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关卡——柏林墙倒塌30年

今年是柏林墙倒塌30周年。当地时间11月4日，德国柏林开启了为期一周的系列活动，以纪念这一极具历史意义的时刻。

这堵高墙分割了一个国家，同时让冷战的铁幕高悬在世界的头顶。它的影响至今依然可见。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不少外国游客在访问柏林后，都对这座古老的城市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废墟早已消逝，无论东西城区，都不可思议地焕发着青春的活力。在“这边的”柏林，选侯大街上霓虹闪耀，维滕堡广 场的商厦里商品琳琅满目，金碧辉煌的剧院中生动活泼的文艺作品轮番上演， 一切如同巴洛克时代那样生机盎然。在“那边的”柏林，卡尔-马克思大街两旁矗立着价廉物美的餐馆、影院、剧场，德意志体育宫散发着巨大的吸引力，东部的玛尔查区刚刚启动规模浩大的住宅区建设工程，据说将迎来数万名工人定居。德意志人似乎走出了二战的阴霾，迎来了民族的重生。然而，敏感的游客也会发现，这幅繁荣景象的背后却是令人惋惜的民族分裂格局。在勃兰登堡门这个柏林市中心的标志性地点前，横亘着一堵厚重而丑陋的墙。这堵墙向南北 延伸，成为“这边的”柏林与“那边的”柏林之间的分界线。语言相通，却跳动着两颗陌生的心灵！这道战争的伤痕伴随着德意志民族蹒跚度过了四十五年光阴。

战后初期的德国社会

二战结束时，整个德国满目疮痍。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被盟军轰炸过，柏林、科隆、德累斯顿和法兰克福几近全毁。全国交通陷入瘫痪，2000 多座铁路桥废弃，火车的车厢和车头数量仅有战前的一半。工业生产几乎完全停止， 全国工业生产总值不到战前的 1/3。德国人的生活面临极大 困境，住房紧缺，食品供应不足，物价飞涨，死亡率上升。不仅如此，德国社会的道德观严重沦丧，盗窃和抢劫的案件频发，一些德国姑娘千方百计 地勾搭盟军士兵以换取生活必需品。更为严重的是，大规模移民浪潮增加了德国的各项负担，其中包括被东欧各国驱逐回乡的 1500 万德意志人、被解放的 800 万外国人和攻入德国的 800 万盟军士兵。

面对失败的结局，德国的知识分子开始了自我反省的历程，这便是战后初期的反思浪潮。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把“德国人的罪责”问题上升到“德国人灵魂存亡”的高度。他把罪责分为刑事、政治、道德和抽象四种，其中刑事罪由法庭来惩处，政治罪需要承担由战胜国确定的赔偿义务，道德罪需要通 过个人良心的忏悔带来重生，抽象罪唯有上帝具有审理能力。他认为，所有德国人都犯有道德罪和抽象罪，必须通过个人的良心反省，经历一个“净化过程”，才能发现“真理”。德国历史成为反思的主要对象。“浩劫”“悲剧”“宿命”和“恶魔”一类的词汇构成了当时流行的历史叙述模式。“从德国历史中出来，进入欧洲历史”被接纳为历史学界的新目标。不过，值得关注的是，在这种反思浪潮中，德意志民族的优越感并未消失。大部分知识分子都力图把德国的罪责消解到西方文化衰落的普遍趋势中，即便雅斯贝尔斯也寄希望于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消亡成为人类文化复兴的起点。

在这种情况下，毫不奇怪的是，德国人并未放弃他们设想国家前途的责任。共产党人乌布里希（Walter Ulbricht，1893—1973）与东占区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格罗特渥（Otto Grotewohl，1894—1964）主张同苏联结盟，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在西占区，资深政治家、前科隆市长阿登纳（Konrad Adenauer， 1876—1967）与社会民主党领袖舒马赫（Kurt Schumacher，1895—1952）坚决要求与西方紧密结合，彻底改造德国政治机体中的普鲁士专制传统，共同对抗苏联的扩张。与前两种立场不同，东占区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凯泽尔（Jakob Kaiser，1888—1961）和西占区历史学家诺阿克（Ulrich Noack，1899—1975） 提出同德国地理位置相适应的“不结盟”主张，用“基督教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使德国成为东西方之间的桥梁。三种设想都以德国统一为目标，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均无实现可能。

四大国分区占领与“四 D 计划”

