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楚炎：杨执中原型人物考论

杨允（字执中）是《儒林外史》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从第九回在二娄公子和邹吉甫的谈话中被提起，一直到第十三回退场，在近五回的篇幅中都有杨执中的出现。

清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

从人物塑造的角度来看，身为名士的杨执中是书中性格鲜明的一个人物，并在全书中担当了某些“极重要的讽刺主题”[1]，他也因此受到学界的颇多关注。

与此同时，杨执中又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2]，有人将其视为欺世盗名、品行恶劣之人，却也有论者认为他是“一个正派耿直读书人”，并“保持着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和节操”[3]，看似性格鲜明的杨执中似乎又是一个模棱两可、难以确评的人物。

事实上，便如小说中的诸多人物一样，杨执中也是在原型的基础上塑造而成的小说人物，杨执中之所以会有如此鲜明的状貌，同时又展现出种种矛盾的特性，既与作者吴敬梓对其的塑造方式相关，也与杨执中的原型人物有着密切的关联，而这一原型就在作者吴敬梓的交游圈中。

本文便通过对于杨执中原型人物的考论，梳理这一人物与小说相关的生平、性格等人生面相，并以此为基础探讨杨执中这一人物的形塑过程及其叙事意义。

1、杨执中原型人物考

卢见曾编《国朝山左诗钞》

乾隆五年（1740），曾任两淮盐运使的卢见曾被遣戍塞外边地的军台效力，临行之前，士人高凤翰等人绘了一幅《雅雨山人出塞图》为卢见曾送行，有近二十位士人为此图题诗[4]。

在这些诗作中，便有吴敬梓所写的《奉题雅雨大公祖出塞图》一诗。在参与题诗的士人里不乏吴敬梓的好友如程梦星、周榘、江昱等，此外，季苇萧的原型李葂也在题诗者之列，如果再算上被学界视为荀玫原型的卢见曾，这次题诗活动及其相关士人对于考察吴敬梓的交游以及小说创作有着不可小觑的意义。

在诸多的题诗者中，有一个值得特别加以注意的人物，此人便是王藻。

王藻（1693—？），字载扬（有时也写作载飏或载阳），号梅沜，苏州府吴江县平望镇人。

在《儒林外史》中，杨执中不仅参加了二娄公子所办的莺脰湖之会，同时也是莺脰湖众名士中的重要一员。而王藻就住在莺脰湖之滨，在其诗中有“我家莺脰湖边住，也与渔樵唤弟兄”[5]之语，其诗集也便名曰“莺脰湖庄诗集”[6]。

在客居在外之时，王藻常常以“莺脰湖”来寄托家乡之思：“因忆莺脰别来久，几时婀娜挂轻帆”、“故里莺脰水，竞渡应喧腾”[7]。

莺脰湖

也正因为这一原因，他的知交好友往往将莺脰湖视为等同于王藻的一个诗歌意象。

在其至交鲍鉁的《道腴堂诗稿》及《道腴堂诗续》中，有五十余首诗都与王藻有关，而在结识王藻之初，“莺脰湖”则几乎是鲍鉁在写及王藻时的诗中必用之语：“莺脰湖边客，扁舟肯乐群”[8]、“莺脰湖头别，相思漫五年”[9]、“若论吴江后来秀，绿波莺脰渺无津”[10]、“京洛偶游戏，遄归莺脰湖”[11]、“早闻莺脰好湖光，倚重青杨与白杨”[12]。

在王藻其他友人的诗文作品中，莺脰湖同样是可以与王藻等同的文化符号：“淼淼春波碧，千秋莺脰湖”[13]、“何当与子莺湖曲，雨笠烟簔一钓丝”[14]、“凉生白纻虎丘寺，响入绿蓑莺脰湖”[15]、“山光泼虎邱，湖色灔莺脰”[16]、“高坐暖风迟日里，知子燕塞忆莺湖”[17]。

从这些诗作可以看到，在友朋的眼中，王藻与莺脰湖之间几乎是难分彼此的：非但提起王藻便要说及莺脰湖，由于王藻在诗坛的声名，在当时的语境中，当说到莺脰湖的时候，王藻也几乎是首先会被勾连起来的诗人。

两者之间的这种紧密关联甚至也一直延续到王藻逝世多年之后，当有士人来到莺脰湖时，首先想起的仍然是王藻：“乌摇烟下荻塘，荻花萧瑟水风凉。生怜鹿野联吟者，寂莫人间王载扬”[18]。

莺脰湖

在《儒林外史》中，杨执中是生意人出身，曾在盐店中担任“管事先生”[19]之职，这也是官府的公文中为何会称其为“商人杨执中”[20]的原因所在。而王藻原本也是一个“商人”，据袁枚《随园诗话》，王藻曾“贩米为业”[21]。

杨执中是由于得到二娄公子的赏识和帮助，才从“商人杨执中”的身份及其带来的桎梏中摆脱出来，成为被相府延为上客的名士。王藻实现身份的蜕变也是因为有贵人相助：“吴兴沈编修树本见之叹为异才，招至家相与讲论，由是弃业读书，学益进”[22]。

