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汪曾祺：“黄永玉是个小天才”

汪曾祺：“黄永玉是个小天才”

文 | 李辉

二〇一四年七月底，忽然收到邮件：“黄先生八月四日九十岁生日，下午要办一个小范围的自助生日宴，黄先生问我，你有无可能来参加？请回复。”哪里有不参加的道理！张新颖还没有见过黄先生，这么意外的好机会，怎么会错过。

我带着张新颖走进太阳城，与黄先生见面。九十大寿的日子，张新颖与黄永玉先生聊了好久。

黄先生先是哈哈笑，说起话来就神情严肃：

“噢，他，他是很会超脱的，他是很真实的，他已经超脱自己遭遇之外。不止他一个人，还有一个郑可先生，一个老先生，他也是。郑可先生比我早回来一年，从香港，并不等于他自己生活得非常好了，或者怎么样了，就很朦胧，很蒙昧。当时大家都看到好的一方面，个人的遭遇可以忍受，是吧；那么后来就感觉到……比如说住的地方，每一个教授都这么差，可大家都开心，感觉到朴素，大家都应该去怎么样，没有想到另外一方面的问题。我一回来就这样。香港的生活当然比这里好，一回来怎么这样呢？连我尊敬的人生活也是这样的，想那一定是有道理的，哈哈。所以说，基本上是很超脱。”

张新颖其实早在多年之前，就开始研究沈从文先生。他读了《从文家书》，知道沈从文的文章与书信，都是了不起的故事。张新颖的的第一本书是《沈从文的后半生》。过了几年，他再次写出《沈从文的前半生》。这两本书，已经成为许多读者颇为喜爱的书。

在与黄先生聊天时，张新颖问黄先生，沈从文在干校期间写的《来的是谁》，好像不姓黄。

黄先生告诉张新颖：

“我本来姓张的。不晓得祖宗犯了什么法。有种传说是，我们湖南的房子都是板壁，木板墙，隔壁是个国舅，或者国舅的亲戚，我们这边小孩在念书——我们开私塾馆的，几百年都是教书的——他在隔壁那边看，这边的小孩拿着香棍把他眼睛戳瞎了。犯罪了，之后就跑到云南去，跑到云南多少年，再回来，改姓黄。这是我听说的。”

一九七一年六月上旬，正在中央美院河北磁县“五七干校”劳动的黄永玉，突然收到沈从文寄来的邮件，厚厚一叠。他回忆说：

我打开一看，原来是有关我黄家家世的长篇小说的一个楔子《来的是谁》，情调哀凄且富于幻想神话意味。……那种地方、那个时候、那种条件，他老人家忽然正儿八经用蝇头行草写起那么从容的小说来？……解放以后，他可从未如此这般地动过脑子。……于是，那最深邃的，从未发掘过的儿时的宝藏油然浮出水面。这东西既大有可写，且不犯言涉，所以一口气写了八千多字。

（《给刘一友的信》，载《文星街大哥》）

沈从文的小说开篇，渲染出神秘、魔幻的气氛，把“姓黄还是姓张”的悬念，与一位不期而至的老人的飘然而去，一并留给了小说中的黄氏一家人。

黄先生告诉张新颖：“沈从文，可惜，没写下去。”

结识黄先生许多年了，一直想写他的一生跌宕起伏的故事。后来，我终于写了一本《传奇黄永玉》，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几年之后，再次添加一些内容，改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一个修订本。

往事与故人总是无法割舍。文章虽未写，汪曾祺却一直是黄永玉的话题。

“我的画只有他最懂。”谈到汪曾祺，黄永玉常爱这么说。

多年来，他不止一次提到这样一件事：“当年汪曾祺在上海，给表叔去过一封信，信中说，如果现在有人在黄永玉身上投资，以后肯定不会后悔。”说完，他再补充一句：“这封信表叔后来交给我了，要是能找到就好了。”

未料想，二〇〇八年，汪曾祺写给沈从文的这一重要信件真的找到了！六页稿纸，实为同一天写的前后两封信。信未注明年份，写信日期分别为“七月十五日”和“七月十六日”，据信所述，系在与黄永玉初次见面后的第二天。

黄永玉抵达上海是在一九四六年的年底，离开上海是在一九四八年三月，由此推断，汪曾祺信写于一九四七年七月。

汪曾祺与黄永玉的见面，应是受其恩师沈从文的委托,这就难怪在两人见面的第二天，汪曾祺就写长信详谈见面细节与印象，颇有向在北平的沈从文“汇报”的意味——因此时的沈从文，尚未见过已经长大并成为木刻家的表侄。

七月十五日，汪曾祺写信给他的老师沈从文，说他昨天才初次见面的黄永玉是个“小天才”：

六页信纸已泛黄，字很小，密密麻麻，洋洋洒洒写了差不多五千字。涉及黄永玉的内容集中在七月十五日的信中。

汪曾祺首先向沈从文通报与黄永玉的见面经过以及对其木刻作品的印象：

昨天黄永玉（我们初次见面）来，发了许多牢骚。我劝他还是自己寂寞一点作点事，不要太跟他们接近。

黄永玉是个小天才，看样子即比他的那些小朋友们高出很多。……他长得漂亮，一副聪明样子。因为他聪明，这是大家都可见的，多有木刻家不免自惭形秽，于是都不给他帮忙，且尽力压挠其发展。他参与全国木刻展览，出品多至十余幅，皆有可看处，至引人注意。于是，来了，有人批评说这是个不好的方向，太艺术了。……他那幅很大的《苗家傩神舞》为苏联单独购去，又引起大家嫉妒。他还说了许多木刻家们的可笑事情，谈话时可说来笑笑，写出来却无甚意思了。

