耒阳竟曾是“湖南省会”，还长达5年时间！

　　
1939年5月20日，省政府再次从沅陵搬迁至耒阳，这一待，就是五年，直到1944年6月18日搬迁至桂阳县。
这五年，是民国湖南省政府的迁徙途中较为安定的五年：其间薛岳指挥四次长沙会战，为后方的稳定赢得了时间。作为战时省会，耒阳车如流水马如龙，机关林立，一跃而成为当时湖南人口最多的县城。

　　耒阳市一中，杜甫墓后的楼房曾是抗战时期湖南省政府的办公地点，后来全部重建，如今作为学校的办公场所。

　　耒阳市一中，薛岳修建的《重修杜公墓》碑仍然竖立着，薛岳的留名已被剜除，这是耒阳仅存的湖南省政府临时驻地的痕迹。
计划之外：临时落脚点一落就是五年
1939年5月20日，湖南省政府迁往耒阳，此时的湖南省政府主席职位已在当年2月1日由薛岳取代张治中。
对于这一次的搬迁，省政府显然比上一次仓促决定从长沙搬迁至沅陵更郑重其事。5月29日，省政府甚至举办了一个“省政府搬迁耒阳后首次纪念周”，由省政府秘书长李扬敬特地做简短演讲，把省政府东迁的原因，归结为“秉承中央秉承总统秉承主席的意志，要创造一个抵抗强敌收复河山的新的根据地”。
在省政府再度搬迁前后，日军已临近长沙，多数人都对保住长沙城持悲观态度，蒋介石也已做好了“弃守长沙”的打算，认为与其在长沙硬碰硬，不如放弃长沙，等日军进入长沙尚未站稳脚跟时发起反攻。
在这种形势下，耒阳也不过是省政府短暂停留的落脚点。李扬敬在“纪念周”上也公开表示：“这回省府迁移耒阳，也许两三个月，或者四五个月后，会再迁到其他的地方的。”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新上任的湖南省政府主席、第九战区司令薛岳态度极为强硬，要“对日寇迎头痛击”。薛岳的侄子曾回忆说，薛岳那几天几乎天天与蒋介石通电话表达自己坚决抗敌死而后已的决心，但只换来“稍安勿躁，静待时机”的劝说，后来，蒋介石见劝服不了薛岳，干脆不接他电话了。
没有办法，薛岳只好找到宋美龄，“请转告委员长，敌人再敢向我长沙逼近一步，我就要立即开打了!”宋美龄转告后，蒋介石急得不行连续给薛岳打电话，薛岳却效仿蒋此前的做法，不接电话了。
1939年9月，在省政府搬迁至耒阳4个月后，第一次长沙会战就是这样在薛岳的“大胆抗命”中打响的。战斗第二天，蒋介石仍希望薛岳撤退，甚至陈诚和白崇禧从重庆坐飞机来长沙做他思想工作，却被薛岳破口大骂“懦夫”。薛岳仍是跟宋美龄说：“我就要在长沙打，打败了我自杀，以谢国人;打赢了算我抗命，你们枪毙我!”宋美龄不得不好言相劝“不要这样讲”。第二天，宋美龄给薛回话：“委员长讲过了，你要有这个信心你就在长沙打，这个时候我们难得有这样的信心，有这个信心为什么不要呢?”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才同意了长沙会战。
出人意料的，薛岳主持的三次长沙会战均守住了长沙，阻止了日军南下。这一阻，便是五年，原本打算几个月后就迁往别处的省政府，在耒阳也一待就是五年。作为临时省会，耒阳一度迎来它抗战期间的发展时期。

　　
鼎盛繁荣：军政高官司会集于此，车水马龙
这五年内，迁入耒阳的各类机关、企业有多少?怕是谁也数不清，似乎是一夜之间，这座小县城便人满为患。
“车水马龙”是当时耒阳的真实写照，大量的军政高官汇集于此，导致这里的夜生活丰富多彩，尤其是歌舞厅数不胜数。朱显琪说，有个部队驻扎在老火车站那里，附近有个人气很旺的歌舞厅，一个很著名的歌星在那里表演，每天晚上车来车往人来人往，他们几个小兵试图进去看一看都被门口的人拦住不让进，非得是达官贵人才行，至少也要是团长以上级别的。
根据耒阳市志记载，1941年，耒阳人口总数位列湖南各县(市)第一位，达到58万人，此后几年不断增长突破60万人。
市志可查的随迁单位就有第九战区司令部，省党政军群机关及工厂、科研单位百余个。耒阳新建起造纸厂、药品器材厂、液体燃料厂、两个火电厂，新的汽车站，开展汽车与火车连营业务等，中央银行等各大金融机构陆续进入。由于薛岳对教育的重视，耒阳教育也急速发展起来，保立小学448所，并新建不少职业学校。
一时之间，耒阳繁盛无匹，切切实实地成为了湖南省的行政、经济、军事中心。
地理知乎 为何选址耒阳?
耒阳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郑久芳认为:当年耒阳作为粤汉铁路上的枢纽，是连结武汉-长沙一线与南下广东的必经之地，其交通地位便决定了耒阳在整个湖南抗日战场上的关键地位。

