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格瓦内：这里的女人，做的是父兄和外来人的生意

格瓦内日出。右侧是阿法尔人的圣山阿耶鲁山

编者按：关于非洲边陲小镇，我们还有多少想象力？从2016年开始，本文作者陈亮数次前往阿法尔州的格瓦内小镇，进行关于边境地区城市化的相关研究。他将观察到的“此时此刻”汇成了《阿法尔行记》，这里涉及小镇商业、族群宿怨和日渐边缘化的信仰。对于读者而言，阅读这些异乡见闻，拓展日常生活经验的边界，也是一场新奇而刺激的旅行。
格瓦内位于埃塞俄比亚阿法尔州第三区，近赤道，年均气温常达40度以上。太阳每天六点升起，八九点小镇已经像闷锅，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没有人能工作。太阳在厚重的白云后面，晒得人睁不开眼，男人们只能躲在树荫下或房子里，靠咀嚼“恰特草”（chat）保持精力。小镇北边的旅店“重回格瓦内”是我常住的地方。只有夜晚和清晨，才有凉风从灰蒙蒙的沙地丛林里向旅店的回廊吹来。
边陲小镇的商业活力

格瓦内与1号公路

埃塞俄比亚是内陆国家，没有出海口，因此从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通往吉布提和厄立特里亚的1号公路就成了经济动脉，格瓦内小镇便依1号公路而发展。
在酷热的白天，山羊是最有活力的动物。这些皮毛华丽油亮的动物大多是店主们从格瓦内镇每周三的集市上买来的，沿着公路放养。它们在路边一米深的排水沟槽里上上下下，寻觅人们吃剩下的恰特草，大嚼特嚼咩咩叫个不停。直到伊斯兰或基督教的年节，被男主人们或请来的宰羊人念叨着“以安拉之名”或“以上帝之名”一刀宰杀。

镇上一只偷商店卷心菜的山羊

这家商店的女主人兼做缝纫，缝纫机上有“中國標準縫紉機公司”字样

小镇杂货铺

靠近天花板处挂着一排从遥远的印度尼西亚进口的“苏丽”（男性的筒裙），纹样细密，价格也不菲，依照材质从400比尔到1500比尔（约人民币100-360元）不等，需要店员用晾衣叉够下来交给顾客。地上则堆放着一袋袋敞口的粮食、调料、盐和食用油，包装袋上还有“USAID”的标记；本地产的洋葱、土豆和白菜被堆在地面上——这是小镇的饭店里仅有的蔬菜，也是仅有的本地货。
餐饮业是镇上最为忙碌，发展最充分的服务行业，顾客落座点餐后十分钟，服务员就能端上顾客要的injera（一种由苔麸发酵的松软的酸饼，常作为主食）、shiro（一种鹰嘴豆炖成的糊状物，在中东和印度广为流行）、t’ibs（切成小块的炖/烤羊肉），配以蔬菜或一种叫mitmita的辣椒面。由于缺水，餐饮店门前都会放置一个蓝色的塑料桶，食客们会在餐前和餐后，就着水龙头里滴答下来的水流，用不含油脂的蓝色碱皂洗手。

