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如此厉害，为什么在当时的社会不得重用？原因有很多

时代的进步，离不开各个时代优秀人物的推动，有人是政治家，有人是军事家，有人是思想家... ...有人专注权术，有人专注战争，有人专注文化... ...

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位，就是闻名全世界的孔圣人——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

孔子，我们称其为春秋末期著名的“平民”思想家、教育家。在世时，就被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更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万世师表。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其人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并且，随着孔子影响力的扩大，祭祀孔子的“祭孔大典”一度成为和中国祖先神祭祀同等级别的“大祀”。但是，不知为何，“平民”一词放在孔子的身上总会有一种深深的违和感，总觉得如孔子这般人物就该为列国争抢才对，那么，在其有生之年，怎么会仕途不顺呢？

其实，在春秋末年那个时代，国家还没有科举制，作为平民百姓想要入仕为官，实现自己的政治蓝图，只能靠它人举荐。孔子游学十三年，既是“学”、也是“传”，不断充实自己，也在传道授业、宣传着自己的思想理念。与此同时，也抱有自己名声高涨，引得诸国君主注意的心思。

在名满天下之时，孔子的这份小心思好像已经实现了，但是，又不能算是完全成功。他得到了各国君主的关注，成为其座上宾，却仍未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即使到最后，孔子除却在鲁国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大司寇外，虽有心却也真的再与仕途无缘了。

纵观历史上对孔子的记载，不难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其一、孔子本人极其渴望出仕；

孔子的同乡公山不狃，曾是鲁国季桓子颇为看重的家臣，因为这份信任，季桓子任命公山不狃为费邑的邑宰，可惜人心难测，这对君臣最终还是关系破裂。不仅如此，在经历一番周折后，公山不狃强势占据费邑，并打算在此建业。既有建功立业的想法，又怎能不招贤纳士？

于是，公山不狃向孔子传去征召。正巧，此时的孔子恰处于“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的局面中，整日为不受重用而耿耿于怀。公山不狃的传召让孔子陷入了一番思索：曾经周文王起于丰、周武王起于镐，虽是小地方，但却都成就了一番事业，如今费邑也小，但未尝不是一次机会。

于是，孔子打算应声而去。

当子路得知师傅想要去辅佐公山不狃时，对此深感疑惑，但是，孔子却对他说：“我此去难道是白白应召吗？此行我若能在费邑为官安定下来，便是复兴周道有望！”可惜，它终究是空欢喜一场。

除却故土鲁国，孔子一生逗留时间颇久的地方，还有卫国。并且，孔子曾几进几出卫国。

卫灵公因年老、懈怠于朝政，加之多方面原因不愿起用孔子，之后，又因小人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为此，孔子不得不奔离卫国，继续游学之路。对此，孔子曾叹息道：“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意思就是，如果谁愿意起用我，一年就能看到效果，三年便可成大事。

但是，人生多有事与愿违之处，不被起用则成了孔子的一大遗憾。

其二、孔子想要从政恢复周礼，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

在孔子一生中，究竟有怎样的政治抱负呢？在司马迁的《孔子世家》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一生都想要恢复周礼的孔子。但是，实际上，孔子想要恢复的“周礼”，并非完全是前周朝所启用的那套制度，而是一种新的、与孔子思想再度融合的新秩序、新制度。

那么，何以看出孔子想要启用的就是“周礼”，而非其他呢？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故事来看：

齐国君主齐景公曾问政于孔子，孔子不假思索的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为何意？简单说就是：身为君主就该有为人君的样子，身为臣子就该有为人臣的样子，作为父亲该有为人父的样子，作为儿子该有为人子的样子，每个人都要知道自己处于什么位置，认清身份。

这里反应的就是严苛的“尊卑等级制度”。

严苛的等级划分使得人人恭守其身，处事必须遵循“名正言顺”。说到这“名”，还得提到子路应召去卫国前与师傅孔子的一番话。子路问孔子：“我今应召前去卫国辅政，应该先做什么呢？ ”孔子对其说：“必先正名乎。”为此，子路感到疑惑不解：“这样做不会太过迂阔吗？名分一事何须太过执着。”

谁曾想，孔子一听异常生气，将子路说教了一番，然后说道：“夫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矣。”一番大道理娓娓道来，前后相接，鞭辟入里、字字珠玑，说的就是这“名”的重要性。

这里，孔子要求“名”正，就是为了保证等级制度的稳定，两者相辅相成。不在形制上严格要求，那么，怎么能体现出在等级制度下各个阶级的不同之处呢？

话说，在鲁定公十三年，孔子担任鲁国大司寇期间，终于将周礼用到了治国之上，为此，孔子曾对鲁定公说过：“臣无藏甲，大夫勿百雉之城。”其意思就是，百姓绝不能私藏兵器，所有士大夫拥有的城池大小不可超过三百三百丈，所以，才有了“隳三都”这一著名的历史事件。

在鲁定公十二年的时候，孔子为鲁国的大司寇兼摄相事，为了加强君权，派子路堕毁三都。三都，即：季孙氏的费邑（今山东费县）、孟孙氏的郕邑（今山东宁阳）、叔孙氏的郈邑（今山东东平）。

