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丹
春去的遗响:周邦彦与晏殊
《中华文学选刊》2019年11期
选自《诗人十四个》
黄晓丹
江苏无锡人。南开大学古代文学博士,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访问学者。现为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春去的遗响:周邦彦
文 |黄晓丹
在约翰·威廉斯的小说《斯通纳》里,有这样一个情节:密苏里大学农学院的学生斯通纳因为选修了一学期的英国文学概论课,从而改变了他的人生。我们读中文系的人有一个笑话,常常在花很多钱买了一大堆书之后说来自嘲,大意是“我为什么过得这么穷,因为知识改变了命运”。斯通纳的命运迎来的也是一次这样的改变,他从农学院转到了文学院,并且读完了博士,教书,结婚,得癌症,死亡,甚至都没有获得过助理教授以上的职位。这本书整体基调灰色、压抑,只有大约三四处亮色。这些激动人心的亮色几乎都发生在青春时代,其中最打动人的一次,就是他在大二的英国文学概论课上。
那是混混沌沌的生命忽然被开启的体验。人意识到自己的独特性,认识到无数的可能性正在开启,甚至认识到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来把握这些可能,创造出独特的生命轨迹。这种觉醒带来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决断与勇敢。人就是这样从一个少年变成了青年。约翰·威廉斯这样描述这个时刻:
有那么几个时刻,威廉·斯通纳意识到自己在使劲屏住呼吸。他把气息轻轻地舒吐出来,刹那间发觉自己的呼吸从肺里排放出来时,衣服随着身体在起伏。他把目光从斯隆身上移开,打量着教室。阳光从窗户里斜照进来,落在同学们的脸上,所以感觉光明好像是从他们自身散发出来,迎着一片黑暗释放出去;一个同学眨巴着眼睛,一道浅浅的暗影落在面颊的一侧,上面的毫毛被阳光照得清清楚楚。斯通纳开始感觉放在桌上紧紧攥住的手指松开了。他在自己的凝视下掉转过手来,很惊奇它们都是黄褐色,很惊奇指甲已妥帖地嵌进粗壮的指端那种复杂的结构;他想,自己肯定能感觉到血液在无形地穿过纤细的血管和动脉流淌着,从指尖到整个身体微弱又随意地颤动着。
斯通纳觉醒的契机是阅读了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在我身上你或许会看见秋天》。他获得了自我,却也因此认领了无可推诿的人生责任。因为这本书其实是写给中年人看的,它的重点是放在生命中后期的无聊与无奈上,所以我今天不准备多讲这本书。我要说的是,斯通纳在大二英国文学概论课上那种感官忽然被打开、沉睡的生命忽然听到了发令枪的经验,我也曾经有过,虽然是以相反的形式。
一节数学课引发的出走
我读大学时,高等数学是中文系的必修课。我本着“熬过这关就再也不用学数学了”的信念好不容易学完了高中数学,不料上了大学还要学,真是万念俱灰。高等数学课的老师是一个对数学如痴如醉的小老头。他每解一道题,就要退后一步歪着头看着黑板上的步骤,定格三秒钟,轻轻叹一口气,然后把粉笔头一扔,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嘴里呢喃着:“完美啊,和谐啊!”如果有哪个学生表示没有弄懂,他的目光里充满了关切和同情,好像在听一个小孩子抱怨自己没吃到糖。然后他就会再充满激情地解一遍题,再歪着头“完美”“和谐”一遍。差不多半个教室的同学都忙着点头,表示真的理解了数学有多美。他们沉浸在美的享受和智力的欢愉中,而我简直是如坐针毡。在头几节课里,我对数学的反感就变成了仰慕,随后因为听不懂,仰慕就变成了内疚。终于有一天,我给自己找到了逃课的理由。
数学课的教室是一栋民国老教学楼的一楼。一个细长的阶梯教室,最后一排的地板正好和窗沿一样高。如果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脚稍稍向窗外移动几厘米,就会腾空在一片极其宽阔的草地上。我一边听着听不懂的数学课,一边翻着词集,正好看到周邦彦的一首词。