一边捣咖啡豆一边闲聊的两位高地人妇女。房子落成于埃塞历2010年（公历2017年），门楣上还有耶稣护佑的字样。

在这第一排商铺后面，第二排的屋舍多为带遮阳篷的草泥或水泥房舍，漆以蓝绿色、粉红色或土黄色，杂以矮小的棚子，住户多为镇上的工人和厨娘，也有开店的。各家各户自己烧火做饭，缠着头、穿一袭宽大长袍的女人们用纸板扇着木炭炉上的咖啡，木炭的烟气被阳光照得闪闪发亮，混合着一种在木炭中添加的矿物燃烧的芳香。
高地人、低地人和小镇商业
小镇上的几百家商铺——除了几家阿法尔人经营的商店——全部都由高地人经营。高地人是从包括西北方的阿姆哈拉州和北部的提格雷州等地迁移到阿法尔的人口，多为埃塞俄比亚东方正统教会教徒。高地人/低地人是一种逐渐流行的区分埃塞俄比亚高原和阿法尔低地的人口的分类方式。今天的格瓦内镇上，高地人占了商业人口和居民的大多数。他们之中有店主、餐馆服务员、修轮胎的、烧炭工、建筑工人。
格瓦内的高地人的移民史，也许可以追溯到二战稍后的时期。在海尔塞拉西皇帝时期，有一位毕侯诺上尉驻扎在格瓦内，率领四百士兵驻防。他很小的时候，就装扮成乞丐，向意大利士兵雇佣的埃塞厨娘讨要残羹剩饭，后者把意大利人的子弹悄悄包裹在英吉拉酸饼中，由小毕侯诺交给父兄参加的抵抗组织。小毕侯诺成为毕侯诺上尉后，也与马海瑟拉族长胡大杜博诺的父亲合作。胡大的父亲组织族人，在夜晚偷偷地挖开意大利人白天修建的公路。如今毕候诺上尉已近百岁，住在格瓦内镇一处小院里。镇上的人们只知道有一位老人住在这里，却不知道那些遥远如院里树影一样斑驳疏离的记忆。
镇上最早的商业，可以追溯到我所住的汽车旅馆和附属的餐厅。老板是厄立特里亚人，现居美国。20世纪80年代初，他在此地建了加油站；1998年因为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之间爆发战争，离开了格瓦内。但阿法尔人战后完璧归赵，他又取得了商店的经营权，因此做了新的旅店招牌——“重回格瓦内”，仿佛要大书特书他与小镇的这段缘分。

“重回格瓦内”旅馆

旅馆附近的公路边有很多家饮料店，店主往往在门口经营传统的咖啡摊。这里地近赤道、太阳每日六点准时落山。太阳下山之后，店主便开始营业，其中一家由阿姆哈拉女人哈雅特经营。她在店前摆开几张塑料桌椅，煮上咖啡，卡车司机们从驾驶室跳下，要上一杯5比尔的咖啡或一把30比尔的恰特草。其中有与她稔熟的，便与她调笑几句，甚至隔着长袍摸一把她的屁股，而哈雅特则让这些占了她便宜的卡车司机从沿路的城镇带来瓶装饮料、食用油——从索马里兰走私来的食用油250比尔一桶，到这里可以卖到300比尔，而到亚的斯亚贝巴则可以卖到350比尔一桶。直到夜里两三点，哈雅特才歇业关门，回到镇上教堂附近的住所，那里住着她的老母亲和一个未成年的儿子，丈夫则去别处打工，少有音讯。
哈雅特告诉我，第一排铁皮商铺大多是阿法尔人的土地上建的，她每个月交一千比尔的地租，而土地上的铁皮屋归她所有，如果合同结束的话，她可以带走地面上的一切，不过房东从来也没有说要收回这块土地。第二排的房子也是阿法尔人的。作为土生土长的格瓦内人，哈雅特不知道他们任何背景。高地人和阿法尔“低地人”多为一纸合同的关系，不存在商业竞争，因为本地的阿法尔人根本就不擅长从事商业服务业——除了受雇于“重回格瓦内”汽车旅馆当保安。
事实上，第二排的房子多为格瓦内镇上的马迪玛人所建。马迪玛（Maxima）和马海瑟拉（Macisera）同样是居于阿法尔州南部的巴度人（Baqxu）的分支。镇上的骑摩托青年多是马迪玛人。马迪玛人比马海瑟拉富裕，他们常说马海瑟拉人是农村的穷人；但马海瑟拉人则认为自己族人多出战士和受过教育的人。

