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瘟疫大流行和道教的兴起

“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汉书》之中短短一句话，背后却是一场悲惨的灾难。

东汉从光武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到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是我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瘟疫频发时期。瘟疫持续了196年，灾情持续时间长，传播范围广，程度剧烈。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讨伐孙权，在著名的赤壁之战中，曹营爆发了可怕的瘟疫，逼得曹操不得不退兵。关于这场瘟疫，学术界有很多争论，有人认为，这是由于血吸虫而引起的传染病，也有人认为这是鼠疫或者伤寒。在赤壁之战前，曹军之中已经出现了少量的患者，后来瘟疫难以控制，曹军之中死者大半。

建安二十二年，一场瘟疫来势汹汹，造成了更加惨烈的伤亡。

七子陨落，文坛凋敝

曹植的《说疫气》之中，对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的惨状有着详尽的记载：“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对于这次瘟疫，有专家认为是出血热，深究其原始，还要从西汉时期说起。当年张謇通西域之后，中原人一直和西域人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汉武帝多次征战匈奴，将这种瘟疫带入了中原之中，因为东汉末期天气异常所以出现了大范围的爆发；但也有专家研究认为，出血热并不会在夏季爆发，但这场瘟疫并没有季节性，而是从这一年春季开始一直蔓延到了冬季，不像是季节流行病，而更像是鼠疫。

曹丕在《与吴质书》之中道：“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徐干）、陈（陈琳）、应（应玚）、刘（刘桢），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根据史料记载，建安七子之中的王粲也死在了这一年，王粲去世之时才41岁，王粲随曹操征吴，这一年曹营之中发生了疫病，王粲很可能在军队之中被感染，在回军途中突然去世。而建安七子之中的另外两位——孔融在建安十三年被杀，阮瑀在建安十七年病死，也就是说，建安二十二年的这场瘟疫，让“建安七子”成为文坛绝唱，一个都没有留下来。

这五位陨落在瘟疫之中的文坛巨匠都是上流社会的人物，相比于平民百姓，他们的饮食和卫生条件要好一些，而且与老鼠接触的机会并不多。他们的离世说明灾情已经无法控制，已经波及到了上流阶级，老百姓感染者十之八九。

建安诗歌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因为这场灾难，文学的发展迅速进入了低谷期。建安七子是邺下文人的标志性代表，他们的逝世，代表着邺下文人集团的彻底消亡。建安七子和曹氏三父子交相辉映的文坛盛况，最终只剩下了曹氏父子，而三者之中，只有曹植一个人是专门从事文艺创作的名家。随着建安七子时代的结束，大量的“悼亡诗”出现，这些诗文充斥着对生离死别的伤感。在这种文化氛围之下，文人们大多从关注政治到关注生命之上来，探索人生真谛。

天灾人祸，长达八年

曹操面对这样的灾情，终于在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颁布了赈灾令，作了以下规定：但凡女子七十岁以上、没有丈夫儿子的，十二岁以下没有父母兄弟的，以及眼盲、手脚残疾却没有父母妻儿照顾的，都可以“廪食终身”；十二岁以下出身贫寒的幼儿“随口给贷”。

然而曹操的赈灾手段对百姓的帮助是十分有限的。一方面天灾造成了大量人口消耗，经济损失巨大，一方面战争依旧在进行，人们不得已在家破人亡的情况之下继续为军队提供军粮。战争和瘟疫，交织成建安二十二年的人间地狱。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司马懿的兄长司马朗跟随夏侯惇和臧霸征吴，半途之中军中出现了瘟疫，司马朗体恤部下，亲自巡视发药，后感染瘟疫而亡。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灾情已经扩张到荆州地区，光羽大意失荆州，功败身死，孙权虽然得到了荆州，但是因为这年灾情严重，只得见面荆州百姓的租税。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操薨逝。祸不单行，瘟疫随着战争快速传播，已经到达了魏都，汉献帝逊位，曹丕称帝，当时因为过重的徭役和连续数年的瘟疫，军中骚动不安，臣子上谏曹丕密不发丧，唯恐天下大乱。后来在贾逵的坚持之下，才将灵柩送到了邺城。

疫情一直持续到了公元224年，这一年诸葛恪率军伐魏。因为灾情严重，死者大半，诸葛恪最终率军撤退。战争，让这场瘟疫波及范围越来越广，病毒随着军队的迁徙和难民的逃亡四处传播。常年的战乱百姓贫穷饥饿，更加经受不了病痛的折磨。这场持续8年的瘟疫之所以带来了如此大的伤亡，建安年间的瘟疫是人口大锐减的重要原因。

民间暴动，道教萌芽

汉末到魏晋，是道教萌发成长的重要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最为苦难的年代，也是贫苦百姓们最需要精神寄托的年代。

光武帝建武年间，曾经爆发过三次严重瘟疫，也就是这短时间，民间爆发了三次规模巨大的“妖巫”事件，史学家们将这三次运动定义为极端民间道教运动。之后，因为瘟疫没有大肆爆发，“妖巫”运动也偃旗息鼓了一百多年。东汉末年，瘟疫更加严重，民间“妖巫”运动再次高涨。汉灵帝时期出现了太平道和五斗米道两次大规模的民间运动。

曹植对瘟疫的解释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他认为是气候异常才导致了这样的灾害。而对于并没有读过书的老百姓们来说，这场瘟疫来自于疫鬼的惩罚。对于生死的迷茫和对“疫鬼”的恐惧感，让百姓们急需要一个控制疫鬼的“神”来帮助他们在这场瘟疫之中活下来。所以，当有人打着“神”的旗号说可以帮助消灭疫鬼妖魔之时，他就会得到众多的信徒。

道教大肆宣传降魔除妖，并且以“长生”和“医道”辅佐，在瘟疫流行的乡村，这些方士们以符水方术给百姓治病，也推动了道教在民间的传播。

结语

建安二十二年爆发的瘟疫极有可能是一种传播性极强的鼠疫，它从军队之中开始蔓延，随着行军打仗的进程，这种病毒传播到民间，造成了大量百姓死亡。由此可见，战争是加速瘟疫传播的元凶，天灾和人祸一同降临，对社会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建安七子除了已经过世的两位，剩下的五位都在同一年病亡，一时间邺下文人集团失去了中坚力量，建安文坛只剩下了曹家父子三人，诗文主流题材便是悼亡之诗。看到这样的人间惨剧，本来以政治谋士为一生所求的文人阶级，慢慢将关注点转向了哲学层面，他们探索开始探索生命的意义，文学作品种种往往充满了人生无常的悲凉感。

而在民间，常年的战乱、徭役和瘟疫，让疫区家家户户家破人亡，百姓将瘟疫的原因归结于妖魔鬼怪作祟，寄希望于道教的“降魔”、“医道”和“长身”之术。在这个灰暗的年代，道教得以飞速发展，并且形成了自己的体系。

汉灵帝时期户籍统计之时，尚且还有一千万户，而到了建安中期，全国仅剩下了三百万户。将近三分之二的人口，死在瘟疫和战争之中，史书之中寥寥几句，却是沙场万骨枯，十室九空的地狱景象。

建安二十二年，曹丕给王朗写了一封信：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已经夺得王位的曹丕尚且如此悲戚，何况是在底层挣扎的平民百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