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政协｜何占豪：“文革”结束，政协五届一次会议星光熠熠

视频拍摄、剪辑：张雷(03:48)

【编者按】

一个活得精彩的人、一名政协委员，这两种标签在他们身上合二为一。

历时数月，政协头条采访11名上海市政协委员，涵盖第一届到第十三届。他们的人生颇有传奇色彩：有人做过学生地下党，有人为《梁祝》作曲，有“台湾的女儿”，有从南洋毅然回国的富家公子……

人民政协成立70年来，委员们为国建言、为民履职，家国情怀在他们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他们亦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无数中国人奋斗的缩影，从他们的故事中，可见一个崛起时代所富有的忠诚、执着、进取与坚定。

何占豪，著名作曲家，中国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中国上海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第五届政协委员。

一曲梁祝动天下。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新中国最成功的管弦乐作品之一。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能哼唱几句其中的旋律，但又有多少人知晓“翩翩蝴蝶”破茧而出的故事？

何占豪，《梁祝》作曲者之一，世界级著名作曲家，同时也是上海市第五届政协委员。每当被问及《梁祝》是谁创作的时候，几十年来，他的回答始终如一：“《梁祝》是中国戏曲界、音乐界几代人的劳动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从一张小板凳“坐”起的梦

《梁祝》诞生于上海音乐学院。何占豪的家就在音乐学院的隔壁。两居室中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房间就是他的工作室。音乐资料摆满了整整两面柜子。钢琴上放着他曾获得的金唱片奖。

墙角的一副画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七彩桥上，梁山伯与祝英台相依相偎；繁花盛开处，一把小提琴奏出动人的音符，引得两只彩蝶翩然起舞。这幅画，是何占豪80岁生辰收到的贺礼。

何占豪书房中的画，由他的妻子所绘。本文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巧合的是，采访的前一天，恰好是何占豪的86岁生日。刚过完生日的他，神采奕奕。或许很多人觉得，早已功成名就的他，退休生活不就是和老伴遛遛弯，尽享天伦之乐。但事实却是，他的工作节奏丝毫不逊于年轻人。在电脑前创作曲子，常常一写就到凌晨；在两岸三地飞来飞去，指挥演绎他的作品音乐会；还马不停蹄地参加讲座……难怪有人要找他时，何占豪总说：“让我先看看日历！”

自他踏上艺术之路起，已走过近70个岁月。1933年，何占豪出生在浙江诸暨的一个农民家庭。父母不想让儿子将来像自己一样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于是，母亲借钱把他送到杭州念初中，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没想到，何占豪与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

何占豪是听着长辈唱家乡戏长大的。他的祖母就是个越剧迷，他从小的任务就是给奶奶背着凳子去听戏。耳濡目染下，就对音乐产生了浓厚兴趣。17岁，他考入浙江省文工团。1952年，转入浙江越剧团乐队。浙江越剧团50年代是戏剧团体中最早使用部分西洋乐器伴奏的团体之一。何占豪在浙江越剧团的那段经历，为他演奏具有民族风格的抒情乐曲打下了基础。1957年，何占豪考入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小提琴进修班。

此刻，距离《梁祝》问世，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

“梁祝是农民教我写的”

1958年秋天，新学期开始了。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上海音乐学院党委向全校师生发出了“解放思想，大胆创作，以优异成绩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号召。这个响亮的口号，在校内“一石激起千层浪”，把最好的作品献给祖国，成为师生共同的心愿和朝思暮想的话题。

年轻时的何占豪

当时，何占豪、俞丽拿、丁芷诺、沈西蒂、张欣、朱英等六位同学，成立了一个“小提琴民族化”的实验小组，何占豪任组长。这年的秋末冬初，根据学校统一安排，管弦系的同学们前往浙江温州进行慰问演出。在开往温州客轮的甲板上，实验小组对创作的选题认真作了讨论，决定创作一部小提琴协奏曲。最终，他们确定了三个选题，一个是全民皆兵，一个是大炼钢铁，还有一个就是何占豪提出的在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音调基础上创作。

何占豪的这个想法并非“空穴来风”。在这之前，学校组织大家下乡上海三林镇，学生们背着乐器，在劳作之余给农民演奏音乐。大家给农民拉古典音乐，农民兴致不高，连说“听不懂！”

