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刚：广东地方社会建构的明初女官形象

内容提要：明初女官在正史和地方文献中均有记载，正史略述制度，地方文献多关注女官个体。明清广东地方文献对明初广东五位女官的记载，弥补了正史、官方文献的不足。广东士大夫书写和民间传说在叙述女官的生命历程时，表达了各自的立场与观点，呈现了女官在朝野的不同生活状况，建构出广东女官知书达礼、恪守职责、严守妇道的形象，使正史隐蔽的女官形象通过个体得以鲜活起来。

关键词：明代/女官/广东/地方文献

女官是中国古代宫廷内掌管嫔御、宫女等事务的女性管理者，起源于西周。隋代之前，女官与后宫嫔御界限不清，隋唐以后逐渐与嫔御分离。明代女官机构称为六尚，又称六局，即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还有宫正司，一开始均为正六品，洪武十七年(1384)又改为正五品，六局分领的二十四司则为正六品。①《明史》《明实录》《明会典》等官方文献仅记载女官制度条文，鲜见女官制度运作的实态以及女官的详细活动情况。非常难得的是，明清广东方志、文集、族谱、碑刻中有许多关于明初广东女官的记载，民间社会中也有种种与女官相关的传说，这就为我们探讨女官制度运行的一些状况，并以此深入探讨明清广东地方社会如何认识、书写、建构女官形象，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 从黄惟德看女官制度的实践

明初广东共有五位女官，入宫时间以洪武年间最多。黄惟德与陈二妹均是洪武二十年(1387)进宫；②屈氏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入宫；叶氏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入宫；王氏于永乐二年(1404)入宫。其中屈氏又以女官擢为美人，“美人非女官也，然其初实以选为女官进宫，故以列于《女官传》之首”③。广东女官生活在明初广州府属的番禺和南海两县。洪熙、宣德之后，随着宦官势力膨胀，女官职掌渐为宦官取代，但“六尚”的名目一直延续到明天启年间。④有明一代，广东女官只有上述五位。

关于女官制度的运作在明人笔记文集中也有诸如来源、年龄和资质要求等记载，如洪武五年(1372)下诏“选苏杭二府妇女愿入宫者四十四人授内职，蠲其家徭役。其三十人年未二十，各赐白金遣还，任其适人”⑤。妇女入宫“授内职”，即指任职女官，须年满20岁。洪武十四年(1381)又下令江南官府遴选“民间女子年十三岁以上十九岁以下，妇人年三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无夫者，愿入宫备使，令各给钞为道里费，送赴京师。盖女子以备后宫，而妇人则充六尚也”⑥。可见，女官来自民间，与选宫女同时进行。结合洪武五年诏令看，备选女官的年龄应在20岁至40岁之间，但不同时期又有变化，永乐元年(1403)“补六尚官，令礼部出榜，不分军民之家，但有识字妇人年三十至四十，愿来者有司起送。若女子识字，虽容貌丑陋，年十七八以上，愿来者听……照依所授品级给俸，以厚其家，仍免本家杂泛差役”⑦。即20岁以下貌丑且识字的女子也可入选女官，但年龄下限是15岁以上，“宫中原设六尚女官，以纪内事，须识字妇人充任……密访良家女子年十五以上，无夫妇人四十以下，能读书写字并谙晓算法者”⑧。于此可知，明初女官年龄并不固定，前提是须识字。女官“服劳多者或五载六载，得归父母，听婚嫁。年高者许归，愿留者听。现授职者，家给与禄”⑨。年轻女官服役五六年后，可回原籍谈婚论嫁；大龄女官可自由决定去留。女官有品级，除自身享受俸禄外，其家庭也享受多种优待。

无论是正史还是上述笔记文集对女官个体的记载，都十分模糊。而广东地方文献记载的明初广东女官却较为详细。现存记载女官的最早文献是嘉靖四十年(1561)黄佐编修的《广东通志》，收录了除陈二妹外的四位女官；万历三十年(1602)《广东通志》又缺少对屈氏的记录。直到康熙三十六年(1697)《广东通志》才首次全部记录五位女官。⑩文献对女官记载最丰富者为黄惟德，这一记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女官制度运作的一些情形，嘉靖《广东通志》记载如下：

女官黄惟德，南海人，洪武二十年选入宫，命为司宝。初名阿妹，永乐初，赐今名，信任益隆。宣德七年乞骸南归，皇太后作图及为诗赐之：“皇明列圣御寰宇，伟烈宏谟冠千古。重惟仁化本家邦，内庭百职需贤良。咨尔惟德女中士，自少从容知礼义。一从应召入皇宫，夙夜孜孜勤乃事。昔时黑发今如霜，岁月悠悠老将至。九重圣主天地仁，欲使万物同阳春。体兹德意赐归去，乃心感激情忻忻。岭海迢迢千万里，潞河官棹春风里。赐衣宫锦生光辉，亲戚相迎人总喜。喜尔富贵归故乡，我心念尔恒不忘。彩笔题诗意难尽，目极天南去燕翔。”其侄女即大学士梁储之母也，亦累赠至一品夫人。(11)

黄佐注明是依据《顺德县志》(12)《双槐岁钞》(13)参修。这说明弘治年间广东文献对女官已有所记载。黄惟德之名为永乐帝所赐，其入宫后担任尚服局内的司宝，负责保存宝玺、印信、符契、图籍，与宫中宦官十二监之一的尚宝监打交道。《明史》记载：“凡用宝，外尚宝司以揭帖赴监请旨，至女官尚宝司领取，监视外司用讫，存号簿，缴进。”(14)可见，宦官的尚宝监与女官的尚宝司之间明显存在制衡关系。六尚的尚服局下设司宝二人，正六品，后又增设掌宝、典宝各二人，均为正七品。司宝女官编制、职掌遂成定制。黄惟德在宫中历经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五朝，又经历了明代京师由南京到北京的变化，在宫中一直深得信任，始终“充司宝”一职。

