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二十年后才被取出的弹片，见证了一场被载入史册的“小长征”

1931年2月5日下午，冷雨纷飞，在韶关、乐昌之间的杨溪渡口，红七军和已经并入红七军的红八军余部，在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的率领下强渡乐昌河（武江）。前军刚过渡口，敌军已尾随而至，将部队拦腰截断为河东、河西两部分。

生死存亡之际，邓小平、李明瑞带着已经过河的红五十五团和红五十八团两个营与敌军展开血战，并急令尚不知情的张云逸率河西的红五十八团一个营和特务连等军部直属队停止渡河立即突围——这就是被载入党史的乐昌河强渡战。

激战中，一发迫击炮弹落在军部特务连中，指导员吴西被弹片击中右腿，连长李天佑把吴西从火线上抢了出来，一口气撤了30里才摆脱敌人。为了不拖累大部队，吴西和一部分重伤员就地留在乳源县隐蔽养伤。

没等伤势痊愈，吴西就拿着一副碗筷，拖着伤腿，一边乞讨，一边追寻部队。那时的他并不知道，这条路到底有多么漫长。

1985年2月1日，龙州起义纪念馆在龙州县城成立，以纪念龙州起义，创建红八军，建立左江革命根据地等红色历史。 （记者 林声远 摄）

翻山越岭、忍饥挨饿，困了就钻进老乡家的鸡窝里睡一觉，先后当过筑路工人、煤矿工人，跟着红军留下的传单和天上敌人侦察的飞机，辗转一年之久，才在粤赣边找到了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

又过了四年，吴西已经跟随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在保安县（今志丹县）执行任务之际，才终于见到久违的老首长张云逸，完成了跨越五年的“归队”。而此时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李明瑞等许多战友都早已牺牲。

至于那块打进吴西右腿的弹片，则一直到二十年后才被取出。

乐昌河边，雨中匆匆一别，红色的火焰似乎被狂风骤雨吹散，然而红旗不倒，两千将士或辗转万里，或慨然赴死，革命之火在万千余烬中奋然重生——这就是革命，这就是从龙州走出的红八军。

一次次陷入绝境，一次次拼死突围——在乐业会师前转战七千里，在乐业会师后并入红七军，又一次转战七千里投奔中央苏区，历经大小战斗上百次，无数英雄血洒长路，完成了一场被载入史册的“小长征”。

散是满天星，聚是一团火。无数像吴西一样衣着褴褛的身影，在漫漫长夜中燃烧着、怒吼着，他们让历史记住了龙州，为国家带来光明，为人民创立伟业。

群众前往龙州起义纪念馆，学习、纪念龙州起义。

中越边境上的城

乐昌血战并不是红八军将士第一次身临绝境，从龙州起义之初，这支队伍就历尽磨难。

1930年2月1日，在李明瑞、俞作豫的带领下，广西警备第5大队和龙州工人赤卫队、农民赤卫队共2000余人，在龙州举行武装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化名邓斌）兼任政治委员，李明瑞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

龙州，位于祖国西南边陲，扼守桂西南与越南边防一线，水路交通东达珠江，西至越南境内，地理位置极为关键。1885年的中法战争后，根据《中法新约》，龙州开埠通商，成为广西最早的对外通商口岸，素有“边陲重镇”“小香港”之称。

其时龙州实际上已经沦为法国的殖民地，就连通行的货币也是“法光”（即法国银币）。本地土司等封建势力仍然十分顽固，一些地方甚至还有奴隶制残存。再加上土匪、军阀等各种反动势力，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境况极为凄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龙州起义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领导的唯一一次高举反帝旗帜的起义。中国人的硬骨头、永不磨灭的斗争意识，在这一次武装起义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黄子林（左一）是在龙州县上龙乡上龙村村民，其爷爷黄庭熙是红八军战士。在红八军在经过村子休整期间，李明瑞、张云逸、俞作豫三人曾在黄庭熙的家里居住。图为黄子林指认住所。

1930年2月12日，龙州起义爆发仅十一天，红八军政治部就用中、英、法三种文字通电《为法帝国主义驻龙州领事馆无理照会告全国民众书》，宣告：“中国人民在中国境内谋解放运动不受任何帝国主义干涉！”2月19日，左江革委会在龙州县城召开万人群众大会，将法国驻龙州领事馆嘉德夫妇、海关法国税务司彦格里及法国神父驱逐出中国国境。

革命烈火让法国人惊恐万分，派飞机入侵左江领空进行武装挑衅。红八军官兵不畏强暴，用步枪、机枪向敌机反击，击落了其中一架飞机，最后坠毁于宁明县垌棉乡境内。这是中国红军第一次击落入侵我国领空的帝国主义飞机。

龙州反帝运动震惊中外，中共中央社论《赤色的龙州》高度评价这场运动：“在数天内的政权，他已经做了国民党军阀政府数十年所不能做、所不敢做——不是，实在是所不愿做的事。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之反帝国主义政纲，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将有非常伟大的历史意义。”

