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首富伍秉鉴：曾出110万元为《广州合约》赔款，死前称想移民

1843年9月4日，广州珠江南岸溪峡街上，华丽程度堪比《红楼梦》里大观园的伍氏花园里，74岁的怡和洋行掌舵人、广州十三行“行商”首领伍秉鉴溘然长逝。他从商四十多年间，从容游走于官、商、洋人之间，投资遍布南洋、印度、欧美，成功打造了一个富可敌国的跨国财团。

1834年，据伍家自己统计，其资产总额达2600万两白银，按实际购买力折算成今天的人民币，大约是50亿。当时大清国库一年的总收入也就是4000万两左右，美国同时代的首富资产约700万两。

然而，他走得并不安心。他的怡和洋行，以及广州十三行，甚至整个大清帝国，这时都已在风雨飘摇的末世。他本人则在内忧外患、毁誉不一中死去。

首富：埋藏于历史深处

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亚洲版）统计出了所谓“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6位中国人入选。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珅、刘瑾、宋子文和伍秉鉴。其中，只有伍秉鉴是纯粹的商人。这位已经作古150多年的晚清广州商人领袖，由此重新走入了人们的视线。

伍秉鉴，生于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祖籍福建。清康熙初年，伍氏先人迁往广东定居，并开始经商。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最初曾在广州首富潘启家中做账房。几年后，伍国莹离开潘家，独立创建怡和洋行，成了“行商”。这是官府指定、特许可从事外贸生意的垄断商人。

清代一直有海禁政策，但对外贸易、交往毕竟不可完全断绝。于是，在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春，广东巡抚李士祯宣布，凡“身家殷实”之人，只要每年缴纳一定白银，就可作为“官商”包揽对外贸易，并代海关征缴关税。此间，政府招募了13家较有实力的“行商”，这就是清代“广州十三行”的渊薮。

尤其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廷再次实行全面海禁后，仅保留了广州一地作为对外通商港口。这时，位于广州城郊西南角、珠江边码头的十三行，便成了全中国唯一可以合法进行外贸生意的商家。其利润之巨大，可想而知。乾隆中期后，十三行每年为清政府贡献的海关收入，多达上百万两白银，因此被称为“天子南库”。

嘉庆五年（1800年），正当怡和洋行外贸生意蒸蒸日上之际，伍国莹突然病死，四子伍秉钧接班仅1年后也去世了。毫无心理准备的伍秉鉴，就在32岁这年被迫承担起了主持怡和洋行的重任。伍秉鉴很快进入了角色，从容游走于官府、同行、外商之间，因为慷慨、乐善好施而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有个波士顿商人替伍秉鉴承销一船生丝，获利丰厚。但他自作主张，用赚来的货款购进一批英国毛织品，结果产品滞销，无法向伍秉鉴归还款项。没想到，伍秉鉴没有抱怨，他当着对方的面撕碎了借据，然后说：“你是我的头号老朋友，是诚实的人，只是运气不好。现在咱们的账已经结了，你可以回国了。”

7.2万银元，折合今天的人民币约1000万。伍秉鉴如此慷慨，美誉迅速传遍全球。不久，更多外商主动登门要跟他做生意。

有个英商要在广州找家洋行代理羽纱销售，好几家洋行争抢，最后还是实力最强、信誉最好的怡和洋行接下了这个大单子。伍秉鉴接下生意后，却在生日那天请所有行商吃饭。酒过三巡突然起身，对大家表示，“羽纱生意盘子太大，怡和洋行一家吃不下”，因此邀请大家一起参与。

慷慨之外，伍秉鉴也是非常精明的。他当然不缺独立运作羽纱生意的财力，他只是很清楚，如果吃独食，一定会成为其他同行的公敌，对自身发展反而不利。事实确实如此，伍秉鉴的做法，使得同行们不仅没了敌意，反而对他感恩戴德。渐渐的，大多数行商唯他马首是瞻，他就成了众望所归的行商领袖。至于那笔波士顿商人滞销的毛织品，虽然在中国滞销，但不见得没市场，伍秉鉴迅速将其盘活，卖到了菲律宾。

在伍秉鉴手上，怡和洋行成了一个跨国财团，投资遍及美国、欧洲、印度和新加坡，甚至涉足保险业务等领域。他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每当东印度公司面临资金周转困难时，都会寻求伍秉鉴的帮助。