黄惟德于宣德十年(1435)，“年七十八乃终，敕葬于番禺之沙头村鸭墩”(15)。据此推算，她生于元至正十七年(1357)前后，洪武入宫服役时30岁，宣德七年(1432)75岁返乡，任职女官45年，是广东服役时间最长的女官。陈二妹与黄惟德同年入宫，洪武二十四年升为司彩。司彩属“掌督女红之程课”的尚功局，“掌缯绵丝絮事”(16)。她与黄惟德在宫中有无来往，史料没有记载。黄惟德入宫后直到晚年才离开，陈二妹中间回家休养十多年，永乐帝登基又回宫复职。据陈二妹墓碑及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乾隆《增城沙堤陈氏族谱》收录“司彩女官行宝”记载，永乐四年(1406)时年39岁病逝宫中。(17)据此，她生于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20岁入宫。

黄惟德久居宫中，与后宫关系密切，在离宫时得到了皇太后作图赠诗。黄佐最先记载了此事，后来的士人基本沿袭此说，清初屈大均说：“黄归时，皇太后尝作图及诗赐之……皇太后是诗，其徽音亦《关雎》之遗也。”(18)然而，清代咸丰《顺德县志》却认为此图及诗是孙皇后所为，引述如下：

惟德以谙练典掌裕如，宫闱每倚重之。历洪熙、宣德，递事四朝，弥加勤慎，岁得禄赡其家。先是，宣宗将择配，彭城伯夫人籍永城，言主簿孙忠女贤，召入，育于诚孝后。及婚，台官奏后星值鲁分野，时济宁胡荣女楼居，红白气绕户，选为妃，以孙嫔之。孙阴取宫人子，宠甚。宣德二年冬，胡后表请让位。三年三月，孙遂得册立为后，惟德侍后左右，每多启沃，后善待之，恩遇始终不替……七年三月，惟德以年老援例请，许之。后亲书《皇都赠别图》，诗题其端，赐焉。至今黄氏尚世守之。(19)

从这个记载可知，黄惟德在宫中时，与张皇太后、胡皇后、孙皇后均有往来，最后四年与孙皇后形影不离。方志编者从《皇都赠别图》的序和钤宝揣测是孙皇后赠图与诗：

图绢方尺有奇，画青绿金碧，山水殿阁，界画精严。城外官道有肩舆，舁夫四，河有舟，正燕都景也。卷首粉红笺篆题“敬制《皇都赠别图》”字，图后系七古诗，有序。白纸，书用赵孟頫体。序略云：“女官黄惟德，历事四朝，以恭谨称。予正位中宫，日侍左右，兹悯其老，赐归乡里，以随侍之久，写图并诗赐之。”末系宣德七年三月。通体装龙文白绫，骑缝各钤宝曰“顺德之宝”……序所谓“正位中宫”“随侍之久”，出后所自言，则赐图为孙后无疑。而《嘉靖通志》乃云：“惟德南归，太后作图送行”。是误以孙后为太后矣。又明志皇后宝文曰：“皇后之宝方五寸九分。”今卷所钤宝曰“顺德”，广不满三寸，非册宝可知。志又称皇贵妃有册无宝。宣德元年，帝以贵妃孙氏有容德，特请于皇太后制金宝赐之，自是妃遂授宝为故事。然送惟德在正位后，不应用前授妃宝，且以后宝文语律之，则妃宝文亦当曰“贵妃之宝”。今图所钤宝，并非册妃时所授，意其随意为之，若今之私印然与。(20)

那么赠图与诗到底是何人所为？黄惟德离宫时的皇太后为张氏，据《明史》记载，张氏在洪武二十八年(1395)被封为燕世子妃，永乐二年封皇太子妃，仁宗册为皇后，明宣宗时被尊为皇太后，英宗尊为太皇太后，正统七年(1442)去世。宣宗即位初，“军国大议，多禀听(皇太后——引者注)裁决”(21)。她在仁、宣两朝政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2)此时掌管司宝的黄惟德应该侍奉在张太后左右，完全听命于她。

黄惟德在宫中服役的最后七年，不仅受命于张太后，而且还侍奉过宣宗的皇后胡、孙两人，“宣庙即位，胡为皇后，孙为贵妃……宣德丁未，孙诞长子，胡上表让位，退处别宫，号静慈仙师，而孙正位中宫……张太后怜胡贤德，令入居清宁宫，燕飨必居孙上”(23)。宣德丁未即三年(1428)，孙氏因诞子而由贵妃进位皇后。孙皇后与张太后关系非同一般，其父孙忠曾任张太后家乡永城县主簿，时张太后母亲彭城伯夫人“时时入禁中，言忠有贤女，遂得入宫”，即孙氏入宫在程序上就不合规制。孙氏入宫时仅10余岁，明成祖令太子妃张氏抚育，两人之间形成了虚拟的母女关系。后因成祖干预，胡氏被立为皇妃，宣宗即位封为皇后，孙氏为贵妃。不久，孙氏又取代胡皇后之位。孙皇后在废胡氏以及夺门之变中均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24)黄惟德应该参与了孙皇后的行动，张太后也应该清楚其中的内幕。

从黄惟德与张太后、孙皇后的关系以及图序中“正位中宫”“随侍之久”来看，她们都有可能是作图与赠诗之人。但笔者更倾向于是张太后所为，一是因为她在明仁宗时就有“正位中宫”的经历；二是明宣宗时她以太后身份干预朝政，地位远在皇后之上；三是张氏自被封为燕太子妃开始，在宫中度过了太子妃、皇后、皇太后的位置变化，黄惟德陪伴她长达37年，两人一起经历了宫中诸多诡异变幻，黄惟德办事“弥加勤慎”，成为张太后的“倚重”对象。而黄惟德与“正位中宫”的孙皇后相处仅4年左右。又明初规定“皇后金宝金册，贵妃以下有册无宝”，宣德元年(1426)五月，“帝请于太后，制金宝赐焉。贵妃有宝自此始”(25)。明代的皇妃有印无宝，印文为“皇妃之印”，均由朝廷颁发。(26)明宣宗赐孙氏之宝应是贵妃之宝，且经过张太后同意而颁发，不可能出现“顺德之宝”私印。故皇太后之说更合情理。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黄惟德入宫的年龄、服役的时间、服务的对象以及在宫中的各种关系等，从而明晰了明初女官制度的大致运作实践。