在杨执中得到二娄公子知遇之恩的过程中，他写在一幅素纸上的七言绝句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不敢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正是看到了这首诗，二娄公子“不胜叹息，说道：‘这先生襟怀冲淡，其实可敬！’”[23]也便因此愈发坚定了要与之相识结交的念头。

而王藻得到沈树本的赏识也是因为他的诗作：“《偶题桃源图》云：‘相看何物同尘世，只有秦时月在天。’以此受知于沈翁（按：即沈树本）先生，四处揄扬，遂弃业读书。”[24]

《晚晴簃诗汇》所收王藻诗作

杨执中在小说中是一个“穷极的人”：不仅“家下一无所有，常日只好吃一餐粥”，甚至在除夕之夜也“到底没有柴米”。由于知道杨执中家中贫寒，为了在杨家接待来访的二娄公子，邹吉甫带去了酒肉、蔬菜，但却还是没有料到杨家竟然穷到连米都没有，最后仍是邹吉甫掏出银子才买来了米[25]。

如此一连数笔，小说将杨执中的贫寒写到了极处。王藻也是一介贫士，县志中便说“藻居平望，家贫”[26]，而其友朋的诗文也屡屡提及王藻的贫寒，诸如“载扬家故贫”[27]、“而幼孤长贫”[28]、“家无一棱田”[29]、“山田无半亩”[30]、“五月而披羊裘，三冬而衣皂褐”[31]等所指向的都是王藻的贫寒。

虽然几乎是一贫彻骨，但杨执中依然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兴趣。邹吉甫到他家时，“杨执中出来，手里捧着一个炉，拿一方帕子，在那里用力的擦”。据他自己所说，家中连过年的柴米都没有，可他还是拒绝了别人收购此炉的开价，除夕之夜“点了一枝蜡烛，把这炉摩弄了一夜，就过了年”。

明明是一家人早饭都吃不上，杨执中却仍然在“摩弄这炉，消遣日子”，并向邹吉甫夸耀道：“你看这上面包浆好颜色！”

便如评点者所说，通过这些描写，在杨执中乍一正式出场的时候，便写出了他的“呆气满纸”[32]，而将衣食之忧完全置之脑后，只是沉溺于赏鉴摩挲之中，杨执中对于此炉的癖好之深也充分地体现在这些细致的工笔描摹中。

《莺脰湖庄诗》

同样是“家本贫，衣食不足以赡”[33]，王藻在收藏方面却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他不仅“好蓄宋板书、青田石印章”[34]，而且“好载籍、笔墨、彝器、雕刻、玩弄之具，星罗于几席，以自为娱乐”[35]，甚至由于“性癖嗜文博具”，“辄便质衣买之”[36]，以至“恶衣粝食，冬寒衣敝袍”，却依然“人多笑之而不悔”[37]。

除了对于炉的兴趣，“又好看的是个书”是杨执中另一个重要的特征：在盐店做管事时，杨执中“要便袖口内藏了一卷，随处坐着，拿出来看”；正是由于平时在店中“也只是垂帘看书”，“凭着这伙计胡三”，最后亏空了店中七百多银子，以至深陷囹圄；在出狱后，杨执中也不细究是谁救了他，只想着“且下乡家去，照旧看书”[38]。

在好看书这点上，王藻也同样如此，不止是府志中称其“好读名人诗集”[39]，“性耽书好学，每得一编辄宝爱之，摩挲不忍释手”[40]、“顾好读书”[41]、“博涉书史”[42]、“此郎与物百不谐，只有缥缃动颜色。半生舟楫兼蹏轮，兔园册子皆随身”[43]，由上述诗文可见，耽于读书也几乎是友人在谈及王藻时的共同评价。

乾隆四年的除夕之夜，王藻客居好友鲍鉁的官署并向之借阅《蓉槎蠡说》一书，鲍鉁为此写了一首绝句送给王藻，其中有“利锁名缰天下是，几人除夕借书看”[44]之语，从中既可看出王藻的好读书，在杨执中除夕之夜摩弄那炉与王藻除夕之夜借书看两幅画面之间也产生了微妙的关联。

鲍鉁《送蓉槎蠡说与王梅沜附一绝句》、《赠王梅沜兼怀金寿门张玉川二首》，《道腴堂诗稿》卷二十六。

便是由于在收藏与读书方面异于常人的这些癖好，在盐店中人看来杨执中是一个“老阿呆”，权勿用也说“杨执中是个呆子”，小说评点者亦将其称为“杨阿呆”，小说作者则通过叙述将“古貌古心”[45]作为对于杨执中性情的概括。

“不随俗所尚”[46]也同样是王藻性情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面相。在刘大櫆所写的《王载扬诗集序》中有如下之语：“昔米芾作唐人冠服，违时异俗，人谓之颠，载扬亦似颠；倪瓒构云林之堂，置古鼎、尊罍、玉器、书画其中，人谓之迂，载扬亦似迂。”[47]张凤孙也称王藻“睹奇石而低头欲拜，癖差类于米颠；值穷途而破涕为懽，狂转加乎阮籍”[48]。

在别人眼中被视为颠、迂之人的米芾、倪瓒等在王藻看来却是值得效仿的先贤：“横幅新图仿昔贤，倪家迂与米家颠”[49]，而从刘大櫆和张凤孙的序言也可看出，王藻不仅是在自己的诗中表达了对于迂、颠的倾慕，在日常行事中也正是如此践行的。

