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5年的成都黄昏：有关张献忠的屠杀，争论持续近400年

残阳滴血。

1645年11月24日，成都迎来少有的晴天。如果2018年是这样的天气，成都人会三五成群走出家门，围坐河堤绿道的茶馆，欣赏波光粼粼的锦江，享受冬天的暖阳，有一句没一句闲聊，不负中国休闲之都的盛名。

时光流转，1645年这天，成都人的惬意生活戛然而止。

成都古地图，出自《成都县志》（淸嘉庆21年[1816]或稍晚刊本），扫描者：谷歌图书

古时成都，以锦江环绕为护城河，其南门所在，就是今天的新南门车站。

当天，南门锦江河水尽红，由于太多的尸体堆在河中，形成一座人体堤坝，挡住了河水流动，以致上游水涨，淹没了城脚一丈有余。十余只大船停泊在下游，有人使用铁钩、棍棒等工具，就像拆墙一样，将一具具尸体从堤坝中拉出来，以疏通河水流动。血腥之气，十余里外皆能闻到。

这些死难者都是成都普通市民，从1645年11月22日开始谋划，次日他们被张献忠的军队集结在南门与东门，惨遭杀害。

成都市新南门立交桥下挖出大量白骨，成都早报记者唐艳兰摄

2002年4月2日，成都市新南门立交桥施工，从土层中挖出大量死人尸骨，呈黄白色的腿骨以及残缺的头盖骨散落各处，运渣车每天都要运走好几车土渣，里面全都混着人骨。

成都市考古队魏主任通过对骨头颜色和土层的判断，可初步断定这些人骨是明末清初掩埋的，然而因工期紧张，考古队无法做进一步勘察研究，尸骨不知所踪。

有人推测是当年成都屠城留下的遗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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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传教士，一位是葡萄牙神父安文思，字景明，葡萄牙名为加伯利埃· 麦哲伦（ Gabriel de Magalhes）； 另一位是意大利神父利类思，字再可，意大利名为路多维科·布里奥 (Ludovico Buglio），他们成为这场屠杀的亲历者。利类思在南门，安文思在东门，希望能够阻止屠杀，但没有成功。

这场骇人听闻的杀戮在11月24日黄昏结束，历时两天，是时日落西山，安文思心中凄凉，乃慢步而回，见路边死尸狼藉，其中尚有小孩呻吟，安文思救出12个付以洗礼，当天，利类思也付洗8人。

一年后，这两个传教士离开四川，随清军来到北京定居，与清初知名传教士汤若望会合，从事传教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一直到去世。

安文思墓碑 北京市西城区北营房北街(马尾沟)教堂出土

1651年，在张献忠身死后第四年，安文思用葡萄牙文写成《张献忠记》（Relaao das tiranias obradas por Chang Hien Chungo famoso ladrao da China, 1651），详细记录了他与利类思相伴张献忠三年的见闻，为历史上唯一有关张献忠本人的长篇目击笔记。

其中大量亲历亲闻，如上述成都大屠杀，都是非常宝贵的第一手史料，遗憾的是，该书未公开刊印出版，只有手写稿与抄本。

1654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用拉丁文出版了汉学名著《鞑靼战记》，首次从外国传教士第三方角度，纪录明末清初满汉战争，涉及不少张献忠的内容，卫匡国称资料来自于安文思的《张献忠记》。卫匡国，字济泰，有“匡扶明室，以济康泰”之意，意大利名为马提诺·马尔蒂尼（Martino Martini）。

此时，《张献忠记》已经有两份抄本，据安文思1668年写成的《中国新史》（原名《中国十二特点》），他透露卫匡国来函告知，其中一份抄本留在罗马秘书处（ Secretary' s Office）， 另一份留在科因布拉学院（ College of Conimbre）， 在那里公开让人阅读。

至于《张献忠记》原稿，安文思没有提及放在何处，是否还留在中国。

2我们今天看到的安文思有关张献忠的记录，来自1918年出版的《圣教入川记》，作者法国传教士古洛东，清末在重庆活动， 一心考证四川基督教的来历。

大约是刚刚跨入20世纪的时候，古洛东于上海耶稣会神父处偶然得到一份手稿，“内载有利类思及安文思二公在四川开教情形，颇为详细”。古洛东不由得精神一振，在此基础上加以注释，复向各方征求其余事实写成《圣教入川记》，其中一半以上内容跟张献忠有关。

汉中兵败张献忠杀戮十四万川军，成都大屠杀以及张献忠的死亡经历，这些有关张献忠的重大史实，《圣教入川记》与《鞑靼战记》均有记载。

以成都大屠杀为例，两书都提到一些只有亲历现场才有的细节，张献忠前往南门督杀，大骂成都市民是叛徒，以及两位传教士救出儿童付洗的情节，可推得它们有同一个内容源头，即安文思的《张献忠记》。