不仅如此，轰轰烈烈的龙州起义直接影响促进了越南的抗法复国斗争，龙州实际成为了越南抗法复国革命的海外重要基地。

1929年邓小平受中共中央委派到南宁领导广西革命工作，当时就与在南宁中山路的越共联络站取得联系。龙州起义前夕，俞作豫、何世昌等领导人组织开展起义前的各种宣传发动活动，当时在龙州的越南革命者积极参加，在红八军修械所以工人身份为掩护的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委员黄文树以及其他越南革命者直接参加了龙州起义。

1930年2月1日，龙州胜利起义当日颁布的《中国红军第八军目前实施政纲》第四条明确提出：“与安南革命群众及革命政党亲密联系，帮助安南民主革命运动。”1930年3月12日中共中央在发布的《中共中央紧急通知（九十二号）》中写道：“（龙州起义）其影响所及，不仅使西南半壁的反动统治极具动摇，而且直接促进了安南革命运动。”

位于龙州县城的红八军军部旧址，是广西左江地区革命斗争和军事行动的指挥枢纽，邓小平于1930年前后在大楼前亲手栽下两株柏树。 如今，柏树生长得越发繁茂。

龙州起义期间，下冻那造屯的农其振加入当地的农民赤卫军，红八军撤离龙州后，按照上级命令，农其振“潜伏下来，等候时机”。不久他当上了乡长，利用职务便利，暗中为党组织工作。越南共产党的同志联系上农其振，把他的家作为隐蔽的秘密联络点，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就曾多次住在农其振家里，两人关系极为亲密，结为拜把兄弟，胡志明称他为“哥大头”。这期间，胡志明曾遭遇国民党军警的搜捕，在农其振等人的巧妙掩护下，一次次化险为夷，躲过了国民党军警的搜捕。

农其振有五个儿子，因为彼此深厚的情感，终身未婚的胡志明把他五个孩子中的农子东、农子洲收为义子，并托付周文晋上将亲自抚养成人，农子东更名为“周明”，现定居在越南谅山。

越南建国后，胡志明和其他越南革命者，为了感谢龙州人民对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曾于1959年、1960年和1972年，邀请农其振和妻子苏翠福等老朋友访问越南。

龙州铁桥上的血

风雷骤变，英雄喋血。

1930年3月20日，龙州军民正在新填地广场举行何建南烈士追悼大会。军部电台台长何炳南叛变通敌，向国民党桂系军阀泄露红八军主力分兵各县游击剿匪，龙州城防空虚的情报。敌军4000多兵力偷袭龙州。当时驻城的只有红八军军部机关、二纵队两营和左江赤卫大队千余人，因众寡悬殊，被迫弃城南撤，作为南北两岸唯一通道的铁桥成为双方殊死争夺的焦点。

在龙州县有一条古龙州对外联系的马帮小道。如今，这条小道被村民称为“红军路”。

军参谋长、第二纵队队长、共产党员宛旦平亲自带领一个连扼守桥头。这个只有三十岁的年轻人来自湖南，在参加学生运动过程中结识了毛泽东、何叔衡、夏明翰等共产党人，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就读黄埔军校二期，先后参加北伐东征、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是一位久经战阵的军事指挥员。

和宛旦平一起冲上龙州铁桥的严敏是个文弱书生，时任红八军第一路游击纵队政治部主任、中共左江委员会书记，只有二十八岁，入党不过五年时间。面对强敌，这位长期从事党务工作的干部却无比英勇，从左县率领农民赤卫军一个营赶到战场，亲赴火线。

太阳升起又落下，英雄们一个个倒在暮色中。宛旦平、严敏等四百多位指战员牺牲在龙州铁桥，坚守黄家祠的红军黄奇连全部壮烈牺牲，从下冻回救龙州的军政学校学员大队亦大部牺牲，龙州起义失败。

1978年，龙州县人民政府立碑纪念“铁桥之战”。1985年，原红八军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吴西赋诗一首：“铁桥鏖战震天罡，鲜血群英洒左江，滋润木棉根底壮，春来红艳满南疆。”

江华路上的雪

吴西率领一营战士参加了铁桥血战，其后红八军第二纵队纵队长叛变，部队相继离散，吴西和一批政工干部根据组织决定，辗转前往香港。

然而红八军第一纵队仍然在高举红旗，在参谋长袁也烈的带领下，转战中越边境，从云南到贵州再回到广西，经过八个月的艰苦磨难，行程七千余里，终于在乐业和红七军成功会师。此后红八军正式并入红七军，开始了一段新的征程。