在小说中，杨执中是贡生[50]。据府志所载，王藻业儒后则是“国子生”[51]，也便是监生，其友人张世进诗中所写的“白头王上舍，旅食又京华”[52]亦印证了这一点。贡生和监生的科名也相类。

事实上，非但吴敬梓与王藻都曾为《雅雨山人出塞图》题诗，两人之间还有许多共同的朋友：程梦星、程晋芳、团昇、卢见曾、江昱、商盘、王昆霞、李葂、严长明等人都既与王藻有诗歌唱和，同时也与吴敬梓有较为密切的交游。

卢见曾辑《雅雨堂丛书》

根据现有研究，在这些士人中，至少程梦星、卢见曾、商盘、王昆霞、李葂都被吴敬梓作为原型人物写入了《儒林外史》。这也就是说，王藻应该也在吴敬梓的交游圈中，并且与《儒林外史》原型人物士人群体有密切的关联。

而从以上对举可以看到，在杨执中和王藻之间存在着诸多的相类乃至相同之处：

杨执中故事里出现的莺脰湖在当时的诗坛语境中是与王藻关系密切的意象和符号；两人都是生意人出身；都是因为受到贵人的赏识才摆脱了原来的身份并成为名士；在两人被赏识的过程中，他们的诗作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两人都是穷极的寒士；对于收藏，两个人都有特殊的癖好；好读书则是他们共同的重要特征；两人都违时异俗，被旁人看作颠迂之辈；他们的科名贡生与监生也相仿佛。因此，小说里杨执中的原型人物应当就是王藻。

2、从原型人物到小说人物

在金和为《儒林外史》所做的跋中，当谈到原型人物的时候，曾说过“杨执中之姓汤” [53]，就此看来，这与金和所说的“武正字者程文也”、“荀玫之姓苟”等一样，都属讹误之语，而“汤”、“杨”两姓之间的形似或许是引发这一讹误的原由。

但从这一角度说，在原型人物王藻与小说人物杨执中之间也确有名姓的关联，杨执中的“杨”字应当就是从王载扬的“扬”字变化而来，这与庄绍光之“庄”来自程绵庄之“庄”手法相类。而小说中的一些具体叙述也与王藻的居所、轶事以及名号有关。

莺湖夜月

在小说中，杨执中的别号是“枫林拙叟”，从小说的叙述看，这一别号应来自杨执中家屋后的枫树：“屋后有两颗大枫树，经霜后，枫叶通红”[54]。

而结合其原型人物王藻来看，这一别号则另有来历。在王藻的诗集中有名为《王翬枫叶湖山二首》（其二）的诗作：“莺脰湖边鸭嘴船，湿银千顷霁蓝天。秋来看杀枫林好，我亦何输画里仙”[55]，或许“枫林拙叟”之号便来自王藻家乡莺脰湖边的枫林。

值得注意的是，在王藻与枫树之间，还另有一段渊源。

据《清诗别裁集》，沈树本曾写有《赠王载扬》一诗，其中有“谁知枫落吴江冷，未是崔郎压卷诗”之语，下有小注：“载扬少工诗，人无知者，翁见而赏之，遍告诗坛，名遂著。载扬，吴江人，故以枫落吴江冷为比”[56]。

“枫落吴江冷”是唐人崔信明的诗句，沈树本既是借用这一诗句褒扬王藻佳作颇多，同时也在诗作中巧妙地点出了王藻的籍贯“吴江”。正由于枫树与吴江的联系以及这一轶事，在其友人写给王藻的诗句中也往往会用到枫树的意象，例如“冷吟江上去，叶叶晚枫多”[57]、“余子栖幽野，怀人对晚枫”[58]、“集句临川偶然事，顿令枫冷忆吴江”[59]等诗句皆是如此。

因此，以“枫林拙叟”作为小说中杨执中的别号，或许也有着双重的用意：一方面是以枫树这一意象暗切杨执中的原型人物王藻乃吴江人，同时也将王藻曾受沈树本赏识之事蕴含在这一别号中。

清同治甲戌齐省堂刻本《儒林外史》

除了屋后的枫树，对于杨执中的家居，小说中也有一番颇为细致的描写，

面着一方小天井，有几树梅花，这几日天暖，开了两三枝。书房内满壁诗画，中间一副笺纸联，上写道：“嗅窗前寒梅数点，且任我俯仰以嬉；攀月中仙桂一枝，久让人婆娑而舞。”……谈到起更时候，一庭月色，照满书窗，梅花一枝枝如画在上面相似，两公子留连不忍相别。[60]

在这些叙述中，通过天井中开了三两枝的梅花、书房内有关寒梅的对联以及月光下照满书窗的梅花之影，小说将杨家的“清景可爱”[61]充分点染出来。引人注意的是，这一连串的点染所用到的都是梅花。

实际上，王藻的号“梅沜”中便有一个“梅”字，在其友人以及时人的诗文中，王梅沜也是比王藻抑或王载扬更为常见的称呼。因此，在杨执中的居所中一连串地使用梅花进行点染，与赋予杨执中“枫林拙叟”的别号正有异曲同工之处：即将原型人物王藻的个人信息潜藏在小说的相关叙述中，以这样的方式弥补原型人物与小说人物在姓名字号方面关联的简略。

