏书》）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中国北方发生的一次大瘟疫，情况则更为惨烈，曹植在《说疫气》一文中描述道：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建安七子”中，除了孔融在建安十三年被杀， 阮瑀在建安十七年病死，徐干、应玚、刘桢、陈琳、王粲等五人全都死于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看到这幅场景，曹丕的内心十分悲痛，他在《与吴质书》中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

据史料记载，东汉人口最多时超过了6000万，而经过瘟疫与战乱后，在三国时期人口锐减，公元220 年左右，人口只有2300万左右。

大量的诗歌等文学作品，描述了东汉末年的天灾人祸带来的悲惨景象，比如王粲《七哀诗》“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蔡琰 《悲愤诗》“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等等。

二、建安文学中的生命与死亡意识

建安文学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在建安文学后期的作品中，大量体现出对宇宙人生的思考。曹植《箜篌引》中说：“盛时不再来，百年忽我遒。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先民谁不死？知命复何忧。”

通过感慨人生苦短，文人们或著述立言，或追求及时行乐，或求仙问道获得解脱，都体现了对生命与死亡的一种深邃思索。

1.立功立言，以求不朽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说：“太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中国历史上这个的“三不朽”，是古代有志之士孜孜以求的一种永恒价值。

肆虐的瘟疫，身边的亲人朋友一个个悄然离去，人们看到的是大地上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的惨状。明天和意外，你永远不知道哪一个会先到来。只有赋予生命更多的意义，才能消解这种人生无常之感。

生命是如此短促，惟有珍惜时光，努力拼搏，去留下一点能让后人记住的东西。因此，建安文学中，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建功立业的渴望。

刘桢《赠从弟》中说： “何时当来仪，将须圣明君。” 陈琳《诗》云：“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都体现了对实现人生价值的寄托。孔融在《杂诗》中说：“管仲小囚臣，独能建功祚。人生有何常？但患年岁暮。”他仰慕“有远大志向管仲，鄙视了吕望、伯夷叔齐的出世。王粲的《从军诗》中说：“身服干戈事，岂得念所思。”则表达了渴望建功立业之心。

一场大瘟疫，终结了建安七子中五个大才子的生命。曹丕在建安五子相继离世之后，就着手撰写《典论》，以成就他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在《与王朗书》中，他说：

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雕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 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

对于武将来说，是疆场杀敌，而对于文人们来说，惟有著书立言，让自己的文才与思想流芳后世，才能在有限的生命中寻找到永恒的人生价值。从建安文学中，可以看出，士人通过文学创作来立言以求生命的不朽。他们扬起自己手中的笔，来展现“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积极进取精神。

2.及时行乐，不枉此生

瘟疫带来的灾难，让人们知道，疾病和死亡其实离每个人都很近。既然生命是如此的脆弱，人终究免不了一死，与其整日哀叹，不如及时行乐，让人生过得更加快乐。这是经过反思后的另一种人生观。

曹操《短歌行》说：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在曹魏的大本营邺城，形成了一批文士，以曹丕为领袖，曹植为重要成员，“建安七子”多数参与，他们在一起吟诗作赋，聚会游赏，创作了不少宴饮诗、赠答诗、艳情诗，这些诗歌或欢快，或沉郁，或清丽。表面上是描写宴饮之乐、自然美景、声色之欢，其实是在消解埋藏在心中的痛苦与死亡意识。

曹植《公宴》云：“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刘桢《公燕诗》说： “永日行游戏，欢乐犹未央。”欢乐的日子少，愁苦的日子多。那么，为何不趁着大好时光，开怀痛饮，尽情欢歌呢?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悲凉景象，与莺歌燕舞的欢乐宴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生活，并不是无所事事的消极颓废，恰恰相反，这是经历了各种瘟疫天灾，目睹了世事沧桑之后，对生的一种强烈渴望，是建立在对命运、对人生的思考之后的一种积极心态，饱含着对生命的热爱，对动荡不安的时代的一种感慨，有着悲凉的美感。命运的多舛、世事的无常，让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生命的意义。这种心态中，这印证了苏格拉底的一句话：“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

3.畅游仙境，寻求超脱

瘟疫等带来的痛苦，带来了对生命与死亡的重新认识。阮瑀《七哀诗》说： “丁年难再遇，富贵不重来。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 这种对人生苦短的深切感悟，使得人们除了重新审视现实生活，在现实中寻找存在的意义，也让人试图超越现实，在虚幻中寻求解脱之道，以求得生命的永续。

在东汉末年，儒学日渐式微，神仙方术思想广为盛行，人们认为，通过一套修炼方法就能羽化登仙、长生不老。因此也产生了一系列的游仙诗，比如曹操有7首游仙诗，曹植则有12首游仙诗。

曹操《秋胡行》说：“愿登泰华山，神人共远游。愿登泰华山，神人共远游。”曹丕《芙蓉池作》说：“寿命非松乔，谁能得神仙。遨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曹植《仙人篇》云：“仙人揽六箸，对博太山隅。湘娥拊琴瑟，秦女吹笙竽。玉樽盈桂酒，河伯献神鱼。”

其实曹操父子并不信仙，他们只是借游仙这种艺术形式，此排解各种天灾人祸带来的痛苦，突破现世生命的局限，以求得一种自由精神，一种逍遥与外物的境界。相比汉代前期的游仙诗，建安文学中的游仙诗，摆脱了纯粹以祈求长寿为目的的想法，体现出的是一种对个人价值的关注，在求仙的过程中，流露出的是对现世生命的热爱。

建安文风中，这种面对人生无常的困扰，求仙问道、超越现实的想法，对永恒的死亡带来的一种挥之不去的悲哀，同时也成为了魏晋时期玄学的滥觞。

结语

生命与死亡是一个永恒的难题。东汉末年的频繁瘟疫等天灾，不仅对政治安危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让文人们产生了重新展开对生与死的思考，重新探索自我价值。其中，既有求得不朽的功名思想、也有及时行乐的心态，也有求仙问道的情趣。这三种不同的思考，也深深地烙在了建安文学的印记中，产生了一种既悲凉又雄浑的独特文风。

正如鲁迅评价“建安七子”时说： “当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