浣溪沙
楼上晴天碧四垂,楼前芳草接天涯。劝君莫上最高梯。
新笋已成堂下竹,落花都上燕巢泥。忍听林表杜鹃啼。
当时已经是草薰风暖的仲春时节。坐在我那个位置上,往上看,就是“楼上晴天碧四垂”,往下看,就是“楼前芳草接天涯”。在那个昏昏欲睡的午后,园丁割草机的声音和远处杜鹃的啼叫,都让我有种不知孰梦孰真的感觉。很多年后,我听已经老了的李建复唱新歌《人,海》,讲一种沧桑之后想要回归的渴望,歌词里有“伸出一双手能拥抱晴朗,推开一扇门能走进灿烂”一句,正如我当时的心态。我大概花了十分钟来进行心理斗争,要不要踏出这一步,要不要放过我自己,去窗外拥抱晴朗和灿烂。
那节课后,我再也没进过数学教室。我逃课去了虎丘,又去了北寺塔,又去了沧浪亭。后来我在一篇文章里写那个春天,说是“半城花开,半城花落”。沧浪亭是宋代苏舜钦造的园林,以清风明月、近水远山入园,在苏州所有园林中,最得山野之趣。沧浪亭的南面有一座假山,从假山内部藏着的石台阶爬上去,上面是一座戏台。戏台的匾额上写着“看山楼”三个字。那里视野非常开阔,向南可以远望石湖一带山的影子,向东可以看到围绕沧浪亭的河水。特别是当你在春光明媚的四五月份,从阴暗的洞穴中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一下子看到天光时,那真是“楼上晴天碧四垂,楼前芳草接天涯”的解放之感。
“楼上晴天碧四垂”是说在一座高台上向四方观览时,只有春色无穷无尽的天空,可以往任何一个地方翱翔。“楼前芳草接天涯”是说试图踏出楼阁时,面前是无边无际的芳草坦途,可以向任何一个方向策马远行。这两句都是在说我们只有在年轻时代才会有的那种感觉——世界存在着无数的希望,都在向我们敞开。我现在当老师了,特别喜欢在每年八月底新生报到的时候去学校看看,因为在那些稚气未脱的孩子,以及他们家长的脸上,就有这种似乎看到希望的大门正在打开时的光亮。“劝君莫上最高梯”是欲扬还抑之词。因为风景一层好过一层,你现在拥有的这些希望已经足以让人心旌动摇了,如果再上一层,再看到更多希望,那你的小心脏还能受得了吗?
这种一个希望接连着一个希望、一桩好事接连着一桩好事的体验只有在青春时代才有。等到年岁渐长,对自己的认识比较稳定,不太会为了小小的打击而消沉,可是同样也不太会为了小小的成就而欢呼雀跃。上大学的时候读这首诗,真觉得未来扑面而来、希望应接不暇。后来自己当老师了,大二、大三的学生带着愁怀与兴奋相夹杂的情绪来找我,和我讨论到底应该考研还是出国还是考公务员还是拿个新西兰旅行打工签证去过一年gap year(间隔年)。我知道所有这些事中的任何一件做成功都没有那么容易,但我也切切实实地羡慕他们那种一心一意投入到希望中去的状态。
未来是以一种悖论的形式面向青春时代的人们:一方面,恰恰在你一无所有时,你才掌握着最大量的可能性,而当你捕捉到其中一种,其余的可能性便向你关闭;另一方面,所有看起来纷繁复杂的各色人生,最后都会有类似的痛苦和厌倦,而那种只要跨出一步就是万丈晴空、芳草天涯的完美想象,只存在于青春时代的眼中。
那真是可以称之为幸福。一直到现在,我都常常会忽然想起数学课教室外的一片芳草,以及决定逃课之后那种破釜沉舟、无所畏惧的狂欢的心绪。有时是我处于一个类似的天气,有时仅仅是看到了诸如“香蜂草”这样的词,也有时是在我阅读《斯通纳》这样的书时。当然这个故事有个极富正义性的结尾——我的数学考试最后没有及格。考试前一夜我借同学的笔记看,同学听完我的第一个问题就开始赶我去睡觉,她说:“你去睡吧,你不会及格了,你就算左手一只鸡,右手一个老太婆去找数学老师,他也不会给你及格了。”对这个结果我心服口服,但我至今仍然觉得,正是在那个数学老师身上看到的沉浸于美中的快乐,才使我无法忽视另一种美对我的召唤。他的投入使我焦虑,促使我必须去寻求也能让我投入的事物。