二战后期，如何处置德国已成为困扰盟国的难题，而且也是历次重要会议的主要话题。美、苏、英三国都认为，德意志民族天性好战，热衷扩张，是近代以来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为消除“德国问题”，分割德国、削减军事工业和索赔是一种必然选择。不过由于三国的历史记忆不同，各派政治家的经历和目标各异，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三国内部以及彼此之间的分歧和争论逐渐增多。雅尔塔会议达成了关于德国无条件投降的条款和处置战败德国的总原则， 决定成立分割委员会和赔偿委员会，具体筹划分割和赔款方案，美、苏、英、 法四国分区占领德国和柏林，共同设立中央管制委员会，以接管德国的中央权力。1945 年 6 月 5 日，盟国签署了《鉴于德国失败和接管最高政府权力的声 明》以及关于管制办法、占领区、与联合国其他成员国的关系等三项补充规定， 正式确定了划分区域。随后举行的波茨坦会议虽然淡化了分割德国的原则，主张维护德国统一，但同时又允许盟军在各自占领区建立不同制度，加强地方自治，不设立中央政府，以致分裂格局在占领之初便已定型。

波茨坦会议确定了“四 D 计划”，即非军事化（Demilitarisierung）、非纳粹化（Denazifizierung）、非工业化（Demontage）和民主化（Democratization）， 以期彻底改造德国社会。但在具体实施中，该计划的重点和内容有所变化。

由于德国战败和无条件投降，德国的军事力量已被彻底摧毁，“非军事化” 转变为“非军国主义化”。盟军在各地摧毁军国主义纪念碑、销毁颂扬帝国主义的书籍、严禁各种类型的军事组织，改变了德国军队的传统特殊地位。作为“军国主义摇篮”的普鲁士被拆分。

四大国分区占领下的柏林

“非纳粹化”的目标是根除纳粹主义存在的社会根源，通过对纳粹追随者 的甄别和审判来教育德国民众。最初，盟军取缔纳粹法律和各种附属组织，逮捕数以万计的积极参加纳粹党的公务员、雇员和资本家。1945 年 11 月 20 日到1946 年 10 月 1 日，盟军组建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公审纳粹战犯，判处 12 名纳粹党领导人绞刑。1946 年 3 月起，盟军一方面成立解脱局，吸纳德国人参与到非纳粹化运动中，另一方面把非纳粹化的重点转到对普通大众的甄别中，要求所有成年人填写调查表，按照主犯、罪犯、从犯、追随者和无罪者的不同类别，分别予以处罚。在这一阶段，东、西占区的分裂日趋明显，东占区继续执行严厉措施，以“肃清法西斯残余”，西占区却逐步转向扶持政策。1947 年 7 月，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颁布 JCS1779 号指令，宣布将尽快结束非纳粹化运动，以便让德国成为欧洲冷战的前沿。

“非工业化 ”最初是美国对德强硬派财长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 1904—1980）的设想，体现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颁布的 JCS1067 号指令中， 并最终被波茨坦会议所接受。但事实上，“经济民主化”才是盟军改造德国经济结构的核心。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拆除或摧毁具有军事潜力的工业设施，消除德国发动战争的物质手段。在这一方面，苏、法两国更为积极，以期获得更多的战争赔偿。第二，非集中化，消灭垄断组织，分散德国的经济力量。在东部，45% 的私营企业转变为国营企业。在西部，化学工业巨头法本公 司、鲁尔区的六大钢铁公司和三大银行均被拆分，各占领区也推行了一定程度的土改政策。第三，管理机构的民主化，尤其在煤钢企业中推行共决制，增强工会在政治与经济机构中的发言权。

“民主化”主要体现在政治领域中，即全面改造德国的政治体制。然而由于东西方对民主的不同理解，东西占区的民主化进程各有特点。在西部，盟军扶植地方自治政府与西方模式的民主政党和工会。在东部，苏军支持在德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法西斯联盟政府和统一工会，以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国家。在这一时期，魏玛时代的左翼政党（如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重新活跃起来；中、 右翼政党实现重组，如原中央党成员和资产阶级结合建立基督教民主联盟，自由派资产阶级组建自由民主党；另一些具有明显职业特色和地区特色的政党也纷纷成立，如民主农民党、巴伐利亚的基督教社会联盟等。此外，各地还通过形式多样的方式实施“再教育”，向德国民众宣扬民主的价值观。

德国的分裂

战后初期，德国的命运完全掌握在盟军的手中，尤以美、苏两国为主。然 而，这对战时盟友很快分道扬镳，针锋相对，拉开了冷战的铁幕。在美、苏两国的战略地图上，德国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双方不再坚持分割德国，转而希望统一的德国成为本阵营的排头兵。但是双方在德国的统一程序和方式上均存在巨大分歧。美国主张“经济统一”优先，坚持“地方分权”的原则。苏联主张“政治统一”优先，坚持首先建立统一的中央政府。在此情况下，德国无法避免被分裂的结局。

