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见证唐宋成都繁荣的大都会

徜徉在寸土寸金的春熙路、红星路步行街,你会感受到都市心脏蓬勃的脉动；在你的脚下，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则诉说着这座2300多年的历史名城的厚度和底蕴。时尚与历史,商业与文化,在此交融,彰显出一座城市独特的气质。2007年10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IFS国际金融中心工程项目建设，进行了文物勘探工作。基础勘探工作在紧邻红星路步行街这一面积约50000平方米的地块进行。历史的因缘际会，让考古工作者意外触摸到古成都繁华的一角。经过两年多时间的细致发掘，唐宋时期的铺砖主路4条、泥土支路4条、房址28座和大小排水渠21条相继重见天日，成都城市考古取得突破性成果。唐宋成都，昂然走在世界城市的前列。发达的城市排水渠网，正好为这座当时的世界前沿城市提供了有力的注脚。

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因充分反映了唐宋时期成都城市规划和建设管理水平而成功入围200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

排水系统发达

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位于锦江区江南馆街北侧，属于唐至宋代的遗址。2007年10月至2008年10月发掘面积共4800平方米。遗址地层堆积自上而下可分为7层，分布较均匀。出土有瓷器、佛像等汉、唐、宋时期文物。发掘出唐、宋时期大小排水渠、铺砖面路、泥土支路、房址，明、清时期道路、房址、井。遗址的主次街道、房屋、排水渠（城市下水道）规划科学，布局合理。成都外揽山水之幽，内得人文之胜，拥有4500多年城市文明史和2300多年建城史，自古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从金沙遗址算起，3000多年来成都的城址没有迁移，这在中国城市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也是唐宋时期的闹市历时千年，依然可以隐匿在今天现代化都市之中的原因。

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中发现与街道、房址相配套的大小排水渠共21条，均为砖砌，道路、排水渠纵横交错，地面和地下构成两个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系统，呈棋盘格局。这一城市下水道系统最早建于唐末时期，其间多次维修，沿用至南宋。其中地下三条排水渠形成“丁”字形结构，位于铺砖主道十字路口西北侧，形成主排水系统。地面排水系统主要由主道路两侧的排水渠构成，与道路同为南宋时期修建。

一个小细节可以看出当年城市规划和修建者的细致和严谨:主道路面呈弧形，中间略高于两侧，路面与道路两侧房址的散水相连，相交处自然而然形成了地面排水渠。而地面水渠的水再分段由地漏汇入地下排水渠系统，城市污水汇集于地下主排水渠东部源头的方形水池后最后由东向西排出。排水渠的走向与1995年大科甲巷北侧发现的水渠走向一致，两条水渠均为东西向，但大科甲巷水渠是由西向东排水，江南馆水渠是由东向西排水，流向相对，由此推测现红星路步行街下原有南北向大型主水渠，由北向南排入河道。而2014年正科甲巷的考古发现又证明江南馆街地下排水系统延续自此。

唐宋时期

成都昂然走在世界城市前列

唐时成都经济持续发展，彻底扭转了西晋后城市衰落趋势，发展成为了繁荣的大都市。初唐诗人陈子昂即描述说:“蜀为西南一都会，国家之宝库，天下珍货，聚出其中。”成都的城市风貌也焕然一新，其迷人魅力赢得了不少诗人的高歌。李白在《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其二)》中赞美道：“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从北方来到成都的杜甫，也为成都的繁华和美丽倾倒。他在《成都府》中赞叹:“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

成都的“高颜值”和繁荣，使唐代成都的人口持续增加。唐贞观十三年(639年)，成都有近12万户、74万余人，仅次于长安，是全国人口第二多的大都会。经过100多年的发展，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天宝元年(742年)，成都有16万余户，以户数计，仍为全国第三大城市。人口的增加，进一步激发了成都的经济活力。

到了晚唐，成都成为与扬州齐名，闻名天下的两个最大最繁荣的经济都会之一。唐元和年间，“扬一益二”的说法，开始在历史记载中出现。以全球的视野来观察，当时西方正处于中世纪城市衰退阶段，世界上唯有中国一枝独秀。当时在中国数一数二的城市，也即为世界上名列前茅的城市。