二 广东士大夫建构的女官形象

从上述黄佐关于黄惟德的记载可知，至少从弘治年间开始，有志于乡土历史撰写的广东士大夫们就开始注意到了女官的价值。这种价值，在清初屈大均所作《女官传》中有鲜明的阐述：“明兴，乃有屈美人、陈司彩之流，以才德入供内职，夙夜勤恭，为帝后所重，斯亦女流不世之遇哉！旧《广州府志》载列女中，凡得五人，予简出别为《女官传》。盖谓女之仕也，能为天子诏，后治内政而有补于君德，亦与贤士大夫相等云尔。”(27)他将以“才德”入宫的“女之仕”与“贤士大夫”相提并论，目的是突出女性职官形象，与《明史》所言“女官”一致。她们当然也就成为塑造地方形象与人文价值的宝贵资源。

女官对地方社会具有积极意义，自然也就成为地方志书写的重要内容。黄惟德早在弘治年间已被《顺德县志》收录，但该志现已散失，无从查阅。嘉靖时黄佐也认识到了女官的重要性，因此他参阅弘治《顺德县志》等文献再次为女官入传。后来因为广东行政区划的变更，黄惟德的家乡在不同时期属于不同的县，这些县都不约而同地为其立传，如万历《南海县志》卷一一《人物列传·列女》记载“女官黄惟德”(28)与黄佐的记述几乎没有差别。之后崇祯、康熙、乾隆等《南海县志》“列女传”又与万历版一致。但不同县级地方志有时会作些微改动，如顺德县是景泰三年(1452)从南海县及新会县割地所建。(29)各种版本《顺德县志》均记载黄惟德为顺德人，目前所见最早《顺德县志》为万历时叶春及所纂，其在“女官黄惟德”条中抹去了“南海人”之说。(30)女官陈二妹在万历《广东通志》记载中为番禺人，康熙《番禺县志》卷一三《列女》进一步明确为“居沙堤新塱”(31)。之后的《番禺县志》《广州府志》几乎照抄康熙版内容，只在极少数字句上有出入。陈二妹居住的沙堤大约在康熙年间被划入增城，康熙二十五年(1686)《增城县志》记载甘泉都下辖沙贝、沙村、东洲、西洲等村。(32)但直到乾隆十九年(1754)《增城县志》才首次出现“明司彩陈氏”的记载，(33)内容又与康熙《番禺县志》大致相同。乾隆《增城沙堤陈氏族谱》是广东唯一涉及女官的族谱。其谱序云：“五世少冢宰讳大震公、六世副使讳息卿公，贵叔侄归隐陈家林，卜居番禺沙村。比明中，拨沙村籍隶增城，而聚族日益盛焉。”(34)陈二妹籍贯于此明了。

女官籍贯归属在地域上的改动看似细微，却暗示明中叶之后，广东不同政区的士大夫开始争夺历史名人的“归属”，以增加、彰显本地的人文价值，背后明显有利益的关联。这些女官的人文价值，与士大夫们对女官形象的建构不无关系。广东女官均是有才华的知识女性形象，黄惟德的才华在明嘉靖到清前期的广东地方文献中没有明确说法，直到咸丰《顺德县志》卷二八《列女八》才说她是“甘竹人，幼读书，通文词”。

那么，明初广东其他女官的才女形象又如何？清初屈大均记载：“屈氏，番禺人，洪武二十二年以才色被选入宫，擢为美人，奉侍敬谨……当选时，实以知书有才藻，非仅容色之美……其初实以选为女官进宫。”(35)屈氏显然才色俱佳。

番禺陈二妹入宫后，因才艺双全且出众，被宫中嫔御称为“女中君子”。万历《广东通志》卷二六记载的陈二妹完全是一位好学上进、知识广博的才女形象：

陈氏二妹，字瑞贞，番禺仲裕女也，貌端庄，在乳不啼，脺日设物以验，则左取印右取笔，以是知其不凡。甫能言，窥父书，指教数字皆不忘。至六七龄，示以女工，过目辄晓。就女师，闻爱亲敬长之言，必反复致问。《孝经》《内则》《列女传》《女戒》诸书，莫不潜心究之。深居闺阃，足迹未尝至中门。洪武二十年诏选民间淑女入宫，分司六尚，陈与焉。入见使兼六尚事，陈善六书，晓大义，精女工，嫔嫱皆师事之，人称为“女中君子”。二十四年命为司彩，赐归省，仍给禄养其家。阃范严肃，人罕见其面，有司候馈，皆辞却之。文皇即位，以司彩熟知典故，召复原职，年四十以病终于宫。遣中使护丧归葬。(36)

陈司彩降临人间就与众不同，满月即“左取印右取笔”，刚会说话，父亲教她读书，就能强记不忘。自幼学女红，也是过目即会。父亲专门为她聘请女师，教她潜心研读女教书。陈二妹受到的这些良好教育，为她以后在宫中施展才华创造了条件。她入宫后，因善六书、精女工，以致出现“嫔嫱皆师事之”的景象。永乐帝即位，仍在家乡省亲的陈二妹因“熟知典故”，又被再次召入宫中服役。屈大均在《女官传》中说她幼时“左手取剑，右手援笔”，七岁“就女师”读书。入宫为官，“后宫多师事之，称女君子，亦曰女太史”。她在宫中时以《内则》辅佐马皇后管理后宫，“司彩祖姑以《内则》佐高皇帝后母仪一世”。陈二妹还严守礼教，入宫之前，一直“深居闺阃”，入宫后回家省亲，也是“阃范严肃，人罕见其面”。可见，她是一位文化知识水平高且严守妇道的才女形象。永乐四年因“病终于宫，帝后为之涕泣，遣中使护丧归葬香子之山陈家林”(37)。

女官叶氏和王氏也都是读过书的女性，她们的才华也得到了广东士大夫们的肯定，甚至将她们与明初广东名士相比肩。史书记载：

叶女官者，番禺人，少有淑质，通《列女传》。洪武二十四年闻其孝敬，选入宫，擢为女官。

王司彩者，郡之河南村人，永乐二年选入宫为女官。时年尚少，权妃方见宠幸，特推同辇之爱，固辞曰：“臣妾嫠妇也，安敢充下陈哉！”上重之，亦从其志。司彩有文学，能诗，盖宋昭容之流而持操过之。所作宫词至今人犹传诵，以为类唐句云。王司彩宫词：“琼花移入大明宫，旖旎浓香韵晚风。赢得君王留步辇，玉箫嘹亮月明中。”(38)

