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嫌弃的大喜哥的一生，这是我见过最惨的网红

作者拾壹。

梵高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团火，但路过的人只看到烟。”

这句话用在青岛“大喜哥”身上，再适合不过。

七年前，元宵节过去没多久，一条关于青岛某小区内失火的新闻，突然爆红。

新闻里，那个被称作“大喜哥”的男人，首次出现在公众面前。

他梳着潦草的两条辫子，辫子上带了几朵红花，穿着紫红色的女士外套，沧桑的脸上涂着艳俗的浓妆，仿佛从戏台上走下来的小丑，正茫然无助地对着镜头。

当时看了这条视频，众多网友为他怪异的装扮“笑断十二指肠”。

但是，了解过大喜哥的故事后，大家再也笑不出来了。

2012年，默默无闻靠捡破烂和吃政府低保卑微活着的“大喜哥”因为一则失火的新闻莫名爆红网络。

特殊的造型让他成为媒体和网友关注的重点，而多数是出于好玩，但这对靠捡废品维持生计的大喜哥来说，并不“喜”。聚光灯在前，烟熏火燎、满面尘灰在后。其间辛酸，只有他一人品尝。

流量至上的年代，底层小人物的命运被娱乐化了。小人物的“闪亮点”被流量裹挟通过一次次的曝光不断放大。

而流量给小人物带来的满足感，却能轻而易举地蒙蔽他们的双眼和心智。民众只是出于好奇和好玩，却容易被曲解成理解和赞同。

大喜哥，本名刘佩麟，1956年出生，亲生父母不详，3岁的时候被遗弃在青岛火车站。

幸好，一对好心的夫妻收养了这个孩子。大喜哥的童年过得十分安逸，成绩也很不错，曾经在青岛二中读书。

从初中开始，大喜哥就喜欢读书看报，并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

过得最滋润的时候，他在服装厂上班，住着养父留给他的一套老别墅。

后来，他和一个女人结了婚，有了可爱的女儿。

1992年，服装厂改制，大喜哥下岗。

1999年，养母得了肺癌，很多人劝大喜哥放弃。但他感念养母的养育之恩，把别墅卖了给养母治病。

可惜，心地单纯的大喜哥遇到了骗子，买家签订合同时，提出分两次付款，交了10万元之后却拒不认账。

大喜哥为此打过官司，最后官司输了，房子也没了。

他仍坚持要给养母治病，不惜到处借款，欠债十几万，依然没能留住养母的生命。

大概是祸不单行，大喜哥的女儿生病，妻子抱孩子去看病途中发生车祸，女儿当场死亡。

妻子从此神志恍惚，没多久就像人间蒸发一样，再也没有出现。

一切仿佛又回到原点，大喜哥失去了家，失去了所有亲人，再次成为孤苦无依的流浪者。

有人说，最深的思念，是你走之后，我便成了你的样子。

从那以后，大喜哥便开始穿女装，也开始了长达16年的拾荒生涯。

人财两空后刘佩麟遂向朋友借钱，林林总总欠下了十八万的外债。他把每一笔外债都记得很清楚，这其中有邻居的，还有朋友的。

从此，刘佩麟开始拾荒度日，一边维持最低需求的生活，一边还债。

“酱油倒上水，加上葱花，这就是我的晚饭。生活苦不苦，确实苦，这种生活持续了20多天。我自诩这是在减肥，练体形”，还债期间的刘佩麟很难吃上饱饭，但也不忘自嘲一番。

之前欠下的十八万外债，在今天看来只是一份中等偏上的年薪，但他用了近二十年才还清最后一笔欠款，700元。

还清的那一刻刘佩麟长出一口气，他说自己没有心事了。

某一年清明节，他在日记里写到：“爸妈，请您们原谅我，我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并不那么好”。

或许，在这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生上半场里，穿女装于刘佩麟而言是一种喘息的方式，也是周围一片灰暗里，唯一留给他喘气的窗户。