在里亚斯村口凉棚里的古洛

在“红雨”聚居点，我从一众在木棚下嚼恰特草的马海瑟拉男人们中结识了满头白发的古洛，他自称有一百岁了。古洛告诉我，许多马海瑟拉人在意大利侵略期间（1935-1942）从北方逃亡而来，当时此地水草丰美，骆驼和牛羊奶也甜美，马海瑟拉因此人人富足。不过，东方干旱沙漠地带的索马里州的伊萨索马里人（Issa Somalis），因为要往阿瓦什河流域放牧骆驼和牛羊，在与马海瑟拉族人的冲突中杀死了不少人，因此马海瑟拉人的牛羊都转到了马迪玛人那里。
古洛说的是老黄历。格瓦内县年轻的农牧局长穆诃莫德则告诉我，马迪玛人变得有钱，乃是很近的事情。马迪玛人所居的地带，数年前来了不少高地人，砍伐了树木烧成木炭，卖到城市人口急剧扩张、缺乏燃料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马迪玛人学会了烧制木炭，也开始以地主身份收烧炭人的钱，因此积累了不少资财。前几年，他们又把资金投入到种植洋葱上，赚得盆满钵满——仅仅两三年，洋葱的价格便从5比尔一公斤涨到了22比尔一公斤。于是他们在镇上雇佣高地工人，建了水泥房子，自己居住或者出租给高地人。
马海瑟拉族也有人尝试烧炭的，不过马海瑟拉族的名人赫里·罕莫都却告诫族人，不要学马迪玛人，而是要送孩子上学校接受教育。赫里·罕莫都早年在欧洲接受了教育，现在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任职，格瓦内许多NGO都是他介绍引入的，他的话也常常被马海瑟拉人奉为圭臬。

格瓦内镇上随处可见非政府组织的标牌。城镇经济也高度依赖非政府组织的援助。

农牧局长言下之意是，马海瑟拉人为了接受教育而牺牲了眼下的利益，没有一夜暴富。他自己本身的经历也证明了他是赫里·罕莫都的好学生：他不断接受教育，甚至担任了一所大学的农牧学讲师，在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哈迈德大力提拔有学历的年轻干部的政策下，担任了县里最有资源的三个部门之一的主管（另两个是医疗健康和教育部门），可谓是前途无量。
骆驼和恰特草
通过牧业积累财富，是阿法尔人骨子里的热望，这点从名字里便可窥见一斑。例如，一位牧民叫嘎拉巴。“嘎拉”是“骆驼”，“巴”是“爸爸”，“嘎拉巴”就是“骆驼爸爸”的意思。嘎拉巴的父亲给他起这个名字（头胎往往是母亲取名），无非是希望他善于放牧、财源滚滚。他们喜爱骆驼，更喜爱可以每日提供新鲜驼奶的母骆驼，从来不让母骆驼负重。
不过，格瓦内镇上是没有骆驼的，那里只有在吉布提和亚的斯亚贝巴之间往返的集装箱大卡车，载着各种食品、化工产品等物资，在沿街一溜排开的商店前泊车休息。司机就餐或过夜后，又爬上高高的驾驶室，重新在漫长的道路驰骋。

放牧骆驼是男人的事业。骆驼身上的“伤痕”是各个支系的标记。

格瓦内镇向南2公里处的公路边是马海瑟拉人聚落里亚斯，意思是“红雨”，那里也没有骆驼。只有从里亚斯往西，进入阿瓦什河流域的丛林，才能遇见有上百头骆驼的驼群。驼群往往以一头年老的颈毛稀疏的骆驼为首，小骆驼则被年长的骆驼包围在驼队中。几位阿法尔男子用手中的长棍驱赶驼队，他们的身材也如长棍一样细瘦。延绵几百米的驼群，在树冠如云的阿拉伯胶树和被称为“瓦耶内”的牧豆树中间留出的土路上慢悠悠地通行。长途的跋涉，让人和骆驼看起来都很拖沓松散、没有什么精力。
与需要节衣缩食、长期投入的教育相比，有一种即时的享受是每一个男人都无法抵御的——恰特草。在“红雨”路口的木棚下，古洛周围的男人们继续慵懒的咀嚼着恰特草谈天说地，而他们手中的这种植物却是从自己的女性亲戚中买来。“红雨”的巴拉图告诉我，这种嫩叶不仅可以提神，还可以增强男性功能。