由于城市的繁荣，唐时成都大大拓展了城市面积。876年，高骈调任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878年他新筑“罗城”。“罗城”周长25里，是秦代城垣的一倍多，并最终形成了成都郫、流二江抱城的城市格局。当年浩大的筑城工程，也在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中的排水渠得到了实物印证。唐宋成都，昂然走在世界城市的前列。发达的城市排水渠网，正好为这座当时的世界前沿城市提供了有力的注脚。

夜市勃然兴起

“成都十二时辰”繁华再现

唐宋成都城内有十六坊，如金马坊、碧鸡坊、文翁坊、扬雄坊、锦官坊、龙池坊等等，其中在今天东大街附近的是富春坊。江南馆街正位于富春坊的东北隅“大区”内。

里坊制下，居民住在“坊”内，商品交易在“市”内，并规定严格的交易时间，“坊”与“市”用围墙予以隔断，这种安排并不利于商业活动的开展。富有商业精神的成都人逐步冲破了里坊制的桎梏。这种改变从唐代的中后期就开始萌芽了。元代费著《岁华纪丽谱》记“上元节放灯”云:“旧《记》称，唐明皇上元京师放灯，灯甚盛。叶法善奏曰：成都灯亦盛，遂引帝至成都，市酒于富春坊。”这段记载说明当时富春坊即有了酒市，而且晚上还在营业。

成都人此时已经突破了“日中为市”的传统，夜市勃然兴起。同时，蚕市、草市、锦市、花市、药市等专业化市场，也陆续在成都出现了。到了宋代，成都夜市更为兴盛。南宋祝穆《方舆胜览》记载:“锦江夜市连三鼓，石室书斋彻五更。”经济活力让成都这座城市成了“不夜城”。公元1176年的一天，陆游呼朋引伴到大慈寺游玩，对大慈寺外灯火辉煌、人流如织的夜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诗中感慨:“万瓦如鱗百尺梯，遥看突兀与云齐。宝帘风定灯相射，绮陌尘香马不嘶。”

北宋中后期，新的街巷制取代了封闭的里坊制，市场交易的地方扩大到了全城，各处皆可为热热闹闹的市。在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中发现的房址都以砖砌房基，室内垫土或铺砖，墙体为木(竹)骨泥墙结构。房址大小不一，有单间有套间。房屋建筑分布于道路的两侧，排列有序，不成院落，均面向街道开门。其使用性质多样，既有居家的一般住宅，又有小商铺。“坊”与“市”已经融为一体，里坊制的严苛已经被成都人抛弃。放开手脚的成都人，在商业浪潮中迸发出惊人的活力和创造力。

宋代的成都商业更趋繁荣，夜市和各种专门市场比唐时更加兴盛，并逐步形成了成都历史上著名的“十二月市”，即每月都要举行一种特色商品交易会。曾为官成都的北宋赵扑在《成都古今集记》中记载了这“十二月市”：“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陆游在《汉宫春·初自南郑来成都作》词中记录了当时成都药市的盛况:“何事又作南来?看重阳药市，元夕灯山，花时万人乐处，欹帽垂鞭。”在“十二月市”中，蚕市、扇市、香市、七宝市、药市等多种专门集市皆在大慈寺前举行。包括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在内的大慈寺周边由此成为名噪一时的商贸集中地。唐宋时期，成都进一步转型为商业城市和市民社会。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发掘研究三部主任 谢涛：

江南馆街唐宋街坊

为史载唐宋时期成都的繁盛提供了考古佐证

文物守护人：谢涛

守护文物：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

1992年，现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三队的主任谢涛从四川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并分到考古队，当时成都的考古工作，正进入真正的腾飞阶段。此后的20余年里，谢涛是成都考古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他带领发掘的项目不下百个，不乏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都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老官山汉墓等重大项目，成为成都考古界一位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以宝墩为代表的‘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以金沙为代表的‘古蜀文化遗址群’，以及江南馆街和东华门遗址等构成的成都大遗址体系，清晰呈现出了城市文脉和天府文化的地域特征，这都是成都加快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助推器。”他告诉记者，江南馆街唐宋街坊是目前全国发现的唯一保存完好的砖铺古街，堪称世所罕见、独一无二。江南馆街唐宋街坊的出土，为历史记载的唐宋时期成都的繁盛提供了有力的考古佐证。他说，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首次印证了3000多年来成都的城市布局未曾有大的改变，它折射出的正是这个城市的繁盛和建设管理的智慧，体现了成都作为当时世界上规划最好的城市之一的不凡实力。本报记者 王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