相比《鞑靼战记》的记载，《圣教入川记》要丰富得多，上海耶稣会神父的手稿，很可能就是安文思《张献忠记》留在中国的抄本。

但这份抄本未必完整，安文思在《中国新史》中也多处提到张献忠，有些重要内容并未出现在《圣教入川记》。

事实上，安文思写成《中国新史》也只有手稿，无法在中国出版，所幸当年中国教团总监柏应理将抄本带至罗马， 晋见红衣主教德斯特列，这才找到机会将原稿译为法文在巴黎出版。于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公开出版的汉译本，从中寻找《张献忠记》的蛛丝马迹。

安文思提到，张献忠在四川自立为王后，要求周边土著称臣，承认张是他们的君主，但有人拒绝。这让张献忠极为恼火，前后两次派遣军队攻打都遭遇失败。直到第三次，张献忠的义子孙可望领兵，以怀柔的手法令这位曾拒绝的人承认他的父亲为宗主，并带领四万名军士随同孙可望，到成都觐见张献忠，然而却被后者设计毒杀，带去的军士也被伏击剿杀一空。

安文思在《中国新史》中强调他是目击者，但这个重大事件并未出现在《圣教入川记》。另外，安文思还提到张献忠邀请他参观1645年正月十五的烟火，一株覆盖着红葡萄藤的树让他印象深刻。

“它的各个连接部分一直在放光，而在另一边，葡萄藤的干、枝、叶、串及葡萄的光亮逐渐熄灭。然而不仅如此，你还可以辨别葡萄串的红色、树叶的青葱，藤干的褐色，栩栩如生，以致你会发誓说那是天然的东西而非仿造。但更令我惊异的是，作为一种元素的火，非常活跃，可以吞噬一切，却如此徐徐行动，看来它抛弃了自身本性，服从艺术的指挥和安排，只表现树的生命而不烧毁它。”

在《圣教入川记》中，记录了1644年冬至的盛宴，却未提及1645年正月十五的烟火。

或许，《张献忠记》原稿有更多的记载，然而迄今为止，安文思所说存放于罗马秘书处与科因布拉学院的抄本，没有任何公开信息。

近400年来，也没有哪一个中国人前往这两地找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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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1645年成都大屠杀的记载，除了《圣教入川记》，还见于《蜀记》。

是时正值九月十五日，月明如昼，众贼申时进城，搜缚百姓。凡男人，两人缚一人，齐出南门外江边，随到随杀。从十五日申时杀起，至十七日申时杀完。江水尽红，尸积如山，水淹至城脚丈余，涌塞不流；献忠命水手撑大船十余只，至下流推尸顺流，方得流通。血腥之气，闻数十里。

申时，下午3时正至下午5时正，正是冬天临近夕阳西落的黄昏时节，屠杀地点南门，历时两天，这些都与《圣教入川记》的记载一致。

唯有屠杀开始时间两者有出入，《蜀记》记录的是1645年九月十五日，换算成阳历为11月2日，与《圣教入川记》的11月22日，相差了20天。

成都学者郑光路在其著作《张献忠剿四川真相》猜测，可能是整理传教士文稿者，多写了一个“2”之误。他没有注意到，《圣教入川记》不用阿拉伯数字纪年，原文“一千六百四十五年冬十一月二十二号”。

郑光路还将《蜀记》的作者误会成了顾山贞，这可能是犯了一个错误。一直以来，《蜀记》的作者佚名，我们能看到的最早刊印本，是1911年10月（辛亥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痛史》系列，《蜀记》被编为第十五种。

《痛史》编辑者号“乐天居士”，这位白居易的粉丝本名褚民谊，浙江南浔人，原名明遗，一看名字就晓得他父亲的志向，忠于汉族，时刻不忘反清复明。

清末之际，褚民谊将清代禁书编辑成册，举凡“顺治过江”“杨州十日”“嘉定三屠”“江上孤忠”“哭庙纪略”“张献忠屠蜀”皆列其中，再现明末清初的惨痛历史，为辛亥革命造势。

讽刺的是，抗战时期，曾经的热血青年褚民谊投奔了汪精卫，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名列汪伪政府第四号人物，于1946年被蒋介石以汉奸罪枪决。

做人与做事，始终如一者少见。

在《痛史》中，没有出现《蜀记》作者的名字，但如果搜索《蜀记》，会发现它的作者是顾山贞。《蜀记》记录了不少细节，如有一位小头领，名叫飞山虎，奉张献忠的命令搜杀百姓，心中不忍私自放走一十三岁少年，事情败露后被残忍杀害。

张献忠被清军射杀后，《蜀记》又增加了“伪皇后丁氏、白氏、刘氏、陈氏拼命逃出”的情节。

这些内容，不在张献忠大西军内部不可能知道。四川史学大家任乃强曾在峨眉山金顶亲见陈皇后献珍珠缴，他深信《蜀记》的作者是张献忠营中老兵。《蜀记》大部分内容仍有出处，据文本分析，《蜀记》作者是将另一本著作的语言做了白话处理，并增加了自己知道的其他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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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著作的作者名叫冯苏，他比张献忠小了22岁，清初在云南为官多年，后任广东巡抚，著作颇丰，其中有一本《见闻随笔》，第二卷《张献忠传》或就是《蜀记》的母本。