与陈二妹读过的《孝经》《内则》《列女传》《女戒》相比，叶女官仅通《列女传》，其女官职务不明。她们在年少时所读的书主要是儒家女教书，士大夫记载她们所读书目不尽一致，屈大均说，叶女官“通《列女传》《女论语》”，并由此将广东女官与孙蕡等名流并列，“国初广东甫定，一时贤人君子若孙蕡、黄哲之流，联翩筮仕，而十余淑女与之同升诸朝，亦一时运会使然哉！”(39)孙蕡、黄哲是元末明初岭南著名文人，在广州南园结社，被后人誉为南园五先生。女官的人文价值形象于此得到凸显。

王司彩是广东唯一一位守寡入宫的女官，入宫不久，就被明成祖宠信的权妃举荐“同辇之爱”，若因此受宠则会升入嫔御之列，但她婉拒了永乐帝的要求。屈大均评价说：“王氏以孀妇坚辞御幸，则贞节之德可嘉矣。”(40)从权妃举荐王司彩来看，女官与嫔妃来往密切。王司彩为善吹箫的权妃作《玉箫宫词》，“是时，贤妃权氏、顺妃任氏、昭仪李氏、婕妤吕氏、美人崔氏，皆朝鲜人。权尤秾粹，善吹玉箫”(41)。清初谈迁记载王司彩的宫词作于权妃死后，“永乐中，贤妃权氏……俱朝鲜国王李芳远所进。权妃秾粹，善吹玉箫，见幸。永乐八年从征，还至临城薨，谥恭献……权氏薨后，司彩王氏作宫词……盖指权妃也”(42)。康熙时朱彝尊说：“司彩王氏，南海人，宣德中女官。”(43)如此，则王司彩自永乐二年入宫直到宣德时仍在宫中服役。

明清士人对王司彩的才德评价甚高，黄佐认为她的诗作、节操超过唐代“女学士”宋若华、宋若昭姐妹。(44)明代文人顾起纶评价她说：“宫词遒丽，亦椒庭之艳发者。”(45)屈大均说王司彩的《宫词》被“宫女恒歌之”，又评价说：“其才与上官昭容、花蕊夫人不相上下，节操则过之矣。”(46)可见，王司彩在贞操方面的表现，与陈二妹“阃范严肃”如出一辙。也就说，广东女官不仅才华出众，而且恪守妇道。

从上述分析来看，明初广东女官都读过书。她们大多出生在元末，此时士大夫正在珠江三角洲推行读书活动。宋末元初南海区适子撰《三字经》，元代黎贞对之训诂作《三字训》，成为广东妇孺喜爱的读物。(47)明初广东《三字经》经海南又传到江南，乾隆时，经学家邵晋涵为浙江渔民赋诗：“全家生计渔舠上，识字才教记姓名。读得黎贞《三字训》，便称渔浦小书生。”自注：“《三字经》为南海黎贞所作。赵考古自琼山携归，以授村塾。”(48)赵考古即赵谦，洪武时浙东大儒。可见，元末明初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读书热是女官识字的社会背景。

广东士大夫在建构明初女官形象时，十分关心她们与位高权重仕宦之社会关系，对女官原先的家庭则轻描淡写。以黄惟德为例，她与首辅梁储的关系就引起士大夫的极大兴趣。梁储，字叔厚，顺德人，陈献章的门徒，成化十四年(1478)会元，历经明宪宗、明孝宗、明武宗，担任过内阁首辅、武英殿大学士兼太子太保等职，权重位高，“立朝四十年，多自蔽掩，不夸其功，施德于人，不责报”(49)，成为南海士大夫的领袖人物，在朝野均有相当大的影响力。(50)

黄佐在《广东通志》中仅以梁储之母为黄惟德的侄女作简单交代。晚明以后的广东地方志多照抄黄佐的说法，直到康熙十三年(1674)刊本《顺德县志》才首次出现黄惟德与梁储之母关系的新信息，引述如下：

黄女官名阿妹，大学士梁储母黄太夫人外祖姑也。太夫人未字时，极荷女官钟爱，太夫人德之……太夫人临终语其少子亿曰：“汝外王父母无嗣，今为之后者，家业陵替，伤哉！汝异日富贵，毋俾汝外王父母及祖姑为馁鬼，则吾可以瞑目矣。”亿后第进士，官至广西少参，致仕，追念太夫人遗命，为之立祠以祀云。(51)

这里开篇将之前黄佐所说的梁储母亲为黄惟德侄女，模糊地表述为“外祖姑”，尤其强调梁储母因为在父家时得到过黄惟德的特别关爱，所以一直感念不忘。她在临终前，特别嘱咐小儿子梁亿日后要为无嗣的黄家及黄惟德立祠祭祀。梁亿也满足了母亲的临终嘱托。

广东士大夫建构黄惟德的社会关系基本上围绕梁储母展开，康熙《广州府志》记载的黄惟德传有顺德、南海两说，对其与梁储母的关系也是两说并存，顺德为“外祖姑”，南海则暗示为姑，节录如下：

女官黄阿妹，顺德大学士梁储母夫人之外祖姑也……梁夫人临终，语其少子忆……亿后第进士，官至广西少参政任，追念遗命，为之立祠以祀云。

女官黄惟德，南海人……其侄女即少师大学士梁储母也，亦累赠至一品夫人。(52)

编者对顺德、南海两县黄女官的记述尽管以不同名字出现，且与梁储母亲关系的说法也不一致，但实际是同一个人。编者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不愿意破坏已有的地方文化资源格局。现存康熙《广州府志》为残本，缺编纂者姓名，笔者无法了解编者两说并存的用意。

黄惟德与梁储母的关系，还可以从梁储父母合葬墓志铭《封翰林院编修文林郎梁君合葬墓志铭》(53)中得到验证。据该碑铭记载，梁储父梁迟庵生于永乐十七年(1419)，卒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享年69岁；母黄氏生于永乐十三年(1415)，也卒于成化二十三年，享年73岁。夫妇俩生育6个儿子。黄惟德于宣德七年(1432)从京城回到家乡，时梁储母17岁，尚未出嫁，得到了黄惟德的亲切教导，“其祖姑有选为女官者，甚见重于宫闱。后归老于家，仪范整肃，诸姑有为莫知□妻者，治家教子井井有法。孺人幼皆亲承其教诲，故《女诫》诸书悉通大义”。可见，黄惟德晚年归家后整肃闺门，教授家中晚辈“诸姑”读书，梁储母也忝列其中。结合上述梁储母所言“汝外王父母无嗣”看，黄惟德父家均为女孩，她与梁储母应属于黄家不同的支系。两人出生时间相差58年，到底是姑侄还是祖孙关系尚无法判断，所以广东文献才会出现梁储母是黄惟德的侄女或侄孙的不同说法。