换言之，在姓名字号方面，吴敬梓仅仅使用了与“扬”声同形近的“杨”，同时却又在小说的叙述中通过枫树与梅花，也包括上文所论及的莺脰湖，将原型人物王藻的籍贯、轶事、名号等个人信息暗蕴其中，这似乎显示出吴敬梓在创作上的某种矛盾心理：

《清诗别裁集》

他既不愿旁人轻易看出小说人物与原型人物之间的关联——这也是为何此前无人提及杨执中的原型便是王藻的原由所在，同时却又不断通过小说叙述在暗示乃至强化这一关联。而从这一看似矛盾的创作心理出发，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地去探寻杨执中这一人物的塑造过程及其在小说中的存在意义。

可以看到，杨执中的身份存在着隐约可见的矛盾：当其被邹吉甫初次提及的时候，说他是“生意出身”[62]，但此后在他的自我介绍中又说自己“当初无意中补得一个廪，乡试过十六、七次，并不能挂名榜末”[63]，乡试过十六、七次至少要花费五十年左右的时间，也便是说，杨执中少说也做了五十余年的秀才。

因此，在这一生意人出身与资深秀才之间显然是矛盾的。这种矛盾性也体现在官府的公文中：“商人杨执中（即杨允），累年在店不守本分”，“但查本人系廪生挨贡，不便追比，合详请褫革，以便严比”[64]，既说他是“商人”，同时却又说他是“廪生挨贡”也便是岁贡生，这两者之间显然也有抵牾。

表面看来，这种矛盾似乎可以得到解答：

申报馆刊本《儒林外史》

或许是杨执中一直就是秀才，后来迫于生计而做了管事；或许杨执中夸大了自己参加乡试的经历，考虑到获取乡试考试资格的艰难，“入乡场”本身也往往会被视为一种科名[65]，杨执中是用这样的方式夸饰自己的科举经历，这与小说中其他士人惯用的浮夸口吻是相一致的；又或许是盐店中人为了打赢官司，因此有意将“商人”的身份贯诸其实是岁贡的杨执中姓名之前，以达到更好的诉讼效果。

但无论如何解释，在生意人抑或商人与一个颇有资历的岁贡生之间，还是存在着难以抹平的参差。

就此而言，如果将其原型人物王藻代入，体现在杨执中身份上的参差也就易于索解了。如前所论，王藻原本贩米为业，在得到沈树本的赏识和褒扬之后，才弃业从儒。因此无论是邹吉甫所说的“生意出身”，还是官府公文中所说的“商人”对应的都是原型人物王藻本初的身份。

至于杨执中的廪生和贡生身份，包括乡试过十六七次的科举经历，则都是小说化的书写，也就是说，原型人物和小说化书写的合力造成了杨执中身份的矛盾。

《全图儒林外史》

而这一抵牾的产生也依然与吴敬梓看似矛盾的创作心理产生了微妙的勾连：杨执中的科举身份与科举经历遮掩了他的原型人物，而对于杨执中商人本初身份的保留却又暗示并强化了小说人物与原型人物之间的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依照吴敬梓的才能，应该完全有能力对于原型人物与小说化书写之间的参差不平进行细致的打磨，可吴敬梓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却通过上面所列举的情节与细节接二连三地在凸显这些参差不平。

这些参差在杨执中身上造成了一些显见的性格矛盾：杨执中曾痛骂家中的老妪，还“把老妪打了几个嘴巴，踢了几脚”，并且在和儿子杨老六的吵闹中“拿火叉赶着，一直打了出去”[66]，显现出在其他士人身上罕见的粗鄙市井的一面；但在和二娄公子交谈之中，却又显得温文尔雅、谈吐不俗，展现出高人雅士应有的状貌。

简单说来，可以认为粗鄙市井的一面其实指向的是王藻原本就是市井商贾，而高人雅士的一面对应的则是王藻改业后的身份。但吴敬梓不仅同时保留了两种身份映射下的性格，甚至还通过细致的书写衬显这两种性格之间的巨大差异，因此，仅从原型人物身份残留的角度去解释显然还不够全面。

事实上，保留在杨执中身上的这些参差不平可能并非人物塑造上的瑕疵，而恰是更为深入地理解这一人物的契机。

《莺脰湖庄诗集》

结合原型人物王藻，从身份的角度说，杨执中这一人物最特殊的地方还不在于其身份的矛盾，而在于“诗人”身份的缺失。

王藻是当时负有盛名的诗人，他“好为诗”[67]，“少即以声诗有闻于时”[68]，成名之后其诗作更是得到“杰出流辈”[69]的评价。友人称王藻“师资兼秀水（竹垞先生），宗派独新城（渔洋先生）”[70]、“或曰博洽似朱秀水，或曰超俊似王新城”[71]，诗风兼具朱彝尊与王渔洋两家之长，甚至能够承继并比肩两位诗坛宗师：

竹垞南淹，阮亭北逝；不知璧不并耀，骏不双驰。根断灵苑，秀擢江波。所谓长丽去而宛虹来，耀灵沦而望舒睇。夫固有继之者也。[72]