刘佩麟曾在那本破破烂烂的潦草日记里写到：“颠沛流离了二十一年，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没办法只能换下女装，想再找回自己，可是我又错了”。

后来，他对记者说，自己是个没本事又很懦弱的人，所以才会用如今这种方式被人看到，很无奈，也很搞笑，但他一样有自己的悲痛。

被压制的自我

在一片不解和异样的眼光中，刘佩麟对于自己性别的定位越发明晰起来。于是，他选择直面自己的内心。

直面内心，这四个字所有人都常说，媒体也常说，以至于有了点矫情的色彩。但它对于当事人来说，是有点不一样的，至少意味着一种生机。

就像青岛街头的市民看到刘佩麟的印象一样：穿女装的他衣服很破，头发很乱，但不知道在开心什么，看起来挺幸福的。

可能刘佩麟就是砖缝里的草，哪怕周围都是水泥，它照样能拱出一条缝隙用来生存。

此后，他就把拾荒过程中遇到的女装、被丢弃的头饰和彩妆都收集起来，每天装扮一番后才走出蜗居的房子。

因为捡来的化妆品条件有限，化妆手法又很粗狂，出门之后的他就像个移动的猎奇笑话，经常被人指指点点。

不过，这段日子并非全无亮色，生活总是用打人几百个巴掌，才给一颗糖的诡谲方式向下流淌，刘佩麟也不例外。

某年拾荒时，刘佩麟发现自己的推车后面有个人在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看，他问对方看什么，这人也说不清楚，只是比比划划地打手势。

他这才知道对方是个哑巴，哑巴递过来一张纸，上面写着对两人而言都十分奢侈又真挚的话：我欣赏你，我爱你。就在刘佩麟不解的时候，对方又推过来一张纸，上面写满了夸他的话。

就这样，两人生活在了一起，一起拾荒，一起过日子。刘佩麟甚至有种错觉，要是和另一个人在一起，日子好像也不那么苦了。

然而在2004年左右，同样身份成谜的哑巴被警方带走，从此再也没有出现。刘佩麟只好推测个中原由：他犯事儿了，警方也不好多说什么。

刘佩麟进入公众视野后，曾有记者问他想不想哑巴，他说“人都是感情动物，但我不想找他了，他也别来找我了，就这么结束了”。

在媒体的镜头前或者报端，刘佩麟还有个名字：青岛大喜哥，或者花大姐、花姑娘。

但是他不喜欢这个名字，因为它带着几分戏谑和嘲弄，总是提醒刘佩麟自己的存在是个“错误”。

大喜哥特别爱美，虽然不会化妆，但他还是坚持每天涂脂抹粉，打扮自己。

即使住在一个破烂的小出租屋，也一定要放上三块镜子，每天出门拾荒前照一照。

其中一个只剩一半的镜子上，大喜哥还写上了一句话，“新的一天开始了，加油！”

2016年，大喜哥还清了所有的债务，这让大喜哥有了一种重生的希望。

大喜哥剪去留了18年的长发，换上了男人的服装，再次出现在大家面前。

颠沛流离了二十一年，尝尽了人间的甜酸苦辣，没办法只能换下女装，想再找回自己，可是我又错啦……

那些“女人”的日子，就像这个伤口一样，即便脱下衣服，也不会全部抹去。大喜哥说：“我穿了16年女装，从来没有犯过法，也从来没有害过人。”

当时的他，应该是真的铁了心，要与过去的自己说再见，只是剃了平头才五个月，大喜哥就就重新换回女装，又住进破烂不堪的出租屋内。

谈起自己向往的生活，大喜哥也不再像六年前给自己鼓劲，言语之间只剩无奈：只想没人打扰，再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仅此而已，年纪大了，变性的心思也淡了。

有人问，他重新换回女装是对现实的宣泄吗？大喜哥回答“也是宣泄也是喜欢，喜欢20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