当时我只注意了这首词的前一半。两年之后,有一次我忽然间想到了这首词的另一半。那是一个雨天,我去给一个韩国家庭做家教。傍晚时分,回学校的公交车上,车窗玻璃的内侧有一层水雾,折射着红绿灯的色彩。我用手在水雾上写字,写着写着就出现了两句话:“新笋已成堂下竹,落花都上燕巢泥。”那时我已经大三了,还没有谈过恋爱。有一天我注意到隔壁班的一个男生,长得好看,爱读书。我不知道怎么去开口说第一句话,就花了一个暑假写了一整本的信,把我看的各种书、想的各种事、各种感怀各种思考都写了一遍。开学时我去找那个男生,他说:“我已经有女朋友了。”我非常失落,只能请他陪我在操场上走一圈。于是我们在操场上走了一圈又一圈,聊了很多事情,然后各自回去,这件事就算结束了。
结束之后,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以前花了那么多的时间,想象了一个美好的恋爱,写了一大堆的书信,可是现在这些事情都无法继续下去了,生命中就有一部分变成了空白。我需要找一些事情来填补那个空白,但还没有找到。就在这样的时候,这两句词忽然出现在了我的脑海中。以前读的时候没有感受,可是这时我忽然明白这两句词在说什么。时间往前推几个月,回到上学期初次见到那个男生的时候,那些幻想和可能就像是春天萌生的新笋、春风扬起的落花,它每天在变化、生长,摇曳多姿。可是现在,它们却成为了固定的东西。
这两句写的是可能性的闭合。就好像那如梦如幻而又飘忽不定的青春忽然间过去了,以一种看起来毫无损伤、毫不惊天动地的方式就结束了。我忽然想找一些确定的事情做,然后就一门心思去准备考研了。所以你看,当我们是落花的时候,生命是多么飘扬,可是当我们变成燕巢泥时,生命又是多么确定。
这首词就像核桃的两半完全对称,前三句讲可能性的开启,后三句讲可能性的关闭。上阕有一个理性的声音说“劝君莫上最高梯”,可是内心的冲动却不放弃任何一个可能;下阕有一个理性的声音说“忍听林表杜鹃啼”,意思是说不要去听杜鹃的啼叫,因为它“不如归去”的歌声只会让你更感到青春逝去的残酷,可你还是会去听。理性在这首词中总体是无力的,但正因为如此,它对生命的冲动、狂喜、落空与遗憾的表现才更为淋漓尽致。
《春去的遗响:周邦彦与晏殊》全文见《中华文学选刊》2019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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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忆迦陵师
文 |黄晓丹
一
要是不曾成为教师,我大概没有机会更深地了解叶嘉莹先生。 2011年我博士毕业。毕业典礼时叶先生在海外,没有参加。但对我而言,离别早在两个月前就已开始。那是四月的黄昏,在叶先生温哥华的家中,我度过了在加拿大的最后一天。去机场的路上,太平洋的风从海上吹来,摇动一整片森林,背后是我不再能轻易踏上的土地,以及永远过去了的学生时代。我既为日后不再需要在老师面前战战兢兢地汇报功课而感到轻松,又为依然未曾给自己的人生找到一个支点而觉得茫然。 对于人生中最重要的问题,古典文学能否做出圆满的解释?对于人世间最险恶的选择,古典文学能否提供坚强的支撑?对于人心里最幽茫的心事,古典文学能否给予温存的慰藉?因为没有找到确定的答案,我带着入宝山而空回的失落,准备将这次离别当作夙愿的达成和旧梦的埋葬。二跟叶先生读书,是我青春时代一以贯之的梦想。2001年,我正在读大二,对于人在世界上能够追求什么,想要找出最可靠的答案。那年我有两次暗室逢灯的经历,一次是被苏州北寺塔廊间书写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震惊,另一次就是偶尔看到了叶先生的书。《金刚经》讲的道理是万有皆空,而叶先生开篇即说:“我以为中国诗歌中最重要的质素,就是那份兴发感动的力量。”我在图书馆幽暗的书架间席地而坐,看叶先生从陶渊明讲到杜甫,又从杜甫讲到李商隐,直到丰厚高贵的人类情感在我心中激起的共鸣盖过了对空无的知觉。那是江南仲春,半城花开,半城花落。走出图书馆时,我似乎感到无常之中,有一贯之物,在流转之中,有坚刚之气,因之,短暂的生命也值得认真度过。