西占区的一系列举动不断激化东西方之间的矛盾。1947 年 1 月，美、英占区合并，成立双占区。5 月，双占区建立包括经济委员会在内的一整套行政管理机构，筹划立法。8 月，双占区公布“修正的工业限制计划”，恢复与扶持德国的工业发展。1948 年 2 月，美、英、法、荷、比、卢等六国外长在伦敦举行会 议，史称“伦敦六国外长会议”。会议决定，法占区加入双占区，共同成立三占区；并要求占领当局尽快召开州总理会议，授权后者筹备制宪会议。4 月，三占区接受马歇尔计划。在西方咄咄逼人的进攻面前，苏联多次表示强烈不满，甚至于 1948 年 3 月退出盟国管制委员会，对柏林实施交通管制。

双方矛盾最终演化为第一次柏林危机。1948 年 6 月，三占区单方面宣布实行币制改革，用“B”记马克代替当时流通的帝国马克。作为回应，苏占区同样推行币制改革，发行“D”记马克，并以柏林位于苏占区为由，把“D”记马克作为整个柏林的通用货币。币制改革引发了柏林市内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也成为东西占领军相互封锁的借口。苏联封锁了西柏林与西占区之间的水陆交通，西占区中断了运往东部的原材料。为保证西柏林的地位，美国空军利用“空中走廊”向西柏林空运食品。柏林成为当时世界政治舞台的聚焦点。这就是“第一次柏林危机”。为解决危机，双方展开了一系列外交谈判，最终于 1949 年 5 月 5 日达成谅解，解除柏林的交通管制，继续通过谈判的方式讨论柏林的货币问题。

第一次柏林危机中的空中走廊

在柏林危机前后，东西占区各自行事，德国的分裂已无法避免。1948 年 7月 1 日，西占区的 11 个州长在法兰克福开会，占领军政府授权他们筹备立宪会议。9 月，西部各州选举产生的 65 名代表组成议会委员会，起草宪法。1949 年4 月，美、英、法三国达成《占领法规》，做好了移交行政权力的准备。5 月，议会委员会通过了《基本法》。在苏占区，1948 年 3 月，苏占区召开了德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了由 400 人组成的德国人民议院，作为常设代表机构。10 月， 该委员会通过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11 月，苏联占领军扩大了经济委员会的代表性，为未来的中央机构做好准备。在西占区通过《基本法》后，苏占区人民代表大会也批准了宪法。显而易见，在此局面下，四国外长会议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

至此，在德意志的土地上出现了两个国家：1949 年 9 月 20 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定都波恩；10 月 7 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定都柏林。德意志民族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重新统一

内外局势的急剧变化

20 世纪 80 年代本是两德关系逐步稳定的时期。自1972年双方签署《基础条约》后，两德之间不再相互敌视，来往增加。两国虽然还未互设使馆，但高层领导人的互访日渐频繁。两国经济贸易发展也十分迅速，联邦德国已成为民主德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一些知识分子甚至已经放弃了统一的梦想，承认分裂的现实。

然而到 80 年代末，随着冷战格局的变化，民主德国突然面临内外局势的急剧变动。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ev，1931 年生） 实行的“新思维”外交方针，直接影响了东欧各国的政治与社会稳定。在 1989 年的春夏两季，东欧各国相继“易旗变色”，尤其是匈牙利拆除了匈奥边界，开放了通往资本主义世界的大门。这种变故重新燃起了民主德国内部的不满现状者的出逃希望。在 6—8 月间，数千公民经奥匈边界出逃。9 月，出逃人数激增至 8 万之众。

这些变化不仅没有停止之势，而且还在民主德国建国 40 周年前后演化为更为热烈的反抗浪潮。从莱比锡到东柏林的各大城市，陆续出现了游行示威运动。前来参加国庆活动的戈尔巴乔夫非但没有起到稳定局势的作用，反而发表了鼓励改革的言论，从而给民主德国的局势火上浇油。第一个反对党宣布成立，统一社会党出现了退党风波。民主德国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柏林墙开放与统一大门的开启

激烈的社会动荡导致统一社会党领导层内分歧激化。10 月 17 日，昂纳克以健康原因“辞去”总书记职务，克伦茨（Egon Krenz，1937 年生）被选为总书记， 并随后继任国家元首。然而克伦茨的改革宣言并未安稳民心，东柏林和莱比锡再次出现几十万人的游行示威，公民出走浪潮达到新高峰。在此情况下，11 月9 日晚，统一社会党做出了放松旅游管制的决定。当晚，该消息被错误解读为“柏林墙开放”，以致人们如潮水般涌向了西柏林。