如前所论，王藻之所以成名，就是因为诗作得到了沈树本的赞赏，而此后更是“肆意汲古以诗名振起其家声”[73]。更为重要的是，不仅王藻的名声就来自于他的诗作，在“儒林”之中，诗人也是其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身份。

与他身周的朋友如厉鹗、全祖望、杭世骏等人不同，王藻在学术方面并不擅长，也没有留下相关的著作；而在时文方面，由于“不屑为科举之学”，王藻也无兴趣，只是“一意肆力于歌诗”[74]。王藻的才力几乎都凝聚在诗歌上，在世人的眼中他也就是一个诗人。

程晋芳《读莺脰湖集题赠王梅沜五首》（其二），《勉行堂诗集》卷七。

但在小说中，“诗人”这一王藻最为重要且几乎是唯一的儒林身份却没有出现在杨执中的身上。

在小说的叙述中，从来未曾以“诗人”称呼杨执中，也没有正面去叙述他作诗的景况，这与之后出现的西湖众名士赵雪斋、景兰江、浦墨卿等人的“高踞诗坛”[75]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似乎吴敬梓是用这样的方式刻意将诗人的身份从其身上隐去。

需要指出的是，吴敬梓对于杨执中诗人身份的遮掩其实并不彻底：在小说中还是记叙了杨执中所写的一首诗，这便是上文曾提及的那首打动二娄公子的绝句；此外，在看完这首诗之后鲁编修曾不屑地道：“只做这两句诗当得甚么？”[76]这两处细节似乎也隐约透露出杨执中的诗人身份。

但微妙的是，这首绝句并非杨执中所作，便如评点者所指出的，这首诗原本载于元末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是元人吕思诚在身为寒士时所写的一首七律的最后四句。

也便是说，杨执中“改七律为七绝”，将此诗“攘为己有”[77]，似乎他与此后出现的牛浦郎一样，别无所能，只会将旁人的诗据为己作。因此，这一隐秘的抄袭实则又消解了杨执中被隐约透露出来的诗人身份。

《雪桥诗话全编》

可尤为曲折之处在于，在遮掩和消解的同时，吴敬梓还通过其他的方式透露出杨执中与“诗人”之间的联系。

此前已有学者注意到，与绝大多数的中国古代小说不同，在小说的叙述中，《儒林外史》极少出现韵文，吴敬梓几乎“把诗词的数量压缩到最低限度”，“有许多情节明显应该有诗词，但他都一笔带过，或者换成了叙述描写”[78]。

就整部小说而言，这一论述正切中了《儒林外史》叙述方面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将整体而言极度压缩韵文的叙述特征与杨执中的故事叙述相对照，则为发现杨执中的故事颇为特殊。

除了上文一再提及的那首绝句，在杨执中的故事中还出现了另外两处韵文作品。

一处是杨执中家客座中挂的对联，“上写着：‘三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79]一处则是他书屋中的对联：“嗅窗前寒梅数点，且任我俯仰以嬉；攀月中仙桂一枝，久让人婆娑而舞。”[80]

在杨执中故事里密集出现的这三处韵文打破了小说的叙述习惯——因为在其他的故事中多连一处韵文也不可见，更不要说三处。即便是高踞诗坛的西湖名士，在他们的故事中也只出现了两句韵文：便是景兰江所念的“清明时节雨纷纷”以及从醉人支剑锋口中说出的“李太白宫锦夜行”。[81]

从叙述的角度看，显然很难解释这一现象。可倘若联系其原型人物王藻，杨执中故事里这三处突兀而起且密集出现的韵文便也不难理解了：或许他们所透露出的正是王藻的诗人身份。

袁枚《随园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在袁枚的《随园诗话》中有道：“征士王载扬，吟诗以对仗为工”[82]，因此，小说中特笔写出的这两处对联不仅是在透露王藻的诗人身份，或许也是在点出王藻写诗擅于对仗，这一用细笔描画的方式勾勒原型人物与小说人物之间关联的手法，也正与上文所论对于枫树与梅花的使用相一致。

可问题在于，与那首七言绝句一样，这两处对联或许仍不是杨执中所写。杨执中客座中的那副对联，评点者黄富民便直言：“对文系抄来者”[83]，书房中的对联，黄富民同样说“对文亦是抄来者”[84]。

一个以“对仗为工”著称的诗人，家中的对联却是抄自别人的成作，这不啻是对于诗人的一个辛辣讽刺，也是对于其诗人身份另一重更具力度的消解。

由以上所论可见，吴敬梓几乎是用欲语还休的婉曲手法在颇为别致地雕琢“诗人”杨执中，他一方面将来自原型人物王藻的诗人身份以及诗歌写作特长从杨执中身上隔绝开，另一方面又通过一反常规的三处韵文透露原型人物王藻所提供给小说人物的那层诗人底色，但与此同时他提供的这三处韵文却都存在著作权的疑惑，这些疑惑足以将杨执中诗人的底色消解于无形。