“那你们想听什么？”“越剧和沪剧！”

农民的回答令何占豪茅塞顿开。之后，他从越剧旋律里获取了灵感，写了一个四重奏版的小《梁祝》。这就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雏形。“《梁祝》其实是农民教我写的。”此后，每每谈及《梁祝》的创作，何占豪都会说上这段插曲。

选题确定后，大家立即写信向学院党委书记孟波同志汇报此事。信寄走了，谁都没把这太当回事，生活依然继续。不久，孟波看到了信，思考良久，在“梁祝”上打了勾。据转述，当时孟波的原话是这样的：“何占豪懂越剧，又会拉小提琴，这个选题有希望。”

管弦系党支部书记刘品找到何占豪，向他传达了孟波的意见，同意以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为素材创作一部小提琴协奏曲。这个决定让实验小组都大吃一惊，他们原本一心要搞全民皆兵或大炼钢铁的题材，《梁祝》不过是一个“附带”的选题。

创作这样大型的乐曲，何占豪生平还是第一次，“我又不是作曲专业的，当时头都大了。”为了克服他的畏难情绪，刘品做了许多思想工作，彻夜找他谈心。有一句话让他记忆犹新：“像贝多芬、巴赫这样伟大的作品，都是从民间音乐中提炼出来的。为什么你不行？”就凭这句话，何占豪决定迎难而上。

当时的他并不知道，自己正准备做的事，将在中国音乐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梁祝首演60周年，蝴蝶飞入千万人心中

实验小组成立时，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做了分工：何占豪和丁芷诺负责创作，俞丽拿和沈西蒂负责演奏，张欣、朱英负责理论总结。创作乐曲的任务自然落到了何占豪和丁芷诺的肩上。他们马上开始讨论乐曲的构思，准备按照“梁祝”故事情节开展，首先全力写好爱情主旋律。

经过反复思考，何占豪决定从越剧尹（桂芳）派那句情意绵绵的"妹妹呀"唱腔中提取素材。同时，运用在浙江越剧团时积累的具有戏曲风格的演奏手法，在小提琴上反复试奏，终于创作出了现在受到国内外广大听众欢迎的“梁祝”爱情主题。接着，他又写了“同窗三载”的小快板主题，这是根据以前写的越剧折子戏“跑驴”中的一段插曲改编而成的。

1959年寒假开学后，有消息传来，丁善德院长说服了作曲系的大四学生陈钢，一起参加创作。为了保证作品的顺利产出，丁芷诺发扬了风格，宣布自动退出。何占豪说，直到现在，只要一想到她这个高尚的举动，“我的内心仍然无法平静。”

就这样，何占豪和陈钢的合作开始了。在陈钢建议下，他们对乐曲重新进行构思，即把故事内容和西欧传统的奏鸣曲式有机结合起来。既适应中国百姓艺术欣赏的思维习惯，又符合音乐的陈述规律。何占豪写出旋律后，用小提琴拉给陈钢听，陈钢提出他的看法。经讨论确定下来后，陈钢根据旋律写出钢琴伴奏，然后再去请丁院长进行指导。在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创作中，何占豪把戏曲那富有民族特色的紧拉慢唱手法融入其中，不但听起来更觉亲切，而且使得整首协奏曲更具有中国的民族特色。

左起：丁善德、何占豪、陈钢、孟波

1959年5月4日，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在上海音学院礼堂举行了首次试演，何占豪担任小提琴独奏，陈钢担任钢琴伴奏。1959年5月27日下午，《梁祝》在兰心大戏院正式演出，“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的全体同学参加，俞丽拿担任小提琴独奏，学生乐队协奏，樊承武担任指挥。当最后一个音符落下，全场寂静，何占豪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他心想：“坏了！观众是不是不喜欢？”这几秒的时间，仿佛一个世纪那么长。随后，雷鸣般的掌声汹涌而来。直到谢幕，热情的掌声还在继续。他们不得不重返舞台，又演奏了一段十几分钟的《梁祝》。