多年以后,我亲耳听到叶师说起“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更笃信那不仅是智者的开悟之语,更是仁人的坚誓之辞。 我想,是叶先生影响了我的人生,使我选择了古典文学专业。但在网络还不发达的2001年,我甚至不能确定叶先生是否与我同在一个时代,更不论身处何方。后来在南开,我认识了很多被叶先生的讲座打动而立志学词的同学。我想,我们都是在先生身上看到了人生的一种可能——通过全然投身于古典文学,服从它的训诫,接受它的磨砺,从而躲避时光的衰朽、抵御尘世的侵袭。当我们在台下仰望,先生身上体现出的从容、有力、清明和优雅,足以使我们相信,跟随先生,就不会在人生的风雨飘摇中失去方向。三2007年春天,我去天津参加博士复试,回来在硕士论文的后记里写道:“清嘉庆元年,张惠言来到安徽歙县。在与学生探讨治学为人的道路时,他也忆及了北地的杨花。他说:‘我有江南铁笛,要倚一枝香雪,吹彻玉城霞。清影渺难即,飞絮满天涯。’愿以异人所授坚刚不摧之笛吹彻碧海中三万里太真碧玉之城。但那极为高远的人格境界,哪怕如张惠言一般终身赴之,依然只如灵光一闪,转眼飘散无踪。当我初次置身于北地杨花乱舞的春天,新生与凋颓不过是顷刻的转易,生命的偶在感扑面而来。我想,我期待这样的灵光。”我正是携着先生的《清词丛论》赴考。在往返的列车上,我数遍翻看《说张惠言的〈水调歌头〉五首》一文,将心绪沉浮在笛者竭尽心力的热诚追求与理想的落空无成之间。先生讲诗词,尤其注意词境中碧落黄泉两造,于追求时有飞扬之致,于落空处有低回之美。我当时醉心于此,却没有注意到此中强烈的孤独,即飞扬时无人跟随,落空处无人安慰。每个前来拜访先生的人,都会叹服她在时代和命运的波折中如一株“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的嘉树。而声称要追随先生的人,往往分辨不清自己是寻求荫庇的投林倦鸟,还是迎战风雨的林中幼树。当时的我以为找到了一条容易的路,幻想成为叶嘉莹的学生就自然获得了一种加持的力量,从此不必走过死荫的幽谷。但当真正开始博士课程,我像所有人一样需要面对考试、论文、毕业、工作、恋爱、社会、人际关系中的挫折。在先生的课上,大家赏析诗词、谈论理想。走出先生的家门,一个个却都生活得并不如意。我体验着此间的落差,渐渐埋怨古典文学固然优美却虚幻无力。现在想来,我当时想要获得一种无理的豁免权。好像当我决定选择形而上的世界时,形而下的世界就理应为我准备一种简单平易的生活。我爱读先生的《鹊踏枝》词:“玉宇琼楼云外影,也识高寒,偏爱高寒境。沧海月明霜露冷,姮娥自古原孤另。”广寒深处的灵光如此纯粹,它的诱惑使我忽略了另一层意思——人生并非在形而上世界与形而下世界中的一次性取舍,而是千百次的折返。这真是一个有趣的悖论。先生的人生和学术中最有力的地方,正是在人天两造往返间体现出的巨大韧性,是承担琐碎艰难的生活后依然能投入精美而持久的精神活动的能力。但读者因为醉心于先生对理想世界的描写,便将先生遭遇的苦难也想象为一种浪漫的审美体验,妄图以诗词为魔杖,使七苦避易,将人生变得诗意而平坦。 妄念终归落空,人生却在继续。所有浪漫的幻想并不能支撑对古典文学的热爱,我虽然读完博士课程,却觉得再也不能重临少年时代被诗歌照彻的瞬间了。离开南开时,我将所有古典文学的书打包邮寄,放在手边翻看的却是一册《圣经》。四三年后的一个春夜,我难以入眠。有一句词在我的脑海中盘旋,久久不去,但是我怎么也想不起下文,只能开灯翻书查找。这首词是王国维的《蝶恋花》: 忆挂孤帆东海畔,咫尺神山,海上年年见。几度天风吹棹转,望中楼阁阴晴变。 金阙荒凉瑶草短,到得蓬莱,又值蓬莱浅。只恐飞尘沧海满,人间精卫知何限。 反复诵读这首词,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好像一个旅人在歧路间抉择奔突,以为每一个决定都是自己做出,每一条道路都是全新开辟,但在偶然之间,他翻开一册旧书,发现自己过去以及未来的历史都已赫然绘出。