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自古繁华，唐代时，大诗人白居易就发出“能不忆江南？”的感叹。自五代始，江南就已经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富庶甲于天下。
相应的，江南也就成了税赋重地，北宋时，据史籍记载，“国家根本，仰给东南。”当时广东、福建地区开发尚有限，这里的“东南”指的就是江南。到明朝时，江南税赋进一步加重。至清朝，江南的税赋已经重到了惊人的程度。
据明初资料记载，洪武二十六年，江南八府（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应天、嘉兴、湖州、杭州，即今天的苏南和浙北）征收米麦合计686万担，占全国总税粮的23.3%。各府中又以苏州为最，苏州一府交纳的税粮将近全国的十分之一。
摊到每亩地，江南的赋税水平同样惊人，亩均税粮为0.143担，是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倍还多。而苏州的亩均税粮依然最高，达到0.285担，是全国平均水平的近9倍。
明朝迁都北京后，为了供给在京的庞大人口以及北方防线的几十万边防军，除了税粮之外，江南地区每年还要负责输送漕粮近200万担，古代运输成本极高，千里运粮，途中消耗的粮食可达实际运量的数倍以上，而这部分运输成本，也同样由江南地区承担。如此，每年在江南地区征收的漕粮可能达千万担之巨。
为确保赋税的有效征收，明清规定，江南出身的官吏不得在掌管赋税的户部任职。江南地区的地方长官也一般由朝中重臣来担任。
如此惊人的赋税，明清时的江南人民不堪重负，生活愈加困苦，“卖屋者有之，卖田者有之，卖牛者有之，卖子女者有之。”很多底层佃户只能向江西、湖广等地逃亡。
康熙二十三年，康熙皇帝下江南，在亲见了江南农民的贫穷后，颇多感慨，表示：“朕向闻江南财赋之地，今观市镇通衢，似觉充盈，其乡村之饶，人情之朴，不及北方。”在康熙眼里，江南农民的生活水平已经不如北方。
回京后，他又告诫赴任江南的官员，“向闻江南富饶，朕亲历其地，见百姓颇多贫困，尔至彼处，当以爱养民生为要。”话虽这么说，税赋还是要照旧交的。
然而，“重赋”于江南也并非全无益处。
一方面，重赋促进了江南地区的开发。为缴纳赋税，江南人民穷尽一切手段扩大粮食生产，兴修水利，托荒垦殖，精耕细作，江南地区的开发程度可以说达到了农业社会的极限。
以笔者家乡的练湖为例。宋元时还是周四十里的大湖，日出时烟波浩渺，日暮时渔舟唱晚，颇有太湖气象。明初，沿湖居民开始填湖垦殖，至清初，湖面已基本消失。直至上世纪，才因为辟作农场而恢复了少许水面。
另一方面，重赋促进了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赋税既重，江南人民不得不“兼职”从事其他产业。徐光启记载，江南地区农户普遍配有机杼从事棉布生产，明中期，江南已是全国的棉纺织中心。另外，朝廷的三个织造府（江宁织造府、苏州织造府、杭州织造府）都位于江南，江南当时也是世界的丝绸产业中心。
有位脸颇大的知名媒体人曾说，无论经历多大的苦难，只要有几十年的和平环境，江南就能发展成全国的经济中心，因为那里有全世界最勤奋的人民。
江南人的勤奋，恐怕相当程度上是历代的重赋锤炼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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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范金民：明清江南重赋问题述论
2.刘彩萍：清初江南赋税问题探析——以“哭庙案”与“奏销案”为例
3.《丹阳县志》
（本文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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