然而，咸丰《顺德县志·梁储传》却将黄惟德与梁储母的关系直接替换为梁储本人。梁储“幼即颖悟。母之姑黄惟德通文翰，洪武中召为女官，历事宣德孙后，告归，爱而教之”(54)。其实，梁储根本不可能与黄惟德相遇，据明代史料记载，梁储卒于嘉靖六年(1527)，享年77岁。(55)据此，梁储出生于景泰元年(1450)，时黄惟德去世已15年之久。咸丰《顺德县志》说梁储受黄惟德亲自教诲，“初归，储方幼稚，惟德奇之，亲为教迪。其后储自筮仕迄入阁，所知朝廷掌故，闻于母族为多。储亦怜其无子，以弟亿子之。惟德既耄，每追念家世式微，以祠祀属亿”(56)。方志编者无中生有地将梁储了解朝廷掌故之功也归于黄惟德，且将梁亿为黄家立祠直接改为黄惟德的请求。从此也可判断，咸丰顺德志编者前述关于孙皇后赠图说也是出于臆测。

笔者之所以说咸丰志对黄惟德记载是臆测，还可从该志在黄惟德传后的“按”中得到印证：“诸志自叶志外，余不为惟德立传。盖入志者，皆贞节妇女，且未知先朝彤史之有光巾帼、争辉志乘，又不能集考其事迹，缺漏宜矣。刘向传列女非尽嫠妇。今惟德历事四朝，以恭俭隆受恩遇，始终尽礼，其出处进退，视贤士夫不愧矣，故补传。”(57)叶志即叶春及的万历《顺德县志》。显然，咸丰志编者没有看到康熙十三年《顺德县志》。而万历叶志恰恰略去了黄惟德与梁储关系的内容。咸丰志修纂者为冯奉初、温承悌、梁廷枏等多位顺德名士，他们追述黄惟德与梁储有直接的联系，是为了“争辉志乘”。尽管在黄惟德传后特别注明参阅了《明史》《黄志》《五山志林》等前人著述，实际上并不尽然，如顺德罗天尺于雍正间应官府邀请参与《顺德县志》《广东通志》编纂，在此过程中私著《五山志林》“黄女官”条说：“《邑志》云：黄女官名阿妹，大学士梁储母黄太夫人外祖姑也。太夫人未字时，极荷女官钟爱。”(58)《邑志》是县志还是通志，未详，但雍正前的广东方志均记载是黄惟德与梁储母有关系而非梁储本人。上述土大夫在建构黄惟德形象时，因地域和编纂年代及编纂者身份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但无一例外都记载黄惟德与梁储家族的关系，除了要说明黄惟德有显赫的社会关系外，还从其嘱托梁亿立祠，反映其尽孝的社会形象。

总体来说，明初广东女官在地方文献中均被形塑为才德、贞孝兼备的正面形象，对社会充满着教化意义。

三 民间传说对女官形象的借鉴与想象

除了土大夫外，女官也是广东民间社会所关注的对象，出现了诸多与女官有关联的传说故事，它们同士大夫建构的女官形象存在着较大差别，值得我们关注。

民间传说是以朝廷选妃为叙述对象，但背后都有明初广东女官的影子。明太祖规定后宫均从民间良家女中挑选，“天子及亲王后妃宫嫔等必慎选良家子而聘焉，戒勿受大臣所进，恐其夤缘为奸，不利于国也”(59)。这些入宫的女子显然属于选妃的范畴。从上文论述可知，明初女官有时与选妃同时从民间进行挑选，只是在年龄段上有所区别。明中叶以后，朝廷频繁地在江南地区挑选良家女入宫，经过培养后，或为嫔妃，或为女官，或为宫女。这些在民间进行的选秀女活动通过南来北往的商旅而不断传到广东，(60)强化了广东民间社会对明初女官的历史记忆，他们在口口相传中，将选妃、选女官混为一谈，并统称为选妃。笔者在珠三角调研时发现，民间至今仍把明初广东入宫的女官理解为选妃。民间传说既有对士人书写的借鉴，也有自己的丰富想象。

今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南田村“栏马房”遗址，传说与明代选妃有关。明朝宫中一个广东籍皇妃病死，皇帝又命太师梁储回广东补选。梁储为了改变皇帝沉迷酒色的习惯，遂在番禺罗汉塘乡物色了一位放鸭丑女李阿妹。结果李阿妹在赴京途中突然变漂亮，梁太师很恼火，故意叫她入宫时踩门槛，结果被皇帝以村姑不懂礼节打发回乡，并允许她从祖地跑马三天，所到之处即封为御地收租。李妃在跑马中不慎摔死。又传说，村民听说李妃要跑马圈地，计议拦阻，李妃同情乡民，让父亲牵马在村前绕了一圈，计九亩九分地。乡民因她仁慈，在她去世后遂建“栏马房”祭奠。(61)这个传说中的梁储，与士人建构他与黄惟德关系颇为暗合，梁储成为士人和乡民记忆女官的共同元素。跑马圈地与朝廷规定女官享受“蠲其家徭役”“免本家杂泛差役”等制度有极大关联，说明传说有一定的历史事实依据。

这个以李妃为中心的民间传说，与广东地方文献记载的女官明显不同。但养鸭在明初珠三角地区流行却是事实，万历《顺德县志》卷一○记载，明初村民多养鸭，以防水中生物损害庄稼，“顺德产蟛蜞，能食谷牙。惟鸭能啖之焉。故天下之鸭，惟广南为盛，以有蟛蜞能食之，亦以有鸭能啖蟛蜞，不为农害也。洪武、永乐、宣德间，养鸭有埠，管埠有主，体统划一，民蒙鸭利，无蟛蜞害”(62)。学者对此已做过专门讨论。(63)养鸭女属良家女，结合明初女官制度看，符合民间、良家的条件。有意思的是，明初广东女官的墓地多与鸭有关，其中陈二妹墓在番禺河南鸭墩，(64)黄惟德葬番禺沙头村鸭墩。(65)鸭墩之名多少都与民间社会放养鸭子有关，又与明代以来广东疍民争取“上岸”建造陆上社区、争取土地所有权有关。(66)