道光九年（1829年），17岁的美国打工仔约翰·福布斯首次随商船来到广州，在怡和洋行当学徒工。伍秉鉴很欣赏这个机智乖巧的美国小男孩，收了他做干儿子。8年后，25岁的福布斯回国发展。临行前，伍秉鉴交给他一张50万银元的银票，希望小福布斯能把它用在最有发展前途的事业上。

小福布斯回国后，投身于当时美国轰轰烈烈的“西进运动”。他写信和大洋彼岸的伍秉鉴商议后，将这笔钱投向了密歇根中央铁路、密苏里河铁路等干线的启动资金。伍秉鉴和小福布斯都在其中获取了巨大收益。然后，伍秉鉴还资助小福布斯在中国成立了旗昌洋行，这是19世纪东亚地区规模最大的美国代理商行。有怡和洋行的长期担保，旗昌洋行迅速壮大，垄断了美国对华贸易。

伍秉鉴一直坚持投资旗昌洋行，条件是投资利息要支付给伍家后裔。到光绪十七年（1891年）旗昌洋行破产前，伍家累计已投资了100万美元，每年利息所得则超过4万美元，成为伍秉鉴留给子孙的丰厚遗产。

官商：不堪承受的巨额财富

然而，不管伍秉鉴自身能力多强、格局多大，他无法回避的软肋是，他的生意完全建立于官方背书的“行商”身份之上，这身份赋予了他天然的垄断优势。

伍秉鉴和官府的关系一直维护得很好。他经常登门拜访总督、巡抚等高官之外，逢年过节，广州各级官员必然都会收到怡和洋行的礼金，不少官员还被请到伍家大宅吃喝看戏。

伍秉鉴还花钱给自己捐了个三品顶戴。由于他乳名亚浩，因此还被洋人起了个外号叫“浩官”。在他们看来，伍秉鉴的官方背景似乎深不可测，这也是他们很愿意和伍秉鉴做生意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行商”身份也成为他宿命的短板：他的兴衰成败，自然也就全系于官方的态度和政策。随着道光十九年（1839年）春，钦差大臣林则徐抵达广州，伍秉鉴半生苦心经营的一切，都像纸糊一般迅速坍塌。

林则徐是带着道光皇帝“务必禁绝鸦片”的大决心和意志来的。他一到广州，便先传唤伍秉鉴父子到钦差大臣行辕斥责了一番。因为十三行还肩负着海关职能，广州鸦片走私如此猖獗，作为十三行领袖，伍秉鉴父子自然脱不了干系。然后，他让伍氏父子代传谕令：限期交出鸦片，而后签署具结，保证今后不再挟带鸦片入境，否则“货即没官，人即正法”。

林则徐来广州以及所为何事，凭伍秉鉴的人脉和关系，不难提前知道。他早已提前让儿子去告知了那些挟带鸦片的外国商人。但在儿子伍绍荣告知他林则徐到来的那个早上，他还是感觉到了不安。因为伍秉鉴深知，外国商人未必会听他的。

伍秉鉴长得很瘦，看上去有点像大烟鬼，其实他根本不涉足鸦片贸易。怡和洋行的主要贸易品是茶叶，当时在欧洲有“怡和洋行”标志的茶叶是最好的茶叶，总会被英国商人和美国商人优先抢购。史载，1785年8月17日，美国总统华盛顿托商人在十三行购买的货物清单中就有“一盒散装上等熙春茶”。而这家商行极有可能是伍家的“怡和行”。

另一方面，因为垄断生意已经获利巨大，而从事非法生意会授官府以柄，行商们普遍对此避之唯恐不及。按照清廷规定，所有和行商做生意的外商，都要由行商们担保，外商若被查出挟带鸦片，为其担保者会被罚款货物价值的50倍。

但即使知道外商们在从事非法鸦片贸易，行商们也无能为力。因为真正纵容外商进行鸦片贸易的，是地方官府。接到林则徐的使命时，伍秉鉴陷入了两难。当他硬着头皮来到英国商馆，把林则徐收缴鸦片的命令转告给英美商人时，不出意外地招来了一片嘘声。

行商们在外国大商人面前并不强势，小行商在被官府巨额盘剥后，往往资金并不宽裕，需要向外商借款才能维持运营。伍家则是因为和东印度公司关系密切，才获得了最大的贸易份额。

伍秉鉴很清楚，一旦事情闹僵，导致中英贸易中断，十三行将面临灭顶之灾。他全力斡旋，希望英商交出鸦片。所以，他甚至承诺以自己的财产来赔偿外商损失。即使如此，也只有那些挟带鸦片较少的外商表示愿意交出鸦片，而最大的烟商英国人颠地则顽固地拒绝合作。

