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掌握西学密码的同文馆，为何培养不出新式人才

在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不仅认识到了自己技不如人，开始兴办江南制造局、汉阳兵工厂等近代军事工业，同时也意识到了要真正学习到西方的先进技术，还需要兴办学校，学习西方的数学与自然科学。

于是清朝近代学校的代名词—“同文馆”孕育而生，在日常认知中，大家最为熟悉的是京师同文馆，也既是现今著名高校---北京大学的前身，现在我们提到“同文馆”三个字，直接联想到的一般就是京师同文馆，但实际上，清朝时期一共建了三所同文馆，京师同文馆只是其中一所，另外两所分别是上海同文馆和广州同文馆。

三所同文馆在建立之初的目的，是为清朝培养各类翻译人才，其内部组织架构主要是由俄文馆、英文馆、法文馆等构成，类似于今天各类外国语大学的框架。

但作为洋务运动领袖人物的李鸿章却为这些学校设定了更为远大的目标，他想让西方近代科学在这些学校扎根发芽，并为此而不惜血本，购买教材、器械和聘请外国教员，然而即使如此，直到清朝灭亡之际，同文馆也没有培养出足够的新式人才，这又是何故呢？

一、生源问题

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国内的所谓的贤人志士和书香门第，仍然将私塾作为主要的教育途径，将科举考试作为读书的主要目标，将四书五经和八股文写作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因此同文馆在招收学生时，生源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家道没落的下层士大夫，二是权贵中的纨绔子弟，很难招收到综合素质极高的学生。

京师同文馆在最初的招生名额中，24人全部来自八旗子弟。上海和广州的情况同样如此，上海同文馆首批学生40人，10人来自科考落榜，年龄较大的学生，其余30人全部来自各地官绅保举的14岁以下青年。

广州的情况最为严重，几乎沦落为旗人学堂。当时广州的同文馆分属于一名满人将军管理，初期招生人数为20名，在招生限制条件中规定，16个名额为驻防广州的八旗子弟专有，另外4个名额由旗人与汉族共享，但实际结果是，20名学生全部为驻防八旗子弟。

这两种生源，一方面已经沉浸在四书五经之中无法自拔，难以接受西方新学，另一方面来自权贵的八旗子弟，于他们而言，只不过是换一个地方吃饷拿钱，学校的各种制度对他们几乎没有约束力。

二、教育内容的问题

三所同文馆最初都是外语培训学校的性质，但由于清朝顽固派的保守，即使是最基本的外语学习的课时也不能充分保证。

这三所同文馆的学生在学习外国语言与自然科学之前，必须先学习四书五经、宋明理学和八股文写作等中文课程。

在学习数学之前，需要先学习中国的《算经》，这门中国古代的数学与西方近代数学相比有很多概念上的差别，极容易让学生产生误解。

直到学生毕业的最后一年，才开始让学生学习为外交做准备的翻译或者技术性课程，而即使如此，真正能够完全参加最后一年专业课程学习的都是那些对科考失去斗志的少部分学生，这些学生在还未毕业之时，就已经被分配到了总理衙门充当外交翻译的工作，并不能发挥他们在学校所学到的东西。

三、就业目标问题

无论是北京的京师同文馆，还是上海和广州的同文馆，以及后来各种的军政学堂，都面临一个学生的就业问题，这也是大多数世家大族或者书香门第不愿选择这些学校的原因。

虽然这些学校在招生之时，给出了各种许诺性条件，诸如京师同文馆向学生许诺：三年制优等毕业生可以被保举为八品或九品官，通过更进一步考试的学生甚至可以升授为七品官，直到委任为京畿官僚机构中的主事。

上海同文馆提出，学完三年制学业的最佳学生应为“附生”（符合参加乡试条件的低级“生员”）。广州同文馆仿照旗人学校的先例，许诺它的毕业生作翻译（最初指的是能够在满文和汉文之间进行翻译的人）或者名誉“监生”。

从表面上看，三所学校说承诺的就业前途都不错，然而其所设置的“优秀”、“最佳”的条件，在满清那个政治并不清明的时期，这些极为稀缺的就业名额几乎为权贵子弟所占用，这在当时的社会和学校中也为司空见惯的行为，并没有人会觉得奇怪，因此正常情况下的书香门第的子弟都不会选择就读此类学校。

而那些因为家境贫寒或者家道中落而选择就读此类学校的学生，实际上他们仍然将目标放在了科考上，虽然他们在学校学习着外语和科学，但那只是因为在这些学校就读能够获得免费的伙食和津贴，他们中的大多数将更多精力放在应付乡试的八股文写作和练习上。

正是因为上述三种原因的交错结合，让同文馆即使是在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情况下，依旧培养不出能够带领民族自强的新式人才，在那种环境下，同文馆的毕业生要么是蛀虫般的满清权贵，要么是混吃等死的迂腐书生，最有希望的那一小拨，即使是学到了西方的科学技术，但也把目标放在了为官从政的科举之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