莫氏是今广州市黄埔区流传的另一位入选皇妃。她因在家中排行第三，人称“莫三娘”。她入宫为妃也由梁太师护送。据说，时莫氏已许配人家，因被拆散，一路上闷闷不乐。到京城后，梁太师将此事禀报皇帝，经批准莫氏被解回原籍，回到家乡横沙遂上吊自尽。在她上吊处长出三棵榕树，人称“三娘树”，位于今黄埔区横沙港湾五村村口。莫三娘连皇帝都不嫁，成为当地女性忠贞爱情的榜样。(67)黄埔区在明代属番禺县辖，是明初广东出女官最多的县，说明莫妃传说也非空穴来风。而莫妃入宫在传说中也与梁储有关，她对婚姻的坚守，与王司彩拒绝永乐帝的宠幸极为相似，符合土大夫建构女官恪守妇道的列女形象。

这些至今仍在广东民间流传的选妃故事说明，地方社会将朝廷在民间选拔后宫人员的事件，根据时空和境遇的变化而不断添加新元素，但一些关键元素不会改变，如上述传说都与梁储有关。这一传说，与士大夫建构的女官黄惟德与梁储之关系非常相像，说明士大夫建构的女官形象对百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传说之所以把梁储与广东选妃连在一起，与其身居要职时不断劝阻正德帝停止游猎有关，据其撰《郁洲遗稿》收录的50篇奏疏统计，明确要求正德帝回銮、停止巡幸18篇。(68)民间传说肯定有部分内容来自于土人书写的文献，并在传说过程中发生变化，而土人书写的文献反过来也会受民间传说的影响，如道光《广东通志》卷一八七《前事略七》记载：“永乐元年七月，诏求民间识字妇女充六尚内职。先是，京城既定，用兵以清京禁，建文中六尚等局女官俱诛死，故求补之。”(69)但事实上仍在宫中的黄惟德安然无恙，陈二妹却在家乡省亲。所谓的“女官俱诛死”，应是士人在民间传说基础上的加工。前述咸丰《顺德县志》关于黄惟德与梁储的关系也可能源于民间传说。

女官因能给家族带来利益而受到族人高规格的祭拜，此可从万历时陈堂为陈二妹建祠看出端倪。“万历间，其族孙光禄少卿堂于广州甜水里建祠祀之，称司彩祖姑……吾家不惟丈夫子世受国恩，至于一女子应内召，享禄秩，今乡里之人称述之曰：此女官世祠”(70)。陈氏族人为二妹祖姑建祠，是因为她的身份既为族人带来“享禄秩”好处，也令乡人对她及其族人赞羡不已。陈二妹后裔制造她与家族之间的传说，至今还在民间流传，笔者在增城区新塘镇新墩村和西洲村考察时，陈氏后人说，祖姑20岁入宫，深得洪武帝器重，赐尚方宝剑。后因公务劳累，遂和太师商量回家休息，太师嘱咐她挽裙站在门槛上，就会获得皇帝恩准，并说当皇帝赐她宝物时要挑拣最轻的箱子。二妹依太师言拿了最轻的箱子，快到家时，在船上打开一看全是竹片，一气之下将其倒入河中。放牛娃看到精美竹片就捡起来胡乱地插在地上，一年后有人到陈家交租。原来竹片上刻有精美的龙头玺印，陈家因此获得了大量的地租。后永乐帝又召她回宫，直到病死宫中，朝廷派人护送她归葬陈家林。(71)传说中的陈司彩挽裙站门槛，与李妃入宫相似，且都与太师私下授受有关。这说明民间关于选妃的传说，实际上烙印着明初女官故事的痕迹。

根据本文第一部分论述可知，明初女官享受官品级别待遇，给家庭带来经济利益，“现授职者，家给与禄”，即便陈二妹在家休养，也“仍给禄养其家”。女官的本家还享受免除杂泛差役的规定，其亲人甚至因此而受到皇帝赐宴封官，叶女官入宫，皇帝“因召其父叶碧山、弟叶祖道诣阙赐宴，俱授锦衣卫镇抚，赉以衣绦表里，与免子孙永远差役”(72)。屈氏入宫后，“上恩宠甚厚，召其父母兄弟诣阙，赐宴锡赉有加，复遣官送还岭表”(73)。可见，女官可以为家庭乃至家族带来巨大荣光。上述皇太后赐黄惟德归乡诗中的“喜尔富贵归故乡”于此也可明了。也正因如此，民间传说中的李妃跑马、陈司彩竹片等都有来自朝廷带给家族利益的含义。陈二妹家族人丁兴旺，并对祖姑建祠祭拜，也是对其为家族所做贡献的回报。嘉靖年间，陈氏三房共祭的先祖分别为始祖和陈二妹，属各房私祭；嘉靖末，三房联合在西洲房陈二妹故居建祖姑专祠，万历年间又将西洲祖姑祠迁到广州甜水里其父以言公祠后寝附祭，祭祀规格尽管有所降低，但陈家借助她的女官符号逐渐发展成为地方望族。(74)

值得注意的是，明初广东文献着墨最多的两位女官——司宝黄惟德、司彩陈二妹，对两人的婚姻情况始终没有明确说明。屈大均《女官传》记载黄惟德30岁时入宫，老年归乡“犹处女也”，咸丰《顺德县志》则直接说她“未许聘”(75)，表明她一直未婚。陈二妹20岁入宫，24岁归家省亲达十余年之久，按女官制度规定，她完全可以在家乡婚嫁，但永乐帝即位又被征召入宫，直到39岁病逝，说明她也一直未婚。这一现象，应该与珠三角地区流行“自梳女”“不落夫家”的特殊婚俗较为吻合(76)

四 结语

明初女官属宫廷管理人员之一，正史、政书记载简略，笔记、文集对女官制度虽有较详细的描述，但未涉及女官的生活情形。明清广东地方文献记载了黄惟德等五位明初女官，虽然不成系统，却为我们了解具体的女官形象提供了到目前为止最为详细的文献，它们对女官在入宫前后及其宫中的生活有较清晰的记载，在特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弥补了正史和典章制度记载的不足。