英商们普遍认为，按照清政府的老套路，林则徐也不过是来走走过场。所以，他们既不返航，也不销毁鸦片，而是把装有鸦片的趸船开到大屿山南部藏了起来。

限期到后，颠地只是象征性地交出了1037箱鸦片，这让早已掌握英商鸦片贩卖情况的林则徐大为光火。他当即愤怒地下令传讯颠地，准备查办之，“诚为首恶，断难姑容”。

同时，林则徐将伍绍荣革职锁拿。伍家再次妥协，表示愿以家资报效。但是，林则徐断然拒绝：“本大臣不要钱，要你的脑袋尔!”下令将伍绍荣革去职衔，逮捕入狱。

林则徐再度痛斥伍秉鉴，将他与另一行商潘正炜一起戴上锁链，押往宝顺洋馆，让鸦片商颠地交纳鸦片。也许有人会觉得，林则徐如此对待伍秉鉴有些过分。其实，朝廷对待伍家的方式历来如此。

1831年5月，广东巡抚朱桂桢巡视外国商行集聚区后，将伍秉鉴之子、十三行总商伍元华逮捕入狱。理由是英国人在商馆搭建的栏杆等侵犯了中国主权。《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记载了当时现场场景：“抚院及海关监督阁下……对商馆进行袭击……撕下英伦国王画像的覆盖物……以监禁与死刑威胁总商，迫使他与其他在场者跪地一小时以上。”

伍元华出狱后一病不起，弟弟伍崇曜接替担任十三行公行总商。

在传统中国社会“士农工商”的阶层序列里，商人再有钱也是处于四民之末的低贱阶层。更何况，大清的“行商”依赖官方赐予的背书生存，他们在官府面前永远是弱者，即使他们再有钱。所以，伍秉鉴花巨资捐来了个三品顶戴，希望红顶子多少能护佑一下自己。

即便是伍秉鉴这样的顶级官商，依然是朝廷可以随意盘剥欺压的对象。灾难、战事，或是皇室权贵红白喜事，十三行的商人们都必须“主动报效”或“捐输”。据官方档案统计，1773年到1835年，十三行总共向官方捐献了508.5万两白银，而这仅仅是有据可查的明面上的记录。

十三行还被清廷严苛的“保商制度”管制着：和十三行做生意的外商，必须由十三行中最富有的商家作保，且不许拖欠税款，否则行商们将负连带担保责任，负责赔偿。这就是十三行的“保商制度”。

“宁为一只狗，不为行商首。”十三行行商们手握巨大财富，却终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自知很难全身而退。正如台湾学者陈国栋所评价：“对绝大多数行商而言，破产根本是必然的，早在他们一当行商的时候就已注定了。”

所以，伍秉鉴曾多次申请退休，但都不被同意。甚至他希望捐出80%财产给官府，只求能结束生意、安享剩余20%财产，也还是被拒绝。

末路：首富也承担不起的国家使命

此刻，在宝顺洋行门口，伍秉鉴“苦苦哀求，指着自己丢了顶戴的帽子和脖上的锁链说，如果颠地不进城，他肯定会被处死”。据说，颠地住所的灯熄灭了，颠地全然不顾这两位老朋友的生死，依然拒绝前往。

1850年的广州。

英国人如此不顾伍秉鉴生死，自有其不可言说的用意。他们对清廷朝贡式的外贸模式不满已久，加上长期贸易逆差，几次谈判失败后，最终决定以武力改变现状。

林则徐和道光帝也考虑过与英国开战的后果，但林则徐对英军入侵的预测是这样的：“英国要攻中国，无非乘船而来，它要是敢入内河，一则潮退水浅，船胶膨裂，再则伙食不足，三则军火不继，犹如鱼躺在干河上，白来送死。”

这时的林则徐更坚信，只要封锁商馆，外商就只能坐困其中，最后多半会乖乖就范。他的经验，来自于1834年的律劳卑事件。

当时，英国勋爵律劳卑来华进行贸易谈判，没有按照清廷的贸易规则先到澳门投递上行的“禀函”，而是径直来到了广州，并且呈上了平行公函。这么做使得时任两广总督卢坤大感尊严受损，勒令其立即离开广州，直至以极刑相威胁，并派人搜查了他的随身物品，捣毁了他的行李。