通过这一连串婉曲的塑造，更为确切地说杨执中的诗人身份不是缺失了，而是在一种明灭不定、模糊不清的状态中被悄然瓦解，读者很难用是或不是这样简单的标准去评判杨执中诗人身份的有无，但却能够透过那层暧昧不明的表象，触碰这一形象所传达的实质即所谓“诗人”身份的虚无和荒谬，相对于简单直接的否定抑或嘲讽，这种对于杨执中“诗人”身份的处理无疑更为精妙。

金福曾修、熊其英纂《吴江县续志》卷二十一，清光绪五年刻本。

因此，与其说是基于原型人物和小说人物的难以调和，吴敬梓只能对杨执中这一人物身上存在的参差不平视而不见，不如说吴敬梓有意保留了这些参差不平，并借助原型人物和小说人物之间似是而非的距离感塑造出了更具小说意义的人物形象。

借助于王藻这一原型人物，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一点。而从王藻的身份入手，杨执中这一人物的塑造命意还能得到一个更为全面的展示。

3、原型人物映射下的塑造命意

王藻原本出身米贩，在弃业为儒后，“甫就童子试，意若然不屑，遂舍帖括而独肆力于诗”[85]，但在“国家设科名以取天下之士”的科举时代，“至于诗，盖无所用之”[86]，自绝于八股制艺只擅长写诗的王藻显然无法通过科举成为仕宦。

乾隆元年诏举博学鸿词，王藻受到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孙国玺的举荐[87]。对于王藻而言，这当然是最接近人生显贵的一次良机，但“及廷试，又不与选”[88]，博学鸿词的举荐只是让王藻从“王布衣”变为了“王征君”，却依旧让他远离平步青云的梦想，他也因此在送给此次同样失意而归的厉鹗的诗中写道：“同是青冥铩羽身，我留君去转伤神。相看骨相俱屯薄，不似金绯队里人。”[89]

《莺脰湖庄诗集》

如前所说，王藻是监生，因其与贡、荫等途都无关联，这一监生应是通过捐纳的方式获得的，这应该也是他在科举无望且仕宦无路后的无奈选择。

据《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王藻“官国子监学正”[90]，但在王藻自己的诗集及其友朋的相关诗文中，却未曾提及这一职衔，或许王藻并未真正出任学正之职，即使王藻曾出任此职，一个正八品的国子监学正应当也很难满足王藻对于自己的人生期许。

也便是说，摆脱了原本商人身份的王藻期望能凭借自己的才学获得更好的社会地位，因此他成为了士人。但士人需要通过八股制艺去走科举之路以获得阶层晋升的机遇，可帖括又恰是王藻不屑抑或不擅为之的。

而他用力最深且最擅长的诗歌写作却又不能让他获得人生的飞跃，即便是“博学鸿词”这种对他来说最好的良机，也未能把握住，因此只能停滞在一介寒儒这样的位置上，仅能触及监生或是学正这般低微的士人身份或是官职。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所处士人位置的低微，还似乎总在提醒世人不要忘记他之前更为低微的米贩身份，从这一意义上说，王藻就是这样一个身份尴尬的人。

刘大櫆也是王藻的友人，并自言“知之最深”，在其所作《王载扬诗集序》中起首便道：“公卿大夫皆有职，农工啇贾皆有业。今之读书者号称为士，其上可以为公卿、大夫，而其下不可以为农工啇贾”，而在这篇序言的结尾部分，刘大櫆则道：“余观载扬，今之公卿大夫无此人，农工商贾亦无此人”[91]。

刘大櫆《王载扬诗集序》，《海峰文集》卷四，清刻本。

或许正是因为王藻此前的商贾身份与停顿凝滞的窘境使得刘大櫆在这篇序言的首尾做出了如此的发抒，而这也如实反映了王藻身份的尴尬景况：这是一个在社会各阶层中都找寻不到自己身份归属的人，他已不是农工商贾，却也不能成为公卿大夫，只能跻身并“暂时”存身于“士”这个阶层。

即便如此，出于对更高社会位置的觊觎，又使他不安于做一个普通的士人，并在心理上对之产生疏离与排斥。因此，理论上说，王藻既是商贾，又是士人，还是官员，但现实中的王藻却又什么都不是，处在一种无所依归的状态中，一如他的自嘲：“匪仕匪隐堪嘲哑”[92]。

王藻的无所依归不仅体现在社会身份上，也体现在流离异乡的四处飘零。

在王藻弃业从儒之后，为了得到仕宦的机会，同时也为了谋得基本的衣食，不得不长年离家远游，便如其自己所说：“吁嗟吾生岂好游，衣食奔走遑自谋”[]93、“岂不思安居？奔走乃得活”[94]、“我生频远游，归不暖坐褥”[95]，王藻或是在北京、扬州、长兴等地之间往来奔波：“车如鸡栖马如狗，贱子年年事奔走”[96]，或是在这些地方长期滞留，“掺觚襆被，依人糊口”[97]。

王藻的友人鲍鉁曾在长兴担任县令，从乾隆二年到乾隆六年，王藻也一连数年都在长兴度岁，以至于鲍鉁在诗中特意注道：“王载扬连岁留榻县斋度岁”[98]。长兴距离王藻的家乡吴江极近，但王藻却过年也不归家，并且一连数年如此，显然还是因为衣食有忧——这也可以与到了除夕之夜，杨执中家却连柴米都没有做充分的对读。

