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陵的寝官，是供奉墓主饮食起居的地方，起初建筑在陵墓旁边的山上，后因供水困难，移到山下，称“陵下宫”（俗称皇城），遗址面积东西237米，南北334米，周围墙基厚约3.5米，其范围是一个比较正规的矩形。
“陵下宫”在山陵的西南脚下，与南面的朱雀门在同一条线之上，后因山火焚毁，就移于封内的西南方的瑶台寺，距陵18里。现据瑶台寺遗址出土的题刻残石看，晚唐时期与建陵同祭于此。
这里是守陵宫女住宿之处，不但是皇帝谒陵、公卿巡陵必到之处，也是春秋祭、朔望祭、节日祭、日进食、朝夕祭之处，不是宫人供养如常制之处。
昭陵分布有功臣贵戚等陪葬墓193座（比献陵多100座），墓区总面积达30万亩，比当时的长安城几乎大一倍。从碑志看，陪葬墓主都是初唐之时的诸王公主，以及著名臣僚。
墓群主要分布在九嵕山陵寝东、西、南三面，呈扇形排开。已知墓主姓名的有57座（其中含魏征、房玄龄、温彦博、李靖、尉迟恭等历史有名人物的坟墓），形成一个庞大的陵园。
唐朝陪葬墓的出现始于高祖献陵，昭陵陪葬墓是援引汉代制度的凿凿之证。高祖时期只限于赐葬，随后允许申请陪葬，渐渐扩到子孙亦可从葬陪陵。
根据昭陵有碑及出土墓志记载：陪葬者或享受国葬，丧葬所需概由官府；或官为立碑；或赠米粟布帛；或赐衣物；或给羽葆鼓吹等。还有预赐茔地，以便生前就修造坟墓。
还有为纪念战功而起冢者，如李靖墓起冢象阴山、积石山；李绩（徐懋功）墓起冢象阴山、铁山、乌德犍山（就是郁都斤山）；阿史那社尔墓起冢象葱山；李思摩起冢象白道山等。再还有皇帝亲为撰书碑文者：如魏征碑为唐太宗撰书；李勋碑为高宗撰书，更足以说明他们所受的宠荣。
陪葬墓的石刻也极为精美，温颜博墓前的石人，魏征墓碑首的蟠桃花饰、尉迟敬德墓志十二生肖图案与石椁的仕女线刻图等，皆为艺术精品。据说唐太宗亲自设计了三顶，赐予最有功之臣，李勋得了一顶。
众多陪葬墓衬托了陵园的宏信气势，加之各墓之前又多有石人、石羊、石虎、石望柱、石碑之属，更能点缀陵园繁华景象。
陪葬墓反映了唐太宗时期，君臣之间“义深舟楫”的关系。有“荣辱与共，生死不忘”之意。唐太宗能与功臣“相依为命”，既不滥杀功臣，且妥善安置，死后还能安葬在一起，这种做法在帝王中实属罕见。
昭陵于贞观十年（636年）开始营建，至贞观二十三年，李世民安葬于此，共营建了13年。昭陵的布局，不仅体现了王权“至高无上”的气概，还说明了李世民一心想结成以宗室和大臣为主体的新的氏族集团，以便于唐代王朝的长期统治。
可以说，李唐王朝不仅把一个高度集权制中国带进历史鼎盛时期，而且把由此产生的历史文化、天下一统的精神埋藏在渭北的高山原野中。
因此，之于昭陵选址、昭陵规划、昭陵设计、昭陵规模、昭陵营建、昭陵诗赋、昭陵壁画、昭陵石雕、昭陵的陪葬以及昭陵主人生前功绩、天下融合的精神来评说，把昭陵誉为大唐帝众多帝王陵寝的代表作，乃恰当不过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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