起初，季孙斯和叔孙州仇、仲孙何忌想要抑制家臣势力，也支持堕三都。叔孙氏先堕毁郈邑，费邑宰公山弗扰起兵反鲁，率军攻入鲁国国都曲阜，鲁定公和季孙斯（季桓子）、仲孙何忌（孟懿子）和叔孙州仇（叔孙武叔）躲在季氏之宫，武子之台。孔子派申句须、乐颀率军击败弗扰，弗扰逃到齐国。

之后，郕邑宰公敛处父反对堕毁郕邑，使三桓开始反对堕三都。堕三都最终失败，孔子不久之后，也离开鲁国，开始了他的周游列国。

并且，在《孔子世家》的记载中，还讲到一件有趣的事。

话说，在鲁定公十年，为庆祝鲁、齐两国重归于好，需两国联合举行一个正式的仪式。

那时，孔子刚为官不久，出发前就对国君鲁定公说：“臣听闻有文事者必武备，有武事者必文备（即便是和平的外交活动中，军事武装力量仍不可少，同理，军事交战中，也不能少了智慧和担当），从前，诸侯出疆，跟随者还需文臣武将具备，缺一不可，请君具左右司马。”

鲁定公一听，这好办啊！于是，为孔子凑齐左右司马，依仗俨然，一行人浩浩荡荡而去。其后，两国队伍顺利相会于夹谷，在士阶三等之上，设立坛位。待到献酬礼完毕，就该轮到齐国演奏四方之乐。谁曾想，这乐一奏，竟是乱七八糟、聒噪至极。

孔子一听，便觉不对，历阶而登，站在离坛一阶的地方，举袂而言：“今双方君主为两国友好而相聚于此，怎可演奏这夷狄之乐，还请有司将其撤去！”可是，乐人却不敢听从有司之言离去。此时，在场之人皆看向晏子与齐景公，好不尴尬。

演奏夷狄之乐本就不该，齐景公只得心虚的令乐人退下。而此时，齐有司在景公的准许下，又召来艺人，准备奏宫中之乐。于是，一批艺人侏儒登场。谁知，孔子却又趋而进，再次站到离坛一阶的位置上，高声道：“匹夫有蛊惑诸候者，罪当诛。”再次由有司执法，将这批艺人侏儒全部斩首。

从这一则小故事中，就可以体现出孔子对礼教的看重。

那么，为什么说孔子提出的“周礼”，不完全是前朝的“周礼”？

这就要说到孔子的核心思想——“仁”了。

子路曾问过孔子：“是因为我们的“仁”还不够，所以，别人才不信我们吗？”对此，孔子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所谓“仁者爱人”，仁，可以说涵盖世间所有美德，同时“克己复礼”同为仁。以“仁”为核心，这就是与前朝周礼最大的不同。

一个“仁”字，是孔子多年来思想的凝聚，这个字自从提出后贯穿了中华几千年的历史，沿用至今。

其三、因时代局限，孔子颇顺“天意”（这也是他性格上最可爱的一点）；

生于春秋时代的孔子，在很多事上，都讲究顺天而行。孔子因与卫灵公有隙，便离开了卫国，在前往陈国途中途径匡，谁知，竟无缘无故被匡人抓了起来。原来，竟是因为孔子与得罪了匡人的阳虎有几分相似，让匡人认错了，这真有点啼笑皆非。

当然，一番周折之后，孔子还是被释放了出来。然而，孔子被放出来后，却说了这样一番话：“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匡人其如予何！”大意就是：周文王去世，周朝的文化礼仪便不复存在。天意要毁灭周礼，我这个后死之人便不该有复兴周礼的心思呀。但是，上天不想灭周礼，匡人又能奈我何？

孔子这言下之意便是：今天意不让我死，就是要我重塑周礼！

并且，像这样“顺天命”之事，可不止一件。

话说，在孔子游学期间，曾去过宋，一天，孔子与弟子于树下习礼，谁知，宋司马竟想趁机杀害孔子，当然，孔子逃掉了。逃过一劫的孔子却说道：“上天有德于我，你又能把我怎么样？”

他竟把能够逃生归功于“老天”。

其四、孔子思想超前，不能与当时社会完全融合；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着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而孔子的儒家思想，历来就被作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足以见它的正确性。

但是，为什么孔子在生前，却不受重用呢？

春秋末期，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大变动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出现，诸国皆崇尚法家，意图变法图强，这与孔子的儒家思想相背离。因为时代的局限，孔子思想并不被统治者采纳，直到汉武帝时期，国家大统，为了社会稳定，加强百姓的思想统治，便有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从此，儒家思想被刻在千万民众心中。

以上提到的，或许是孔子一生的遗憾，但是，这只是他“满满”人生中的一小部分。如世人对他的定位——思想家、教育家，他一生最大的成就与贡献，就在于创立了儒家思想，开创了私学之风，将学问广传天下。曾经孔子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之后更是有弟子千千万，真正的算是桃李满天下了。

参考资料：

【《史记·孔子世家》、《论语》、《孔子家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