　　频繁迁移：半年辗转桂阳嘉禾等五地
耒阳城历史上有过这么一段“省会岁月”，如今的耒阳人却全然不知。
几年前，耒阳作家朱文科在搜寻本地历史资料时，偶然翻到耒阳竟然曾做过这么长时间的湖南省会，颇为惊讶：“这么重要的一段历史，为何我们听都没听说过?”回家询问父亲朱显琪方得到确认。
朱文科有意识地寻找相关资料，跑了三级档案局、图书馆等一切可能挖掘到资料的单位，又网上发帖求助了不少人。他遗憾地发现：除了八九十岁以上的老人个个都记得当年的省会繁华却因年纪老迈无法完整回忆外，八十岁以下的耒阳人都不知道这段历史。另一方面，耒阳市志办从以往的市志中翻阅到相关信息，早在朱文科之前就在市领导的指示下开始搜集资料，试图编绘抗战临时省会材料，却发现历史资料少得可怜。
县城的发展日新月异，已经找不到一处当时的省政府机关遗迹。除此之外，官方史料上也找不到这位薛岳来过省会耒阳的证据。目前唯一的记载，是出版家朱正的一篇散文，提到抗战期间跟随父母来耒阳短暂居住，曾两次在耒阳见到薛岳。
“薛岳，我看见过两回。一回是开全省运动会，他一身军装，戴着白手套，站在主席台上。另一回是看戏，大约是他从长沙到耒阳来过春节，有一天下午为他演出了一场京剧……我就坐在薛岳的后面。那天只有两出戏：《薛仁贵征东》和《精忠岳传》。第一出戏结尾，薛仁贵班师回朝，皇帝走下御座迎接……这一出戏的人还没有下台，下一出戏的人就在锣声鼓点中从另一边登台了。他们擎着一面式样尺寸和‘薛’字旗相同的锦旗，上书‘精忠报国’，下面一个大大的‘岳’字。戏台上出现‘薛岳’二字，戏台下响起掌声一片。我还记得薛岳那乐不可支的样子。”
作为省政府主席，这五年来，薛岳确实在省会耒阳与战场长沙之间来回，他更多的精力放在了长沙会战。
朱显琪在耒阳训练三个月后，因前方战事吃紧，便被匆忙送往战场，驻扎在长沙市中山路过了个春节。1944年5月，日军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以挽救孤悬南洋的日军，进攻湘北，触发第四次长沙会战。
“日军3万余人围攻长沙，而我们国军只有一个军守备，就是张德能的第四军，1万多人。日军飞机、大炮、坦克都出动了，我们运输队来来回回往前线送弹药，很多战友牺牲在敌机轰炸之下。”
这次战役空前惨烈，朱显琪所在连队160人，打得只剩下他和另外几个战士。他受了轻伤晕过去，夜晚战斗结束醒来时，发现自己在死人堆里躺着，四周全是尸体，他便爬出死人堆，逃离了战场去江西寻找大部队。
1944年6月18日，长沙沦陷，日寇分三路南进，直指衡阳市。同一日，省政府被迫从耒阳迁出，转移到桂阳县，半年内辗转嘉禾、临武、蓝山，重回沅陵，直到1945年9月18日抗战胜利最终迁回长沙。
耒阳作为八年抗战期间最久的湖南省会，如今遗迹不存未免让人遗憾，只留下耒阳一中的杜甫墓，石碑为1940年时薛岳派人所修建，并撰《重修杜公墓碑记》。碑文尚在，落款“薛岳”二字(或是伯陵?)，已在“文革”中被生生刨去，徒遗两个小石坑。
对此，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