明初广东女官的籍贯，因明中叶以后地方政区的调整，由最初的番禺和南海，又衍生出顺德、增城，进而引起四地文献对之竞相记载，以表达本地女性曾服务过皇室的特殊经历，凸显本地女性具有才华、淑德等形象，以此作为本地女性社会形象之荣耀代表。各地文献在记述女官时，均利用地方性知识建构了不少正史无法表达的女官生活内容，尽管表述各不相同，但主旨都围绕着女官制度而展开，凸显了女官知书达礼、贤淑贞孝的鲜活形象。女官在地方志中被置于《列女传》，说明地方文献在建构女官形象时更注重其教化的目的，女官在士大夫笔下几乎都有强烈的女德意识，所读的书也是儒家女教书，言行也严格遵守正统规范。广东仕宦对女官形象的建构过程，反映了地方社会渴望通过女官将本地纳入王朝正统系统的意愿，体现了国家意识形态通过士大夫的努力已逐步在地方社会得到传播的特征。

民间社会出于利益需要，将明代女官与选妃混为一谈，衍生出明初广东女官及选妃与土地占有、赋役蠲免等传说故事，演绎出地方社会以及某些家族利用女官争夺资源的行为，体现出地方社会芸芸众生的利益追求。明初女官被广东地方社会的不同力量建构成不同形象，以表达各种力量的自我利益诉求。也就是说，地方社会在王朝制度框架的约束下，利用文字和非文字的形式，形塑具体女官在朝野两极的生活面貌，建构出广东女官的社会形象，生动地展示出一幅利益追求之下符合王朝制度体系的女官生活画卷。这幅画卷，既可以被看作是明初女官形象的具体化，更应该看成是地方社会对女官形象的种种建构和利用，从而将女官制度在地方社会的落实通过人物形象而具体地呈现出来。

　　明初女官制度的种种规定，在广东女官身上都得到了体现。她们均出身良家，入宫年龄不同，都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有的文化水平还甚高。她们在宫中既与宫女打交道，也与嫔妃乃至皇后、皇太后关系交往密切，其行为得到了后宫的赞许，而她们返乡期间的行为又得到了家族与地方社会的肯定。这一切都表明女官在程朱理学盛行的大环境中仍有自己独立的活动空间。明初广东女官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还说明，伴随着宋代以来北方移民的南下，珠三角地区社会经济开发已经日趋深入，儒家文化开始在这一区域逐渐普及，一些士大夫有意识地向底层社会的妇孺推动儒学正统教育，明初女官的知识即源于此。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谨此致谢！

①《明史》卷七四《职官志三·女官》，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27-1829页。

②[明]黄佐纂修：嘉靖《广东通志》卷六三《列女传·黄惟德》，《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省部第4册，第1653页；[明]郭棐纂修：万历《广东通志》卷二六《列女·陈二妹》，《广东历代方志集成》，省部第6册，第669页。另有陈二妹洪武二十二年入宫的说法，据乾隆《增城沙堤陈氏族谱》三编《族谱铭状·司彩女官行实》记载，陈二妹入宫为“洪武二十二年，有中使选民间淑德妇女入宫，遂与其列。与同举十人，入见太祖高皇帝，即命兼六尚之事……洪武二十四年敕赐归乡”。([清]陈庆新：乾隆《增城沙堤陈氏族谱》三编，乾隆四十五年刻本，第55页)

③[清]屈大均：《女官传》，欧初、王贵忱主编：《屈大均全集》第3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105页。

④王云：《明代女官制度探析》，《齐鲁学刊》1997年第1期。

⑤[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宫闱》，[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04页。

⑥[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宫闱》，[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下册，第804页。

⑦[明]申时行等修：万历《明会典》卷六七《礼部·选用宫人》，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05页。

⑧[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宫闱》，[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下册，第805页。

⑨《明史》卷七四《职官志三·女官》，第1829页。

⑩[清]金光祖纂：康熙《广东通志》卷二○《列女》、卷二四《陵墓》，《广东历代方志集成》，省部第10册，第1393-1394、1524-1525页。

(11)[明]黄佐纂修：嘉靖《广东通志》卷六三《列女传·黄惟德》，《广东历代方志集成》，省部第4册，第1653页。

(12)嘉靖之前，《顺德县志》有两部：一为成化年间钱溥撰；一为弘治年间吴廷举修，李承箕撰。[清]郭汝诚修，冯奉初等纂：咸丰《顺德县志》卷一七《艺文略》，《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第17册，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403页。

(13)《双槐岁钞》为明代广东香山黄瑜著。作者自序云该书始于景泰七年，完成于弘治八年，前后达四十年之久。[明]黄瑜撰，魏连科点校：《双槐岁钞》，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5页。

(14)《明史》卷七四《职官志三·宦官》，第1819页。

(15)[清]屈大均：《女官传》，《屈大均全集》第3册，第108页。

(16)《明史》卷七四《职官志三·女官》，第1828页。

(17)笔者于2008年9月在广州增城区新塘镇陈家林香子山陈司彩墓遗址考察，在沙村观音庙外右侧发现正统十二年(1447)陈氏后人重修司彩墓所立墓表碑，已断垣残石，无法辨识文字。“司彩生丁未九月二十六日，终丙戌正月十一日，享年三十有九”。([清]陈庆新：乾隆《增城沙堤陈氏族谱》三编《族谱铭状·司彩女官行实》，第55页)

(18)[清]屈大均：《女官传》，《屈大均全集》第3册，第107页。

(19)[清]郭汝诚修，冯奉初等纂：咸丰《顺德县志》卷二八《列女八》，《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第17册，第667页。

(20)[清]郭汝诚修，冯奉初等纂：咸丰《顺德县志》卷二八《列女八》，《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第17册，第667-668页。

(21)《明史》卷一一三《仁宗诚孝皇后张氏传》，第3511-3512页。

(22)林延清：《仁宗张皇后与明初政治》，《史学月刊》2003年第8期。

(23)[明]黄瑜撰，魏连科点校：《双槐岁钞》卷四《台官占后垦》，第70页。

(24)林延清：《宣宗孙皇后与明朝中叶政治》，《江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25)《明史》卷一一三《宣宗孝恭皇后孙氏传》，第3514页。