真有眼光的应当对他投资，我想绝不蚀本。若不相信，我可以身家作保！我从来没有对同辈人有一种想跟他有长时期关系的愿望，他是第一个。您这个作表叔的，即使真写不出文章来了，扶植这么一个外甥（应是侄儿——修订）也就算很大的功业了。

（汪曾祺致沈从文书信）

几年之后，一九五一年一月六日，黄永玉将在香港思豪酒店举办为期一周的第二次个展。

汪曾祺得知消息，于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四日在北京写下一文寄到香港，这是他第一次正式公开评论黄永玉。该文一九五一年一月七日发表于香港《大公报》副刊，题为《寄到永玉的展览会上》。

文章开篇，汪曾祺以他们的上海生活为背景，生动地为读者描述出一个充满活力的黄永玉：

我和永玉不相见，已经不少日子了。究竟多少日子，我记不上来。永玉可能是记得的。永玉的记性真好！听说今年春夏间他在北京的时候，还在沈家说了许多我们从前在上海时的琐事，还向小龙小虎背诵过我在上海所写而没有在那里发表过的文章里的一些句子：“麻大叔不姓麻，脸麻……”我想来想去，这样的句子我好像是写过的，是一篇什么文章可一点想不起来了！因为永玉的特殊的精力充沛的神情和声调，他给这些句子灌注了本来没有的强烈的可笑的成分，小龙小虎后来还不时的忽然提起来，两个人大笑不止。在他们的大笑里，是也可以看出永玉的力量来的。

上海的事情我是不能像永玉那样的生动新鲜地记得了，得要静静的细细的想，才能叫一些细节活动起来。

（《寄到永玉的展览会上》）

在汪曾祺看来，这一特殊能力，正是黄永玉的一个优势，将有助于其未来的艺术发展。在这篇文章的另外一处，汪曾祺说：“永玉是有丰富的生活的，他自己从小到大的经历都是我们无法梦见的故事，他的特殊的好‘记性’，他的对事物的多情的，过目不忘的感受，是他的不竭的创作的源泉。”黄永玉后来的绘画与文学创作，恰恰生动而丰富地诠释汪曾祺的这一见解。

多年之后，一九七四年发生了“黑画事件”。大约三十年后，万万没有想到，文中所提及的涉及“黑画事件”的批示原件，竟然在二〇〇八年的春天浮出了水面，并令不少收藏爱好者眼睛一亮。蛛丝马迹，机缘巧合，最终它凑巧落在我的手中。

薄薄一页纸，分量何其沉重！

于会泳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写给姚文元的一封信，在上面先后做批示的依次为姚文元、张春桥、江青。于会泳用的是一页“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办公室”的红头白底信笺，不知为何没有用“文化组”的公文信笺，也许因为文化组是临时部门，当时尚无信笺。

收到于会泳的请示后，姚文元并没有马上批复，而是拖了两周之后，才于四月十二日作出批示，并送呈张春桥和江青。姚文元批示用铅笔而写，由上而下，在空白处随意写来，布局颇不规范。批示如下：

关于批判一批“黑画”的文章，在我这里压了一些时候。主要考虑到：这类“画”如一批判，在国外肯定身价倍增，可以卖更多的钱，且画较形象，易被敌人利用造谣污蔑我。因此想了两个方案：（一）在北京日报上发，不转载；（二），暂不发表，待在某一时候正面介绍我社会主义艺术成就时有一个部分提到这些毒草。那个方案较妥，请春桥、江青同志阅批！

姚文元12/4

两天之后，四月十四日，张春桥做出批示：

我倾向暂不发表，先在内部批，待适当的时候再讲。请酌。

春桥 四月十四

一天之后，四月十五日，江青最后做出批示：

同意春桥同志的意见。

1974.4.15

读了这些批示，“初澜”文章之所以“夭折”之谜，应该说终于水落石出了。

写好《传奇黄永玉》一书，我将此封信呈送黄永玉先生——他是“黑画事件”当事人，由他收藏此文献，有着特殊的意义。

认识黄永玉先生已经好多年了。

黄先生今年九十六岁了，记忆力之强，对人名、地名的理解，如数家珍。这些年，黄先生一直在写自己一生跌宕起伏的故事。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写作需要灵敏的感觉。这些灵敏的感觉，使黄永玉先生成为一个真正传奇！

正因为如此，汪曾祺在一九四七年七月写给沈从文的信里才会说：黄永玉是个小天才！

2019年12月，写于北京看云斋

-End- 编辑：周子晗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八年》| 黄永玉 | 人民文学出版社点击图片 购买《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八年》
《八年》是黄永玉先生创作的系列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第二部。第一部《朱雀城》描绘了多民族文化交融的边城风俗图画，《八年》则细致地展开了东南沿海及腹地浓郁的生活样貌。 因朱雀家中生计日蹙，十二岁的张序子被迫离开故乡，辗转到厦门集美求学。在这海滨邹鲁，序子见识到别样的文明。《八年》循着序子的足迹，浓墨重彩描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东南地区教育、人文、艺术活动及民间生活的生动图景，刻画出一群风流儒雅的文人和风华正茂的青年的肖像。 历经整个抗战：八年炮火的催迫，八年闽赣地方深厚文明的温养。自带朱雀人的强悍基因、古椿书屋的文化密传，从少年到青年，序子由时代和生活紧紧裹挟着，一天天成为了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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