一些记忆顷刻间回归,先是先生在天津的寓所中戴着老花镜,玩着自己的手指,对半空中念出“王国维‘忆挂孤帆东海畔’一首”,然后是太平洋边的UBC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馆内的东亚图书和东亚面孔让人放心用汉语互致问候,但一走出馆门,便有无限阳光炫目,使人聚不起乡愁。 我读博士之前,每次想到先生,获得的都是那个在讲台上优雅自足、铿锵有力的形象。以至于我后来读到阮籍笔下“登高眺所思,举袂当朝阳”的“西方佳人”或者托尔金笔下的凯兰崔尔女王,就自然会联想到先生讲座中的样子。她们都是光明的追逐者:“西方佳人”将读者的目光带到云霄之上,凯兰崔尔女王送给远行者的礼物是装满星光的水晶瓶,以抵御吞噬一切的黑暗与虚空。但在这个江南的春夜想起先生,她给我的是另一种影像:一个柔弱的老人的侧影,穿着质地柔软的旧衣服,夹着一本书或一个小包,慢慢悠悠地从卧室中走出,攀上图书馆的台阶。学生辈看到,就会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过去,试图扶她一下。 人如何能整合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影像,或者说如何整合人生中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经验?如何安处于几乎是无尽的精神追求和局促的肉身限制之间?人类愿意将那些曾经“举袂当朝阳”的人固定在高台上仰望,希望他们永远带来希望、力量和抚慰,但只有当事人才知道,在一瞬间豁然开朗背后有多少百转千回,又要独力战胜多少的幽茫心事,才能凝结起一次掷地有声的讲演。如果看不到叶先生柔弱平凡的一面,就无法完全理解刚强那面的价值。她夹着头发卷子在厨房里做早饭的样子、在卧室翻找老花镜的样子、为了打印机故障而着急的样子、由小熊师弟扶着去找裁缝修改旧衣服的样子……赋予了她讲台上形象更大的深度和真实性。古典文学并不能帮助人免除生活中必须承担的重负,却也绝不是闲暇者的消遣,不仅仅是失意者的抚慰。读先生的书、看讲座视频和听讲课音带时,我有时会忽然惊觉某段音频是八十年代在温哥华,某篇论文是七十年代在美国,某首诗是四十年代在北京,而某讲座是三五年前在南开。它们写成于六七十年间,却浑然一体。中国一百年来的世事变迁,使人如枯桑转蓬,今日海角、明日天涯。置身于一站接着一站的客旅中,生命的完整性被外在现实拆碎成浮木断柯。当我们阅读那些世纪老人的历史,最动人的篇章就是描述生命的完整性失落的时刻,比如龙应台所说的“船要开出的时刻”,或者是巫宁坤所说的“登船挥别的时刻”。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晚年重新找回初心,更多的人臣服为历史之偶然性的傀儡。但叶先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经验,即外在现实的破碎乖谬仿佛未曾扰动她生命的内在完整。在叶先生的著作中,我们会发现,她对某些主题的关注持续了一生。她反复地体会并言说,而那些足以将他人击碎的遭遇,在叶先生这里却只是将这些主题变得更集中而深刻了。
叶嘉莹
古典文学在叶先生身上体现的奇迹是赋予生命完整性并因之提升生命的尊严,在“劲风无荣木”的时代,能使“此荫独不衰”。这种内在完整性的达成未必就高于迎战生活的成就,但它是我们在瞬息万变的世间唯一可以主动追求和把握的东西。 在那个春天的夜里,当翻到先生对王国维《蝶恋花》的讲解时,我看到贯穿古今的是一种悲喜交织的必然命运。写“悦怿未交接,晤言用感伤”的阮籍也好,写“几度天风吹棹转,望中楼阁阴晴变”的王国维也好,写“清影渺难即,飞絮满天涯”的张惠言也好,抑或是先生也好,之所以必须倚仗古典文学所营造的那个理想世界,是因为只有决定相信理想世界的存在,人生才能从蜉蝣式的无谓的漂流变成值得的追寻,时间之丝也因为找到了罥绕的线轴而不飘散于虚空。做出这个决定的,与其说是智慧,不如说是人世的深情。在“怎样的人生是值得的”这个问题上,科学家无法提出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告诉我们如何做才确实是对的,但内心赤诚的人总能找到自己的道路,知道如何度过一生才是“甘愿如此”的。