在《见闻随笔》中，冯苏也记录了1645年冬天成都大屠杀结束的黄昏，“时九月望夕，月明如昼，令两贼共缚一人，出南门临江斩之，无得免者，自十五至十七日夕止。水壅不流，巨舰数百牵引之。弥月始达，腥秽闻数十里”。

清嘉靖道光间临海宋氏刻台州从书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对比《蜀记》，《见闻随笔》更加文言，如望夕，就是十五的意思，水壅不流的”壅“，生僻字。虽然《蜀记》大体是文言文，但已有演艺小说的风格，相比《见闻随笔》读起来流畅得多。

一般而言，改编本都会比母本的内容更丰富，语言更生动一些。

冯苏与张献忠没有直接交集，他跟随吴三桂入滇为官，此时张献忠已经身死十余年。从其书名《见闻随笔》可知，冯苏的史料来源于别人所述。

张献忠义子孙可望、李定国等人在云南帮助南明建立了最后的堡垒，坚持抗清十余年，有关张献忠军队在四川的原始记述，大多源自云南。

作为云南官员，冯苏具备有利条件获得这些原始记述。尤其是孙可望投降了清廷，在《见闻随笔》自序中，冯苏介绍了他的消息来源，“及郡志、野史、坊歌、巷说，咸为辨其真伪，核其先后”。

1679年（康熙十八年），清政府正式组织班子编写《明史》，明末西南史事主要来源即是冯苏的《见闻随笔》。

作为《明史》编撰者之一，清代知名学者毛奇龄曾为《见闻随笔》作序，感谢冯苏提供了有关张献忠在四川的详细资料。他透露康熙开明史馆征集前代史书，除了冯苏，竟无一人能够提供有关西南的史料。

“西南之变乱极矣”，“神州陆沉，天下能言其事者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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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并非只有冯苏一人手中握有西南史事资料。

当时，能够记录整体西南史事的，主要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张献忠大西军系，另一个是与之敌对的四川南明系。清军的势力还没有进入四川，无从直接记录。

此外还有零星的个人亲历记述，但局限于一时一地所见，虽在细节上更加真实丰富，于整体而言不够全面。即便是跟随张献忠近三年的两位传教士所记，也遗漏了很多重大事件。

可以肯定的是，张献忠大西军的记录流入了冯苏手中，孙可望以三百人降清，他携带的信息最具价值，其中极有可能包含了这些史料。

所以我们在《见闻随笔·张献忠传》中，能一睹诸多大西军内部信息，不仅有详细的军营番号，甚至还有军营总兵的姓名与籍贯，以及他们因为没有严格执行张献忠的杀戮命令而所受到的残酷惩罚。

大西军系史书，除了《见闻随笔·张献忠传》与《蜀记》，还有《记事略》，内容都大同小异。此外还有一本任乃强搜集的《大西通史》，其列为最可信的第一手史料本。

明史馆没有收到四川南明系史籍，原因很简单，这些史书颇多清朝忌讳，清初文字狱盛行，持有者献出恐有杀身之祸。费密曾想将《荒书》献出，最终还是保险起见藏于家中，直到清末光绪年间才有刻本。

顾山贞的《客滇述》，其书纪年将南明与清朝并列，“丙戌唐王隆武二年（鲁监国元年、清顺治三年）”，是大忌，我们也可以据知顾山贞是客居云南的南明官员，其书也详于南明军队活动。

四川南明军队是张献忠大西军的仇敌，如果从写史抹黑对手的动机出发，南明系史书应该有最为丰富的张献忠杀人描述。

但这些南明系史书，没有一本记录了1645年冬天张献忠的成都大屠杀，有关张献忠的各种暴虐杀人事迹，也都远远弱于大西军系史书。

毕竟，张献忠于内部杀人，南明军队所知不可能详细。

无论后世怎么编修史料，第一时间写史的人，大多忠实于他的所见所闻，在那一刻，最为看重的是真实与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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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在四川的史料，任乃强称之为“最为混乱不堪的一种”，对张献忠的评价，至今还有反复。

每个人都根据手上的史料，来证明张献忠在四川杀人，或没有在四川杀人。

如果没有条件去现场考古，最为可靠的是阅读早期史料。任乃强将张献忠史料分为四类，第一类为亲历亲闻，第二类为记录当时人所说。之后编修前人的三类四类“春秋”史料，为隐恶扬善之目的，于揭开历史真相并无价值，徒添混乱。

任乃强在时间纵向上做了张献忠史料鉴别，但没有在横向上，专门针对第一第二类史料根据作者背景，判断作者哪些记录更为可信，哪些是自己臆想。

这些形形色色的史料，哪些有共同的母本，这些母本又是什么来源，大西军系还是南明系。

除了政体史料，还有哪些私人笔记，从更加微观真实的角度来补充张献忠史料的清晰度。

这些史料鉴别，是评价张献忠的基石，研究四川人口消失的钥匙，历史上居然没有一人成系统地研究它们，而围绕张献忠的争论，却已经蔓延了近四百年。

[1] 《蜀记》[2] 华西都市报，2002年4月5日，《成都惊现“万人枯骨坑” 疑是张献忠屠城所留》[3] 《圣教入川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