格瓦内镇上卖恰特草的高地人妇女，顾客多为高地人

每天下午四点，1号公路上都会驶来一辆白色的丰田卡车，停在“红雨”聚落村口的沙地上。卡车后车厢上的一位小伙子喊着“法图玛！莫明娜！阿伊莎！”，将车上一个个白布包抛下车。法图玛、莫明娜和阿伊莎是写在布包上的妇女的名字。她们聚集在车下，彩条长袍在马路的热风中像鼓起的风帆。这些女人在接到布包后，在车下当场打开，重新分配这些翠绿的树叶。
乌拉菲塔村的莫诃默德早先蹲在一块大石头上，像一只高大的秃鹫，此时已经挪到妇女们的旁边，从阿伊莎的手中半抢地拿过几支新鲜的恰特草，阿伊莎迅速打掉莫诃默德的手，又从他手中拿回两支。
莫诃默德曾经给我看过他银行的账户，上面只有三千比尔；而阿伊莎去年一年卖了山羊和绵羊，一共赚了一万五千比尔。其中五千给了住在一起的妈妈，五千自己留用，五千给自己的孩子上附近的小学——这还不算恰特草的收入。

每日头顶恰特草、步行到乌拉菲塔的阿法尔妇女

等到重新分配完恰特草后，这些女人们就头顶各自的包裹，步行五六公里到乌拉菲塔，卖给她们的父亲、舅舅和兄弟——乌拉菲塔和红雨里的都是马海瑟拉人——再住一个晚上，第二天清晨步行到红雨。
小镇女人的生意
格瓦内的阿法尔人传统上是不开店的，据说崇尚平等精神和部落共同体主义的阿法尔人一旦开店，店里的东西就会被亲戚分光。不过镇上倒有两三家阿法尔人经营的商店，无一例外都是妇女在经营。
第一家是清真寺旁边的萨阿德，是镇上可口可乐的批发商。我们去她的大院时，她的女儿正患者产后头痛，一大家人都围在屋旁。她满脸焦虑，却接受了我们的访谈。
这是一个目光如鹰、身材粗壮、声音沙哑的女人，从小她的父亲便将她放在骆驼背上，宠她爱她，给她所有想要的东西。后来她去阿瓦什河上游，在奥罗莫人的商店里做帮工，学到了做生意的诀窍后自己开店。萨阿德的丈夫在阿法尔首府的NGO工作，直到丈夫喜欢上了另一个女人，与那个女人住在一起，萨阿德便与丈夫分居了。她告诉我，自己从来没有仰仗丈夫一分钱，语气仿佛要与那段过去划出一条界线。
萨阿德生意规划有方，把子女和孙辈的一切也安排得井井有条。当我们赞赏她的坚强时，她甚至让孙女拿来了一把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卷上裙子给我们展示她膝盖以下的伤疤。那是与伊萨索马里人作战的光荣标记——在格瓦内，人们总是不吝以展示伤口的方式来表达对伊萨人的仇恨和保卫乡土的勇气的。

萨阿德既是商人，也是祖母和战士

“萨阿德不是个女人！她可以在大街上打男人，但是她却是榜样。”第二位刚刚开店的阿法尔女人阿西娅告诉我。阿西娅的丈夫也和另外一个女人好上了，住在一起八个月没有回来，于是阿伊莎通过沙里亚法庭的判决，与丈夫离了婚。
在离婚之前，她参加了一个“阿古博”会。会里一共十个人，有男有女，有的想开店、有的想买摩托车。做“阿古博”会时，每个人第一轮都捐出两千比尔给第一个会员，这位会员就用这两万比尔经营生意，赚钱后再将利润投入第二轮，作为第二个会员的投资资本，如此循环，直到每个人都能开始经营某项事业。
“阿古博”是高地人做生意起家常用的做法，商业精神就这样从高地人和奥罗莫人渗透到了阿法尔人当中。女人们在聚落和小镇上做起了她们父兄和外来人的生意。
我们后来才知道，阿西娅的兄弟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富豪，通过种地发家，现在有二十辆摩托车和两辆五十铃，但大部分时间却住在农村。那两辆五十铃被用来从奥罗莫地区购买恰特草，沿一号公路销售，所以阿西娅也可以从她兄弟那里拿货。货源稳定，也是生意经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