五那个春夜到来之前,我已经在大学教了两年多古典文学。因为讲课的需要,我有机会以缓慢的速度重新阅读先生的著作。先生讲诗学的著作大都整理出版了,讲文、曲、赋等文体的也在研究所存有录音带。阅读这些文献,我仿佛与少年时代的自己重新聚首,只是在免除了对文学拯救人生的奢望后,得以用更宽阔的视角领略古典文学中不同的美感。我渐渐发现,从审美的丰富性上来说,叶先生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古典文学阐释者中最兼容并包的一位。她虽然拥有自己鲜明的偏好,讲诗时却将注意力均匀分布到每个诗人独特的禀赋、气质、技巧和人生经验上。她能够欣赏自己并不赞同的诗人,将他们的好处说给与那些诗人气质相投的读者听。初次阅读先生的著作时,我注意到先生所喜爱的那些在道德情操上堪称典范的诗人。而此次阅读,却使我注意到那些之前忽略了的诗人。他们存有瑕疵,因软弱、虚荣、自大或轻浮而没有度过完美的一生,但他们人性中的光芒与阴霾一样记录在诗歌之中,经先生的讲解而为后人得知。如果说少年时的阅读经验全然被理想照亮,那么此次阅读却增添了对人生软弱和局限的体知。 第二个发现来自我和学生一起学习古代文学史的经历。在人人都指责学生不懂得古典文化的今天,我却觉得,有一种不依赖于书本知识存在的文化血缘。不管我们接受多少西方的理论,在理性上多么认同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取得的巨大成就,并愿意建设更开放的社会和更具现代性的政治制度,但在情感和审美上,我们却被“写定”为东方的样子。这样的“写定”并不来自我们接受的中小学语文教育和思想品德课,而来自使用的汉语——其中深藏着奇妙的“语码”。基于这样的理解,叶先生的书成了为学生启蒙中国古典文学的最好蓝本,因为她正是基于个人情感和审美经验来讲授中国诗歌的。她所重视的兴发感动的力量和诗词的美感特质依然能够直接击中“90后”小朋友的内心,使学生们第一次感觉到诗人在千百年前恰恰为读者的某个此时此刻写下诗歌。有一些学生说,他们决定去考中国古典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因为曾有过这样的体验——当经历生命中某个重要事件或瞬间时,已经有一句诗歌在那个时空中等他,使他感受到全然的被理解和被说出。 毕业后每次去南开,叶先生问我最多的问题就是“有没有爱好古典文学的学生”?记得我第一年圣诞节回去看她时,给她看一个学生的作业,第二年圣诞节去,先生还特地问起这个学生。如果今年先生再问我这个问题,也许我会对她说,爱好古典文学的学生一直是有的,但是他们也要经过很多的犹豫和迟疑,追寻梦想并且落空,然后又在落空中生出新的希望和理解。迷茫和落空虽然如几度天风吹棹转,但咫尺神山,毕竟是海上年年见。山若其色不改,人又何惧于飘转?而这所有的波折都是为了赋予人生一种富有活力的完整性,使我们的少年、青年、中年、老年如同四季般各不相同,而流转无碍。对于那些格外宏大的问题,我依然没有找到答案。但如今我很庆幸曾有一个关于古典文学的梦想,并将它孵成了职业。2014年的春三月,我和“90后”的学生们一起学习两晋文学,讲到“新亭对泣”和“青衣行酒”时,教室后门边打瞌睡的男生都抬起头来了,在那个瞬间,那些未曾身历的久远历史从语言中复活,带给我们深重的悲哀。而比新亭对泣更大的悲哀,是使用着自己的母语,而语言失去其曾有的精美与优雅。那使我们在自己的故乡成为异乡人。我想,不管最后能不能想明白那些重要的问题,单单是去继续使用和讲解这种精美的汉语,人生也值得度过。
(本文为《诗人十四个》一书“代后记”,原为“叶嘉莹教授九十华诞暨中华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所作)
选自《诗人十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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