莺脰湖

因此，虽然王藻的家乡莺脰湖“绿波渺弥，垂杨匝，鸣榔渔唱，都入啸歌”[99]，是士人眼中梦寐以求的诗意乐土，但对于成为士人之后的王藻来说，却渐行渐远、生疏隔膜，他多只能“烂熳杯盘沾好友，青红儿女忆家乡”[100]，借异乡之酒消遣思乡之情，甚至发出“樱桃湖畔是否家？客子年年负岁华”[101]的疑问和感叹。

就此而言，王藻的迷失是双重的：他既在各种身份的转换与追寻中迷失自我，同时也在四处飘零中迷失自己的家乡，这或许就是王藻弃业从儒所付出的代价。由此再返观《儒林外史》里的杨执中，会发现在迷失这一点上，杨执中正与之有着相同的特质。

从身份的角度看，多样性是杨执中这一人物的一个显著特征：

如前所举，他在盐店中做过管事先生，因此公文中称其为“商人”，而到了第十二回，在两个萧山籍士人的口中他是盐店里的“伙计”[102]；据官府的公文以及杨执中自己所叙，他曾是廪生，并是贡生，还在出贡后选授“应天淮安府沭阳县儒学正堂”[103]之职，所以他也是教官，并因此在小说叙述中被称为“杨司训”[104]；而要说起杨执中在小说中最重要的身份则是“名士”：他不仅作为名士被二娄公子延揽，还身居众名士之列参加了第十二回的“名士大宴莺脰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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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商人、伙计、廪生、司训、名士等这些身份都拥挤在杨执中一人的身上。

除此之外，杨执中还拥有诸多的名号及称谓：他的姓名是杨允，字则是执中，号是枫林拙叟，邹吉甫称他为杨先生，萧山籍的士人叫他“姓杨的老头子”[105]，盐店的人则都称呼他是个“老阿呆”[106]，而权勿用也说杨执中是个“呆子”。

从这些列举可见，杨执中的姓名字号，乃至尊称、蔑称、绰号等一应俱全，倘或再将上面所说、并且也确实一一出现在小说中的商人杨允、杨贡生、杨司训等称谓再算进去，杨执中的名号之多在《儒林外史》中可谓蔚为大观，他也几乎算是整部小说中拥有最多名号和称谓的人物。这与书中的其他一些主要人物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例如王惠、荀玫等人只有姓名而无字号，鲁编修则连名也没有出现。

如此多的身份和称谓都堆积在杨执中一人的身上，不仅造成了其身份的矛盾——前面所举的商人与贡生便是如此，也直接导致了杨执中身份的混乱：

在这些五光十色的名号以及称谓中，我们不知道哪个才是杨执中真正的身份所属，也不确定杨执中究竟是以哪种身份在小说中立足：

他确实曾经在盐店中做管事先生，却已在出狱后舍弃了商人抑或伙计的过往；他的确曾拥有廪生以及贡生的科举功名，但由于屡试不中以及年老，早已断绝了通过科举求取功名的念想，在小说中的所为也完全与科举无关；他是曾经选授过教官之职，并有高悬在家中的报贴作为明证，可他又曾“力辞了患病不去”[107]，因此从未真正地出任过官职；他在二娄公子的眼中是襟怀冲淡的名士，但通过小说的叙述，在评点者看来其实却是“一无所能”[108]的假名士；他是众人口中的“呆子”，可通过在堂屋中悬挂报贴以及在权勿用之事上劝二娄公子“蜂虿入怀，解衣去赶”[109]等行为来看，他又“全然不呆”[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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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方面杨执中的名号以及称谓确实五光十色、蔚为大观，另一方面这些名号、称谓所对应的身份却又都在小说的叙述中经历着相同的颠覆和消解，就连他的名字也是如此。

杨执中的名字应当来自于《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但小说对于杨执中的叙述无疑与“允执厥中”——即言行符合不偏不倚的中正之道完全背道而驰。

从这一意义上说，杨执中既是一个身份混乱的人，同时更是一个在混乱的身份中迷失自我的人。而联系原型人物王藻便可看到：杨执中在纷繁错乱的身份中迷失与王藻在多重身份中无所适从其实有着完全相同的本质。

因而，吴敬梓应是敏锐地捕捉到了王藻身上的迷失特质，并将之传递到了小说里杨执中的身上。在被二娄公子救助、延揽之后，杨执中便住进了娄府，从中也可以看到一直寄人篱下的王藻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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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杨执中，吴敬梓不仅只是传递原型人物的这一特质而已，还通过各种身份与字号的累积，以及叙述中对这些身份、字号的颠覆和消解，愈发凸显着这种迷失，并且这也与吴敬梓对于杨执中诗人身份的遮蔽与瓦解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更为深刻的人物塑造。

相对说来，王藻虽然四处飘零、无所依归，但诗人的光耀至少能遮掩许多生存的尴尬，也能借此在士林中立足，并谋得基本的衣食。但对于连诗人名号也没有的杨执中而言，情形则更为复杂。

