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乐寺九十年风云变幻

哈尔滨的极乐寺，为东北佛教四大丛林（佛坛圣地）之首。1983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汉族地区重点寺庙之一，是黑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当年，为什么要在哈尔滨修建这么一座规模宏大的寺庙呢？这里边还有一段流传甚广的故事呢。

极乐寺所在的南岗地区，早年叫秦家岗，俄国人在1900年规划新城时就在这条山岗上修建了一条大道，并取名叫大直街，大直街一直被哈尔滨人视为“龙脉”，当俄国人在大直街的中心点修建了尼古拉教堂后，哈尔滨人认为这座教堂就像一根钉子钉在了龙脉上，是民族产业不兴的根源，于是就有人提议，选在龙头的位置上修建一座中国寺庙以夺回风水。

修建规模巨大的寺庙单靠善男信女的捐赠是远远不够的，时任中东铁路稽查处长的陈正青居士主动承担了募集资金的任务。他跑到北京找到了北京政府总理段祺瑞的秘书马冀平，求其帮助解决资金问题。在马冀平的协调下，交通部部长叶恭绰特批了5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剩下的资金由中东铁路局帮助解决。时任中东铁路督办的王景春是基督徒，不愿意修建佛教寺庙，因此，修庙一事被迫搁浅。

1923年建寺庙的机缘再次降临,朱庆澜出任中东铁路护路军的总司令兼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朱庆澜过去不信佛，甚至提倡拆庙掀神，由于事业不顺才在人劝导下，慢慢开始信奉佛教了。

当陈正青得知自己过去的好友周孝怀担任朱庆澜的秘书，便找到他，请他出面游说朱将军资助修建寺庙一事。没成想，朱庆澜不但一口答应，还亲自担任了筹备委员会的主任。有了朱庆澜亲自挂帅，谁不给面子？一些达官显贵、富贾名绅想巴结还来不及呢。于是，捐款者十分踊跃，不长时间就募集到6万元现大洋。1924年历经一年多的建设，一座占地23400米，建筑面积2200平方米，东北最大的寺庙建筑群落成，取名为“极乐寺”。朱庆澜特请好友清朝末代状元、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骞题写了寺名。

极乐寺的第一任方丈由汉传佛教天台宗第44传弟子倓虚法师担任，1924年农历九月二十九日举行了开光仪式。不料当日深夜灶房失火，寺内僧众由于连日筹备开光一事，劳累困顿，未能及时发现报警，刚刚落成的五间厨房化作了灰烬。

1924年，极乐寺又创办了佛学院，学制为6年，分正科、预科。1924年至1939年先后招生两次，共培养学僧200余人。1943年佛学院停办。1990年又恢复办学。极乐寺从落成之日起，就成了哈尔滨佛教活动的中心。

1932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哈尔滨后，将魔爪也伸进了佛教界，成立了伪满洲国佛教总会，任命极乐寺第二任住持如光方丈为会长。并让金井昭庆、依凡濑、松井三名日本特务以和尚的身份打入极乐寺，利用讲经的机会宣传“大东亚共荣共存是天意，不能违背，为实现这个目的诸恶莫作，众等奉行”，利用佛教来麻痹中国人民反满抗日的思想。佛教总会还根据日伪机关的意图，在极乐寺内指派普荫、普光、普贵三个和尚为教诲师，组成了“教诲团”，到监狱对犯人进行“教诲”活动。

“教诲”活动分两种，一种是对狱中服刑的人，每个月进行一、二次“教诲”。所谓“教诲”主要是通过“讲经”，向“犯人”宣传：“你们之所以犯罪，是因缘果报，应当忍辱行善”。目的使犯人老老实实地服刑。另一种是对即将执行死刑的犯人。当时，一见到门前有汽车来接教诲师，就知道监狱又要屠杀政治犯了。犯人在被执行绞刑前，教诲师说：“我是来送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那里无苦无难。”随后犯人被送上绞刑架，教诲师便开始敲木鱼或磬，念起经来。他们这样做，就是让狱中的犯人认为日本侵略者是慈悲的。

这种“教诲”活动一直持续到1945年日本投降。哈尔滨解放前夕，如光方丈逃离哈尔滨，1962年客死香港。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极乐寺作为 “四旧”，首当其冲成了“革命”对象。庙里那些平日里接受人们虔诚跪拜的佛像，被造反派砸坏扔到了汽车上；平日那和蔼可亲的和尚们被红卫兵从头到脚浇上墨汁，还被迫用木棍击打铜佛去游街。

据后来担任极乐寺第六任方丈的慈法回忆：1966年8月的一天，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红卫兵突然到极乐寺，宣称扫“四旧”，他们把四层大殿的佛像、法器全部砸毁，对全庙的僧人分别进行审讯。我见到这种情况，不顾一切打电话通知市宗教处，报告大藏经有可能被烧。市宗教处、公安局通知了市图书馆，市图书馆的同志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极乐寺把四部藏经搬走，在搬运过程中被红卫兵发现，问干什么，回答说：“书太多了，我们帮你烧。”寺院被毁后，我们这些和尚被当作牛鬼蛇神游街示众。因不堪凌辱，有的人被迫自杀了；有的人被迫还俗了；剩下少数僧尼同其它教的神职人员一起被集中关到香坊天主教堂院内，参加生产劳动，一干就是14年。

2006年，原《黑龙江日报》摄影记者李振盛，专程到极乐寺看望慈法方丈。当他手拿一张照片俯身送到重病卧床已93岁高龄的慈法眼前，同时在他耳边低语时，缠绵病榻已七年之久的慈法，突然激动起来，连声说：“别、别、别说了，别说了......”

什么照片会让慈法如此痛苦和不安呢？

这是一张拍摄于40年前的照片，画面上一群和尚站在极乐寺门口，手里擎着一张“什么佛经，尽放狗屁”的标语。和尚们强忍着悲痛，老方丈高傲不屑地深闭双眼，只有一个站在方丈旁边穿着干部服，上衣口袋里别着两支钢笔、手拿着帽子、剃着光头的年轻人露出尴尬的神情，这个人就是慈法。据李振盛回忆，当年慈法是庙里做饭的小和尚，平日因老方丈管束很严，心生不满。“文革”爆发，他就在庙里造起了反。领着红卫兵，告诉他们这里藏了什么，那里藏了什么。等抄完出来时，外边的红卫兵不知道他在里边的革命行动，一掀帽子，看他也是光头和尚，就把他也揪到台前批斗了。正是“文革”中的特殊经历，成为慈法心中永远的伤痛。后来慈法在极乐寺的建设中出了不少力，做了很多工作，还被推选为极乐寺第六任方丈。

“文革”结束后，为落实党的宗教政策，政府先后拨款300多万元，对极乐寺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生前曾三次为极乐寺题写匾额、院名。

现在的极乐寺香火旺盛。和尚们每日在晨钟暮鼓中虔诚地拜佛、烧香、诵经，过着安定、自由、正常的宗教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