同样无法割舍红色情怀的吴西，也在不久之后手持尖顶斗笠和白色的土制手巾，装扮成牛贩子护送中央代表邓岗，从香港辗转至广西找到了红七军。

红八军军部旧址一角。

邓岗带来了当时受“左”倾主义影响的错误决定，命令红七军离开广西北上作战。就这样，原红八军将士几乎是马不停蹄，又一次踏上征程。

1930年11月，红七军集中整编，北上作战，先后攻四把，占长安，战武冈，虽然打得英勇顽强，却因敌众我寡，节节失利，一直没能突破敌人的封锁线，更不用说攻克一座大城市。因为离开了根据地，没有战略后方的支撑，红七军已由1万余人减至不足4000人了。全州会议后，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等领导人毅然决定，放弃执行攻打大城市的冒险计划，迅速奔赴粤赣边与中央红军会合。

山高路远、敌军重围——这注定是一段悲壮的征程。红七军离开全州，经桂湘边界的永安关进入湖南，翻越都庞岭，抵达湖南南部的道州。此时湖南的天气已经非常寒冷。因为远离根据地，部队在道州驻扎两天，没能筹措到粮饷，也没能解决部队御寒衣物的问题。追兵已经迫近，前委决定立刻向南边的江华转移。

1931年1月8日晚间，红八军由道县急行军往江华瑶乡方向进发。天上寒风呼啸，南方的冻雨劈头盖脸浇下来，下半夜突然变成了鹅毛大雪，实为百年一遇的寒冷！饥饿、风寒、恐慌、伤病、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在道县前往江华瑶乡的区区50公里路途上，来自广西的战士们身着单衣、草鞋，甚至有的还打着赤脚，顶风冒雪地走着。

晚年的吴西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回忆当时的场景：“红军出发时还是穿着单衣、草鞋，这时天气已经转冷，大雪纷飞。战士冻得周身发紫，手脚麻木。有的战士走不动了，坐在路边就再也起不来了……”说着说着就忍不住老泪纵横。

江华路上，冻死、病死的红军将士达到80多人。

风雪江华路，死去的战友们点燃自己，为活着的人们指明道路。红七军攻下江华县城后，继而转战勾挂岭，进江华大圩镇，入桂岭。

到了1931年2月初，红七军已经抵达粤北，距离中央红军越来越近，敌人的围堵也越来越疯狂。就在乐昌河强渡战前两天，乳源县梅花村，红七军三面被围，共消灭敌军1000余人，红军共损失700多人，其中三分之二是干部。红七军前委委员，红七军第一纵队司令，二十师师长李谦指挥部队打退了国民党军7次冲锋，这个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年轻人被子弹打穿腹部，肠子流了出来，他跟赶来搀扶的警卫员大吼一声：“别管我！快冲出去！”最后壮烈牺牲。

对于此战，邓小平在《七军工作报告》中难掩痛心之情：“结果经过五小时的最激烈的作战，我们不能不失败了。此次作战的损失为向来未有，重要的干部如李谦、章键等皆死，鹤村、振武、李显等皆伤，全军干部损失过半，真令人痛哭。”

曾带领红八军余部转战中越边境的袁也烈（袁振武）倒下了，重伤之后被送往上海养伤，同年在上海被捕，1934年刑满，因拒绝写悔过书，被送进苏州反省院，直至1935年才被释放。

两天后吴西也倒在了乐昌河边，因伤离队就地隐蔽，此后一路乞讨寻找部队。

七千余里的漫漫征程，哪怕是敌人也没有想到，这样一支几乎要被打散的部队，居然始终没有垮掉。无论饥寒交迫、孤立无援、疲惫甚至死亡，都不能让他们彻底灭亡。

究竟是什么给了这些衣衫褴褛的战士们强大的力量呢？

吴西受伤之后，被安排到当地一位老大娘家中养病。吴西发现，大娘每天给他煮干饭吃，自己却悄悄吃白薯和南瓜汤。为了给吴西增强营养，大娘把家里准备换盐的鸡蛋也煮给吴西吃了。

宁肯自己吃苦，也不愿苦了部队的百姓。

2016年，永州市地方志协会在江华县蔚竹口乡调查时，发现了一批当年红七军五十五团过境遗留的历史文物——部队进入磨刀村，住在村民曾广仁爷爷家的杂房、堂屋与屋檐下，执行纪律，秋毫不犯。走时留下烧开水的吊铜壶、行军锅、铜脸盆、红军刀及德国制的马灯。

连自己都吃不饱、穿不暖的部队，仍然深爱着人民。

这就是红八军将士走出龙州，辗转万里，无论任何苦难危机，都不曾被消灭的秘密，这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秘密，这就是我们党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秘密。

乐昌强渡战后，4月上旬，李明瑞与张云逸在江西永新胜利会合。7月下旬，部队渡过赣江，胜利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雩都县桥头镇，与中央红军会师。

毛泽东、朱德高度评价了红七军的这次“小长征”，并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向红七军授予了“转战千里”和“千里来龙”的锦旗。

从此，红七军、红八军编入中央红军——浴火重生，星火燎原。

(记者 陈津远/文 林声远/图 李家州/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