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力学的发展深刻地印证了相对论的时空观。因为相对论指出,时间和空间从本质上而言都是相对的,其观测的量值依赖于具体的参考系的选择,因而在时空中发生的一切事物运动状态的变化都不再具有稳固的基础,而成为与观测者的立场和状态不可分割的“事件”。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感官知觉所获得的关于客观世界的印象其实并非它的本来面目,而只是异彩纷呈的客观世界所呈现出来的无穷多种可能图景中的一种,而这恰恰正好与量子世界的本质特征———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相吻合。
海森堡的“测不准关系”所揭示的微观粒子所固有的不同时具备坐标和动量的准确值,就足以说明这一点。薛定谔佯谬也同样论证了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是量子行为的固有属性。
这样,在绝对时空观支配下凭人的耳目感官对客观世界所获取的常识见解,已被现代物理学家所彻底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由道家学派所提出的认知观念,即一种超越人类日常经验和常识见解的认知观念。
道家学说和现代物理学在将普通语言用于解释客观实在时均受到了限制,即两者同属超越于用日常语言表述的知识体系。
在道家学派看来,客观实在从本质上来说,是超越了普通语言的表达能力之外的。因此,凡是用日常语言来描摹的实在,都是对实在的误解和歪曲。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因为道家始终是用一种神秘主义的直觉方式来观察和认识世界的,对常识见解的超越必然会导致描摹语言的超越,所以产生于日常经验中的普通语言如果被用来描述超越的“道”,是无济于事的。
相对论抛弃了绝对的时空观,进而放弃了粒子的观念,但取而代之的是那种连续区域概念,它仍然是时空实在性的描述并与三维空间中的经验有着直接联系。而量子力学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微观粒子从一种量子态跃迁到另一种量子态的中间过程没有时空形式;客体的时空形式(波或粒子)取决于实验安排;在不观测的情况下,其时空形式是空缺的;并且,观测所得的客体的时空形式并不表示客体在观测之前的状态。
这就意味着,要么微观实在并不总是具有独立存在的时空形式,要么是人类无法从认识的角度构成关于实在的时空形式的描述。这两种选择都将超出现有的物理学语言本身,而使经典物理学语言在用于解释公式和实验结果时受到限制。
对此,海森堡曾写道:“在量子论中出现的最大困难……是有关语言运用问题。首先,我们在使数学符号与用普通语言表达的概念相联系方面无例可循;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的只是不能把日常的概念用到原子结构上去。”
物理学史已经表明,人们试图通过一种全新的语言来解决量子力学的语言问题都是徒劳的、行不通的。无奈之中,现代物理学家只得采取了与道家学者同样的方法,即用一种从表面看来相互矛盾的描述方式,去摹写无法用日常的语言准确描绘人们所“看见”或理解的世界。而且,这种描述也只是一种近似,它的作用在于启发读者能透过这种矛盾现象,直接领悟到矛盾背后的真实。难怪卡普拉曾指出:“在原子内部进行探索,……不再能绝对的信赖逻辑和常识。……物理学家们现在和神秘主义者一样,……不得不面对这种经验自相矛盾的方面。因此从那时起,近代物理学的模型和概念开始变得与东方哲学的模型和概念相类似。”
道家思想与现代物理学的趋同性还表现在求和的观念上。一个令人拍案叫绝的典型例证是,庄子的“原天地之美”与爱因斯坦渴望看到的“先定的和谐”之间不仅相似、相通,而且有着内在的、本质的联系,甚至可以说,两者完全均可进入现代物理学的殿堂。
爱因斯坦所推崇的“先定的和谐”,是根植于客观自然界基础之上的,是自然界本身的固有结构,是宇宙本来就有的秩序,是宇宙布局的精髓,而绝非鬼神或上帝所创造的、超越于具体事物之上、无法用感官直接把握的精神实体。而庄子所说的“天地之大美”,指的是天地不受任何外在形式、规矩加以限制约束的自然生成的和谐状态,具有自然无为的特性———这在《庄子?天道篇》中假托舜与尧的一段精彩的对白,足以说明这一点。与此同时,道家在论天地之和时,倡举天地之和的自然无为的特性。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意在天地任从自然,并不对人类持有特殊的情感。
我们深信,21世纪“将是现代科学传统形成的时代,将是东西方文化汇合的时代,将是东方智慧第四次大浪潮波涛汹涌、滚滚而来的时代,将是中国传统思想大放异彩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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