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城来的知青院士

　　从1992年至今，上海知青、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国屏记了306本工作日记，在最近的日记中，未来22天的日程都排满了。在学生们的眼里，今年71岁的赵老师是那种叫做岩燕的鸟，无休无止地在空中飞翔。

　　1973年4月25日，人民日报的一则报道《我们这一代青年人》，使蒙城县朱集生产队的八位知青声名远播，成为全国知青的样板，其中的两位带头人，就是后来结为伉俪的赵国屏和俞自由。

　　1

　　从公平抓起

　　赵国屏所在的1967届高中仍有毕业分配。但是那时赵国屏却一心想去农村。他的父亲赵祖康在国民党溃退时当过四天上海市代理市长，赵国屏因此被打上了“伪官吏出身”的印记，这使得他特别想要离开，更重要的是，下乡与实现他的梦想有关。

　　赵国屏："第一条就是我本来就喜欢生物，这从小下了这么一个决心。当时的梦想就是要考北大生物系。想来想去，如果还要搞生物的话，那么只有去农村。"

　　
不久，赵国屏和知青们怀着战天斗地的豪情，遵循“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最高指示来到蒙城朱集生产队。

　　蒙城县地处安徽淮北平原，千年以来，黄河多次夺淮入海，洪水泛滥，加上战乱频繁，让这块土地极为贫瘠和穷困，人称“安徽的西伯利亚”。赵国屏他们在走家串户向农户学习的过程中，发现了经济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朱集生产队共120多人，分为4个姓氏，每个姓氏之间矛盾根深蒂固，而且因为沾亲带故的关系，凡事没有做到一碗水端平。当干部的多吃多拿，对亲戚又收不上帐，所以生产搞不上去，副业也办不起来。

　　赵国屏等三名年长的高中生成为八名知青的领导核心。其中俞自由出身工人家庭，出身好，有组织能力，在学校就是红卫兵的首领。她被推选为团小组组长。团小组决定从办事公平抓起。

　　绝不偏袒，行事公平的作风，使知青赢得了老乡们的信任。朱集生产大队的生产蒸蒸日上，豆腐坊、油坊、砖瓦坊，酱色坊，粉坊等副业办得红红火火。在淮北农村，一个以俞自由、赵国屏为领导核心的知青集体户崭露头角。不久之后，朱集的知青们被推向了更加重要的位置。

　　2

　　我们的知青劳模

　　1974年12月20日，上海《文汇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通讯《胸怀大目标建设新农村奋斗一辈子》，颂扬朱集知青过去六年的努力，并在第三版整版刊发了赵国屏撰写的未来六年规划。

　　喜爱生物的赵国屏，一心想用生物知识改变农村。开春，赵国屏便开始了他的杂交玉米制种实验。他拿着一根草绳，在地里丈量，种子还没种下，地已经踩结实了。第一次种玉米实验受挫，赵国屏静下心来向农民学习，他感佩农民在生产中积累的经验和智慧。

　　赵国屏："我现在跟学生说，我这一辈子学对照的第一个老师是个一个字都不认识的农民。"如今赵国屏带研究生，首要的一条，就是不断纠正他们在对照实验中这类频繁出现的错误。

　　1976年，从安徽农大毕业的知青朱军来到朱集，帮助赵国屏组建了农科队。农科队将南非高粱育种成适合淮北的高梁，引进高产的美国棉花和大豆与当地品种杂交，并选育玉米和高粱远缘杂交后代，还超前试验了杂交小麦。赵国屏也在玉米良种选育上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芦沟之上横跨着崭新的水坝，是去年将知青们修建的旧水坝推倒后重建的。当年，赵国屏带领着知青们修筑水坝后，七十亩旱地成功地改种水稻，实现了亩产将近千斤。为水坝修建绘制地形图、设计桥梁的知青王东风，也成为《文汇报》报道中的典型。

　　赵国屏和俞自由不曾预料到，数年后，他们都选择了离去。

　　1978年高考招生，复旦大学在安徽只招生两人，赵国屏如愿考上了复旦生物系。王东风也以阜阳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罗芸则考入了安徽劳动大学农学系。不久，而立之年的赵国屏离开了他守望了十年的蒙城，从此洗脚上田，回归曾经渴望，也曾经放弃的学术深造道路。七年后，在天长县任副县长的俞自由也设法脱离了政界，跟随赵国屏的脚步，远渡重洋求学。

　　3

　　无尽的生命追寻

　　44岁那年，赵国屏从美国普度大学生物化学专业学成归国，向国际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研究的前沿进军，推动着合成生物学的发展。1999年，身为中科院上海生物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的赵国屏，在“知天命”之年“一夜转行”。当时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通过DNA测序的方法，绘制人类基因组图谱，为研究疾病健康和基因遗传的关系探寻密钥。中国承担了完成人类基因组1%的测序和识别人类表达基因的1%的任务。1998年10月，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成立，赵国屏担任理事。

　　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研究工作，在中国仍是一个空白的领域，赵国屏明白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十年的知青经历教会了他要有舍我其谁的担当。

　　经过多年的努力，赵国屏和同事们在浦东建立了一个从基因组到新药研发的体系。2003年，另一个挑战毫无征兆地摆在他面前。非典型肺炎在中国广东顺德首发，扩散至东南亚乃至全球。从来没有做过病毒和流行病学研究的赵国屏，再次临危受命。

　　当时，国际上有声音认为SARS在中国首发，中国却没有自己的研究。赵国屏再次当仁不让地踏入了分子流行病学领域，他冒险南下疫区广东寻找一线样本数据和传染链，率领着来自各地的60多位工作人员，研究SARS病毒的基因型能与相关的传播链对应，研究工作争分夺秒。

　　中国的SARS研究论文于美国东部时间2004年1月29日在《Science》上发表。SARS的变异和传播规律，从研究到发表，只用了八个月。

　　这一科研成果为人类今后预防、诊断、治疗等直接或间接地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多学科研究提供了最新的方法学范例。2005年，赵国屏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以肯定他在科学技术领域作出的系统的、创造性的成就和重大贡献。

　　期间，在美国获得农经系博士学位的俞自由，在香港岭南大学管理学院教书育人十二年，并两度担任亚太风险和保险学会主席，推动了中国保险学界与国际同行的合作。夫妻俩难得相聚的时候，俞自由总是安排休闲活动，为赵国屏调剂忙碌的工作状态。

　　2009年，俞自由被查出罹患肺癌晚期。

　　数月中，62岁的赵国屏白天陪护妻子，上半夜不放弃一线希望地寻找和比对治疗方案。下半夜修改不容停滞的学术论文。在妻子生命的最后一个月里，赵国屏每天睡眠不超过两个小时。2010年4月，俞自由病逝。过度悲伤的赵国屏留院治疗，做了心脏搭桥手术。手术苏醒后不久，他就召集学生们，在病房开始了工作。在所有他展开了前沿科研的领域，他仍然以厚积薄发的学术视野不懈地指引着航向，甚至推动着科技向现实的转化。

　　赵国屏：“俞自由走了以后特别忙。她在的时候还稍微好一点，她是一个刹车，有些事情可以帮我刹一刹，这个她走了以后，刹不了了。”

　　他是71岁的知青中科院院士，她是蒙城知青中的县委副书记，他们曾经矢志留下，却又携手远渡重洋。我们一起走过——《蒙城来的知青院士》，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

　　编导：李杰

　　编辑：林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