左起：俞丽拿 沈西蒂 丁芷诺 何占豪 孟波 贺绿汀 丁善德

今年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诞生60周年。1959年，这部作品在“上海市音乐舞蹈展演月”首演，演出的成功推动了次年首届“上海之春”的举办。60年来，从琴弦上飞出的“蝴蝶”早已飞入千万人心中，成为中国音乐一个经典的符号。

知识分子，“一个不少都请来”

著名作曲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何占豪的名字前总跟着许多称谓。但你可能不知道，他还有一个身份：上海市政协委员。何占豪还记得40多年前，自己骑着自行车去北京西路的市政协开会，在门口还遇上了刘海粟。这届政协委员中不仅有刘海粟，你还能找到巴金、姚慕双、周柏春、傅全香、范瑞娟、毛慧芳等等的名字。用何占豪的话来说，就是“将戏曲界、音乐界等等的知识分子，一个不少都请来！”

如此“星光熠熠”的委员名单背后，也有一段往事。在这十年动乱中，市政协被迫中止活动，这一时期《梁祝》也被禁止演出。1977年12月，上海市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召开，标志着人民政协全面恢复。次年6月，在《文汇报》的一角，有这样一则消息牵动了全城人的心：当晚八点，《梁祝》将解禁播放。当天晚上，成千上万的乐迷或曾学过小提琴的听众都守侯在收音机旁。当熟悉的旋律重新响彻在大街小巷，《梁祝》终又“振翅蝶变”。

何占豪说，当年，市政协邀请如此之多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前来参政议政，也正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广大知识分子的空前团结。他记得，有一天恰巧是与党有关的一个纪念日，在政协俱乐部，大家你一笔我一划地完成一幅画，气氛和乐融融。姚慕双和周柏春当年与何占豪是一个政协小组的，据说，当年想将戏曲界和曲艺界合并，那合并后的名字叫什么呢？姚慕双、周柏春说了，如果从“戏曲”和“曲艺”中各挑一个字组成，那么还是“戏曲”；如果换一下，取“曲艺”的“曲”字和“戏曲”的“戏”字，那么就是“曲戏（上海话：缺西）”咯！曾自学相声的“老顽童”何占豪笑着说，讲笑话我也不比他们差的。

梁祝成就不世之业，却也是“遗憾”

自26岁创作出一曲《梁祝》，从此，何占豪的名字与“梁祝”牵扯一生。在他家中的一个镜框里，珍藏着一张有些泛黄的报纸，标题为《创作“梁祝”，一生遗憾》。何占豪曾坦言，《梁祝》是他最大的成功，也是他最大的“遗憾”，他一是担忧当下中国音乐创作面临的一些困境；二则遗憾自己在《梁祝》之后创作了许多作品，却鲜为人知。

他的二胡协奏《英雄泪》取材于毛泽东诗词《蝶恋花》。在香港举办个人音乐会时，他介绍了这首曲子：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有位知识女青年，因为坚持革命，被敌人杀害了，死后留下了两个孩子。她的丈夫、孩子的父亲就是毛泽东。这位国家最高领导人坚持把儿子送到朝鲜战场，抵抗敌人的侵略。最后，儿子在战场上牺牲了。母子二人在天上重逢。讲完后，台下一片沉默。当音乐响起时，很多观众流下了眼泪。何占豪还有一部作品叫《临安遗恨》，讲述岳飞在赴刑场前的故事，这个在背上刺下“精忠报国”四字的铁血男儿，在狱中发出了“天日昭昭，天日昭昭”的呐喊。这首古筝协奏曲，是学古筝的必备曲目，每次有学生弹奏《临安遗恨》时，都有人会感动得泪流满面。

弦音化蝶，成就不世之业。抛开《梁祝》带来的名成功就，半个多世纪以来，何占豪始终“不忘初心”，探索着一条“外来形式民族化、民族音乐现代化”的道路。比起“《梁祝》作曲者之一”，或许，“中华传统文化和民族音乐的忠诚卫士”这个头衔，更适合现在的他。

采访结束后，记者路过上海音乐学院的正门。正值开学季，不少学生驻足在门口，拿出手机和校门合影。60年前，《梁祝》从上海音乐学院“破茧而出”；60年后，又会有怎样的“蝴蝶”从这校园飞向世界呢？

政协头条记者 杨骁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