正是由于诗人身份的遮蔽及瓦解，失去了诗人底色的依托，杨执中在小说中最重要的“名士”身份也变得脆弱而可疑，因此，二娄公子对于杨执中真挚郑重的知遇和延请被演绎成了一场空洞可笑的“求贤访道”[111]，而在这一过程中，杨执中也增加了另一层重要的行为特色：对于自己空白底色的遮掩。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在写及二娄公子造访杨执中的时候，用了颇为细致的笔墨去描写他的家居，尤其是客座及书房，而这也形成了两个意义截然不同的空间。

在客座中，除了竹椅书案之外，特笔写出的是悬挂的“楷书朱子《治家格言》”、“两边一副笺纸的联”[112]，以及选授教官的报贴。如前所论，那副对联并非杨执中所写，并与另外两处韵文共同构成了对于杨执中隐约透露出的诗人身份的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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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贴中所说的教官，杨执中并未就任，也事实上消解了他的官员身份。而在消解这一点上，《治家格言》也起到了相似的作用。

在二娄公子到来之前，抢先进来的是杨执中的儿子杨老六：“在镇上赌输了，又噇了几杯烧酒，噇的烂醉，想着来家问母亲要钱再去赌”，此后杨老六执意要抢锅里的肉吃，“杨执中骂他，他还睁着醉眼混回嘴。杨执中急了，拿火叉赶着，一直打了出去”，最后是杨执中的妻子“见他酒略醒些，撒了一只鸡腿，盛了一大碗饭，泡上些汤，瞒着老子递与他吃。吃罢，扒上床，挺觉去了”[113]。

在这一系列颇具喜感的描写中，固然写出的是杨老六之“蠢”，而杨执中平日之教导无方、其妻之溺爱纵容也都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这无疑都在尽情消解客座中所悬挂的那副楷书的《治家格言》。

事实上，客座中特笔写出的《治家格言》、对联、报贴，共同显示出杨执中希望能建构起来并迅速传达给访客的一些自我形象：治家谨严的一家之长、冲淡旷达的诗人以及经历过正式“荣选”的官员，但或许是这种自我呈现过于急切与明显，因此只能给人留下浮浅、杂凑与混乱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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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和相关叙述相勾连，这些物件却又分别消解了杨执中对于自我形象的建构，并且《治家格言》、对联、报贴三者之间也彼此排斥：“一个南腔北调人”让我们想到了原型人物王藻的四处飘零、无暇归家，这显然与《治家格言》所传达的治家精神相悖；对联所呈现的淡然处世、安贫乐道，却又与高悬报贴的功名之心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反差。

因此，杨执中的客座就是一个拼凑起来同时又在自我排斥和消解的文化空间：它充分显现出主人杨执中内在的矛盾、张皇与空虚。倘或二娄公子在杨家所见仅此而已，一定会失望而归，但幸好杨执中另有一间书房。

除了小天井中的几树梅花，杨执中的书房内还有“满壁诗画”，那副有关梅花和仙桂的对联，以及“照满书窗”花影。

与前面的客座保持一致的是，书房中的这些物件也处在内部的矛盾与消解中，例如对联上联之“梅花”所对应的隐士情怀便与下联之“月桂”所对应的科名热念相互驳斥；而那些悬挂得过于夸张的诗画不仅为杨执中招致了“浅条子”[114]的讥讽，也与疏朗有致的花影彼此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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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怎样，客座中那种过于急切浮浅、杂凑混乱的印象却在这间小小的书屋中得到了纾解，这是一个看上去相对来说更为整饬、雅致，也更符合二娄公子对于名士想象的空间。

更为重要的是，客座所透露出的杨执中内在的矛盾、张皇与空虚也被书房所遮掩，这间书房赋予了杨执中名士的表象，而杨执中也由此获得了二娄公子彻底的赏识，并得到了去娄府盘桓的邀请。

小说借用杨执中家的客座与书房营造了两个不同的空间，这两个空间有一致的内在特性，共同指向杨执中的空白底色；但两者之间又彼此有别，书房形成了对于客座所暴露出的种种负面情状的掩示。

从这个角度看，杨执中对权勿用的推荐固然是出于自我的遮掩：“腹本空空，怕两公子盘问，故急欲权勿用来相助”[115]，小说中特笔勾勒出的这些细节亦具有同样微妙的隐意，而乐蘅军先生所说的“伪饰”[116]也可以从中得到充分的解释。

由此也能够理解吴敬梓为何没有让杨执中像原型人物王藻一样直接成为一个诗人：诗人身份的抽离将身为名士的杨执中置于一个更为尴尬困窘的境地，他也只能想方设法通过种种方式对这样的窘境进行遮掩以维护其名士的声名。

从这一意义上说，也可将小说隐约透露出其诗人身份的相关叙述归入杨执中的自我遮掩中，前面所举的那首七绝以及两幅对联在这一脉络中同样可以得到合理的解读。

因此，与矛盾、混乱的身份相呼应，就整体而言，杨执中这一人物还呈现出一种难以说清道明的暧昧特质，这是为何学界对于这一人物会有诸多争议的原因所在，而这也应该就是吴敬梓对于杨执中诗人形象的遮蔽，与杨执中对于自我空白底色的遮掩相互叠加而共同形成的奇妙效应。

本文原刊于《中国文化研究》2017年第1期，发表时有删节，经作者授权全文刊出，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