柏林墙开放后，统一社会党试图借助不断改组重新赢得民心。11月10 日， 统一社会党通过了《面向未来》的行动纲领，继续坚持马列主义，应允改变选举制度和经济体制。12 月 1 日，人民议院同意修改宪法，删除民主德国受统一社会党领导的条款。12 月 16 日，统一社会党特别党代会决定更改党名为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1990 年 1 月 28 日，该党与其他政党举行圆桌会议，决定提前举行人民议院选举。2 月 4 日，该党再次更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努力用民主社会主义纲领吸引选民。但是，在许诺改革的同时，该党并未切实地把民主化与两德统一结合起来，因而仍然没有真切把握住民众的心理。

1989年11月9日晚，柏林墙开放

相反，联邦德国迅速抓住了统一的契机，向东部同胞张开了双臂。在柏林墙开放的第二天，总理科尔中断了对波兰的国事访问，回国紧急部署对策。内务部指示有关部门接纳所有的民主德国公民，并将支付每人每年 100 联邦德国马克的“欢迎费”。在此鼓励下，至 1990 年年初，前往联邦德国和西柏林的民主德国公民逾 1000 万，定居者达到 20 万人。

在这一过程中，双方都提出了统一方案。1989 年 11 月 17 日，统一社会党 的“改革派”莫德罗（Hans Modrow，1928 年生）提出两德通过条约共同体建立责任共同体的方案。该方案是在保持两德独立主权的前提下，谋求更广泛的合作。次日，科尔在联邦议院中提出了关于统一的十点计划，既要求民主德国首先进行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又设想了四步走方略，使得德国统一与全欧联合以及东西方关系改善同步。1990 年 2 月 1 日，在得到戈尔巴乔夫的允诺后，莫德罗再次提出新方案，设想用四步走的方式，首先形成经济、货币、交通与法律等方面的合作，随后通过政治合作，最终建成一个德意志邦联。2 月 7 日，科尔政府做出了积极回应，表示愿意在此基础上举行谈判。2 月 10 日，科尔访问莫斯科，在统一问题上取得了戈尔巴乔夫的支持。由此，统一的大门已经打开。

通往统一之路

两德统一既是两国政府之间的政治行动，也关系到美、苏、英、法四个曾经的占领国。因而，通往统一之路是德国内外问题同时解决的过程。

民主德国人民议院大选成为内部问题解决的关键。由于莫德罗政府始终坚持现有政治体制，拒绝科尔政府的“吞并”企图，故而后者希望民主德国的执政党更迭将有利于统一方案的实施。3 月 18 日，民主德国举行了首次西方式选举。科尔用公开许诺的方式，号召选民支持基民盟在东部的“姊妹党”德国社会联盟。两德迅速建成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以及私人存款以 1 ∶ 1 的比率兑换为西德马克——这些许诺对东部选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民意发生了明显变化，德国 社会联盟获胜，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德梅齐埃（Lothar de Maizière，1940 年生） 当选为部长会议主席。民主德国的内部政权更迭完成。

民主德国新政府与科尔政府之间的经济统一谈判更为顺利。尽管双方在两德马克的兑换率上存在争议，但通过三个阶段的讨论，终于在 5 月 12 日达成了各项协议。5 月 18 日，两国财长签订了《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关于建立货币、 经济和社会联盟的条约》，即《国家条约》。该条约于 7 月 1 日生效，两德实现了经济统一。

随后，两国政府又启动了政治统一的进程。两个政府与政党在选举方式和 选举时间上进行了细致讨论，最终达成了民主德国于 10 月 3 日加入联邦德国的方案。8 月 31 日，两国代表签署《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的第二个国家条约》，即《统一条约》。9 月 20 日，两国议会分别通过了该条约，德国统一的内部障碍完全消失。

在此前后，科尔游走于各大国之间，多方寻求理解、支持和妥协。由于统 一后德国与北约的关系、德波边界、占领国对整个德国和西柏林的权利和责任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从 5 月 5 日起，两个德国与美、苏、英、法四国举行了四次 “2+4 外长会议”。为取得苏联的让步，7 月中旬，科尔访问莫斯科，用经济援助的承诺取得了戈尔巴乔夫的让步。9 月 12 日，“2+4 外长会议”达成了《关于最终解决德国问题的条约》，清除了德国统一的外部障碍。

10 月 3 日零时整，德国统一庆典开始。柏林国会大厦前的广场上举行了隆重的升旗仪式，100 多万人参加庆祝活动。在德国人的心目中，这次统一是俾斯麦统一德国以来的“再统一”，是德意志民族与德意志国家重生的新机遇。统一后的德国总面积为 35 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 8000 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