(26)郭福祥：《明代后妃宝印》，《紫禁城》1995年第3期。

(27)[清]屈大均：《女官传》，《屈大均全集》第3册，第105页。

(28)[明]刘廷元修，王学曾纂：万历《南海县志》卷一一《人物列传三·列女》，《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第10册，第125页。

(29)[明]叶春及纂：万历《顺德县志》卷一《地理志》，《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第15册，第3页。

(30)[明]叶春及纂：万历《顺德县志》卷一○《杂志》，《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第15册，第110页。

(31)[清]孔兴琏修：康熙《番禺县志》卷一三《列女》，《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第18册，第516页。

(32)[清]蔡淑修：康熙《增城县志》卷一《舆地》，《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第31册，第383页。

(33)[清]管一清：乾隆《增城县志》卷一六《列女》，《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第32册，第266页。

(34)[清]陈庆新：乾隆《增城沙堤陈氏族谱》，《序》，第2页。

(35)[清]屈大均：《女官传》，《屈大均全集》第3册，第105页。

(36)[明]郭棐纂修：万历《广东通志》卷二六《列女·陈二妹》，《广东历代方志集成》，省部第6册，第669页。

(37)[清]屈大均：《女官传》，《屈大均全集》第3册，第106-107页。

(38)[明]黄佐纂修：嘉靖《广东通志》卷六三《列女传·王司彩》，《广东历代方志集成》，省部第4册，第1653-1654页。

(39)[清]屈大均：《女官传》，《屈大均全集》第3册，第108页。

(40)[清]屈大均：《女官传》，《屈大均全集》第3册，第108页。

(41)[明]黄瑜撰，魏连科点校：《双槐岁钞》，第58页。

(42)[清]谈迁著，罗仲辉、胡明校点校：《枣林杂俎》，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70页。

(43)[清]朱彝尊撰，姚祖恩辑：《静志居诗话》卷一《宫掖》，《续修四库全书》，第169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02页。

(44)《旧唐书》卷一六《穆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84页。

(45)[清]朱尊彝辑：《明诗综》卷八四《司彩王氏》，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106页。

(46)[清]屈大均：《女官传》，《屈大均全集》第3册，第109页。

(47)李健明：《〈三字经〉作者细考》，《学术研究》2007年第8期；李健明：《〈三字经〉主要版本内容研究》，《学术研究》2008年第8期。

(48)[清]邵晋涵：《南江诗钞》卷一《姚江棹歌一百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463册，第616页。

(49)[明]戴璟修，张岳纂：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一二《宦绩》，《广东历代方志集成》，省部第1册，第260页。

(50)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1-85页。

(51)[清]黄培彝修，严而舒纂：康熙《顺德县志》卷九《列女》，《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第15册，第410-411页。

(52)[清]汪永瑞修：康熙《广州府志》卷四一《列女传》，《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第3册，第991-992页。

(53)碑文为成化二十三年至弘治五年间的内阁首辅、太子太师刘吉撰。现藏佛山市南海区博物馆。

(54)[清]郭汝诚修，冯奉初等纂：咸丰《顺德县志》卷二三《列传三》，《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第17册，第534页。

(55)[明]雷礼辑：万历《国朝列卿纪》卷一二《内阁行实》，《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92册，济南，齐鲁书社影印本，1996年，第636页。

(56)[清]郭汝诚修，冯奉初等纂：咸丰《顺德县志》卷二八《列传八》，《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第17册，第668页。

(57)[清]郭汝诚修，冯奉初等纂：咸丰《顺德县志》卷二八《列传八》，《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第17册，第668页。

(58)[清]罗天尺：《五山志林》，林子雄点校：《清代广东笔记五种》，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1页。

(59)[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0页。

(60)朱子彦：《明代的采选制度与宫人命运》，《史林》2003年第3期；胡凡、王伟：《论明代的选秀女之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蔡鸿生：《清代苏州的潮州商人——苏州清碑〈潮州会馆记〉释证及推论》，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等编：《潮汕文化论丛·初集》，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81-189页。

(61)2008年9月30日，笔者在白云区人和镇汉塘村考察得之于民间口述。又参见广州市白云区文化局编《广州市白云区文化志》，1993年铅印本，第235页。

(62)[明]叶春及纂：万历《顺德县志》卷一○《杂志》，《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第15册，第107页。

(63)[日]西川喜久子：《关于珠江三角洲沙田的“沙骨”和“鸭埠”》，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陈忠烈：《明清广东养鸭业略说》，倪根金主编：《生物史与农史新探》，台北，万人出版社有限公司，2005年。

(64)[清]金光祖纂修：康熙《广东通志》卷二四《陵墓》，《广东历代方志集成》，省部第10册，第1524页。

(65)[清]屈大均：《女官传》，《屈大均全集》第3册，第108页

(66)萧凤霞、刘志伟：《宗族、市场、盗寇与蛋民——明以后珠江三角洲的族群与社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

(67)广州市黄埔区地方志办公室编：《黄埔文物》，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6年，第145-146页。

(68)[明]梁储：《郁洲遗稿》卷一至卷三，文津阁《四库全书》，第420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6-43页。

(69)[清]阮元修，陈昌齐总纂：道光《广东通志》卷一八七《前事略七》，《广东历代方志集成》，省部第18册，第3115页。

(70)[清]屈大均：《女官传》，《屈大均全集》第3册，第107页。

(71)2008年11月27日，笔者在增城新塘镇考察得之于民间口述。

(72)[明]黄佐纂修：嘉靖《广东通志》卷六三《列女传·黄惟德》，《广东历代方志集成》，省部第4册，第1653页。

(73)[清]屈大均：《女官传》，《屈大均全集》第3册，第105-106页。

(74)刘正刚、王潞：《明代家族建构中的性别位移：以增城女官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3期。

(75)[清]郭汝诚修，冯奉初等纂：咸丰《顺德县志》卷二八《列传八》，《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第17册，第667页。

(76)明清广东自梳女、不落夫家现象极普遍，参见刘志伟《女性形象的重塑：“姑嫂坟”及其传说》，苑利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传说故事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57-378页。

原文出处：《 中国史研究 》(京)2017年第20173期 第141-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