本来，经伍秉鉴调解后，双方均答应约见，但随后律劳卑又对于中方把他的名译成“劳卑”（大意指“辛劳卑微之人”）表示愤怒，认为自己和大英帝国的尊严受辱而加以拒绝。冲突由此升级，律劳卑拒不返澳，卢坤中断了贸易，同时命令封闭商馆，断绝供应。

律劳卑不甘示弱，指挥两艘军舰一直打入珠江，还派军舰去印度搬兵。卢坤则封锁了珠江，集合68只战船，并经道光帝敕准用武力对付。律劳卑因患疟疾而身体虚弱，却顶住封锁达17日之久。直到他失去本国商人的支持，才不得不放弃，黯然回到澳门。

林则徐限令伍秉鉴督促外商缴出全部鸦片，3日内取结禀复。伍家再一次与颠地协商，劝其交出鸦片，平息争端。颠地勉强答应后，转头却因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的到来而变得更加强硬。义律是来挑起战争的。

包括颠地在内的英商们拒绝交出鸦片，林则徐直接封锁商馆，断绝粮、水。伍秉鉴却让儿子偷偷给外国人送去食品和饮用水。这件事，后来便成了伍家是汉奸的罪证之一。其实伍秉鉴是害怕饿死人导致事态升级至战争，中断中英贸易对依赖外贸生存的十三行将是灭顶之灾。

由于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在被围困4天后，义律和颠地暂时选择妥协，交出了鸦片。1839年6月3日，林则徐主持了震惊世界的虎门销烟。但事情没有就此结束。

1840年6月，英国远征军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爆发。炮声一响，伍秉鉴“被吓得瘫倒在地”。随之，道光皇帝一声令下，关闭对外贸易。怡和行生意一下子中断，很多货款还没结清，一些货物积压在仓库，卖不出去。

伍秉鉴别无选择，只能倾其所有，希望中国能赢得胜利。他知道，一旦清政府失败，英国人势必会要求开放通商口岸。如果说，战争中断的贸易尚有可能恢复，但通商口岸一开，广东十三行的垄断地位便会彻底消失，这是伤及根本的灭顶之灾。

他率十三行众商人积极捐献财产，修建炮台、战舰……但英军并没有攻进广州城。这并不是广州城真的固若金汤，而是城里奕山统领的清军部队无力亦无心抵抗，让伍秉鉴为首的行商前往调停。伍绍荣和义律在广州城外讨价还价，双方签订《广州和约》。按协议，清军退出广州城外60里，并于一个星期内交出600万元赔款，英军则退至虎门炮台以外。

奕山是自作主张，这笔钱不可能由国库来出，只能由广州城里的商家分摊。其中三分之一由十三行商人们出资，伍家出了110万元。然后，奕山向清廷报告战况时隐瞒了乞降讲和的真相，只奏“外洋事务已经安定”。道光皇帝欣喜不已，称赞奕山办事得力。

紧接着，1841年7月，英军攻占浙江定海。8月，英舰抵达天津大沽口外。20日，道光帝批答英国书，令琦善转告英人，允许通商并惩办林则徐，以此求得英舰撤至广州。

清政府战败，谈判重启，伍秉鉴之子伍绍荣又被举荐为谈判代表去南京。他还没到南京，耆英已经代表清政府匆匆签下了《南京条约》。条约规定，广州行商不得垄断贸易，开放五口对外通商，并规定“凡有英商等赴各国贸易者，无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至此，十三行的外贸特权不复存在。

战败的恶果，还得由伍秉鉴和他的行商们承担。

不仅如此，《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在1843年下令行商偿还300万银元的外商债务。伍家承担了100万银元，加上毁于战火的货物价值七八十万银元，还有前两笔摊派，怡和行直接损失共计300万银元。

商行虽不至于伤筋动骨，但伍秉鉴心情之失落可想而知。他写信给美国朋友：“如果我现在是青年，我将认真地考虑乘船往美国，在你附近的某处定居。”陈国栋评论称：“看来鼎鼎大名的伍浩官不但对洋行的工作失望了，对整个中国的社会制度也失望了。”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也就是《南京条约》签署的第二年，伍秉鉴病死了，享年74岁。岭南名士谭莹为伍秉鉴撰墓碑文：“庭榜玉诏，帝称忠义之家；臣本布衣，身系兴亡之局。”以一介布衣之身，欲担国家兴亡之责，虽为世界首富而不能也。

伍秉鉴死后，广州十三行逐渐衰败。13年后，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1856年12月15日深夜，英国军舰的炮火摧毁了珠江沿岸的各家洋货行，十三行作为一个整体便彻底步入了历史的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