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发展变革，看古代统治者的驭民之术

户籍制度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制度，是与土地直接联系的以家庭为本位的一种人口管理方式。这一制度萌芽于商代，形成于周代，经历代发展，至隋唐时已形成完善的体系。户籍制度是统治阶级稽查户口、征收赋税、调派徭役、维护统治秩序的依据和重要的管理手段，也是是国家对老百姓进行经济上和人身上控制的重要途径。

古代很多制度在沿袭中被历史淘汰，但户籍制度被所有统治者奉为圭臬，并不断加以改良。一个国家有多少子民，有多少田地，该征收多少税负，能征调多少军队，都离不开完善的户籍制度。它是统治者管理和控制老百姓的重要手段，所以历代统治者都认为“能治天下者必先制其民”。

一、户籍制度的发源

我们从甲骨文的记载可以得知，早在商代，就已进行了人口登记。当时以人丁为基本登记单位，目的是为了征集士兵，目的比较单一。这种户籍登记制度被称为“登人”制度，是户籍制度的最初来源。

到了周朝，地方基层组织采用乡遂制度。“乡”是国人居住之地，“遂”为野人居住之所。乡之下有州、党、族、闾和比组成，五家为比，五比为闾，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遂”是针对农村和边远地区的，由县、鄙、赞、里和邻组成，也是采用五五制，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赞，五赞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乡遂制度就是周代的基层政权组织，比如西周时鲁国有“三乡三遂”，设有邻长、里胥、赞师、鄙正、县长和遂大夫等基层官员进行管理。

到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战争频发，如何满足兵源需要，成为国君们的头等大事。为了增加人丁，摸清家底，各国都进行人口普查和登记，重视户口的管理，限制户口流动，防止本国人口迁往外国，满足部队兵源的需要，并把这一制度的执行情况列入官员的考核目标。

战国时，秦国的户籍制度相比其他国家是最完备的，这要归功于“商殃变法”和秦国坚持以法立国。秦国以五户为基本单位，设立“什伍”，采用连坐的方式限制人口流动，管理基层。秦国要求老百姓“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将老百姓按五户一伍，十户一什的办法进行管理，分别设立伍长和什长，闲时耕种，战时从军。只要在战场上获得军功，就可以野鸡变凤凰，获得爵位。如果一伍中有人投降敌人，其他人也要受到牵连。

（秦简上户籍制度的记录）

秦朝统一后，对户籍制度管理更加严格，每户要登记户主和所有成员的详细信息，出生婴儿必须立即登记，死亡者可以注销。秦朝户藉连百姓的财产、身高、特长都详细登记，目的就是一旦爆发战事，可以有目的、有选择地进行征兵。另外完善的户籍制度也是服徭役和收税的基础，对国家的统治意义重大。

西汉时萧何主持制定了《户律》，建立了更加严格的户口统计制度。萧何本人对户籍的意义非常重视，在攻入咸阳时，他第一时间将秦的户籍档案保护下来，而对秦的其他珍宝不屑一顾。在萧何的主持下，汉代采用了编户更为完善的乡亭制，第一次出现了户的等级。

与秦朝一样，汉代对人丁的逃亡也是采取高压态势，汉朝的“舍匿之法”规定，逃亡者和收留、藏匿者都要治罪，以此限制人口的流动。

二、户籍制度的成熟期

户籍制度经过不断发展，到隋朝已基本成熟。隋朝初年，进行了几次户口清理，称为“大索貌阅”。在“大索貌阅”中，官府将户籍上的信息与本人比对，核查真实信息，杜绝冒认户口和欺瞒年龄，逃避兵役、徭役。为了更好地完成这项工作，隋朝政府还鼓励群众相互监督、揭发，发现有假冒户口和篡改年龄及其他信息的，一律严惩。

隋朝在基层管理制度上使用保长、里正和党长的“三长制”，对农村进行管理，包括劝课农桑，催收税负，协助征兵和组织服徭役等等工作。

唐代户籍管理在隋代的基础上有着更进一步的发展。唐代将每设为一里，里设里正；五里设为一乡，由民户自己申报户口、田地，以户主名义记入"手实"，户主要保证上报的内容真实准确，里正据“手实”造籍，上报县里。每个县每年统计造账一次，向户部申报各县的户口数，已征税赋数和下年预计征收数。中央政府按这些资料，以每户资产多少和男丁的强弱为标准，将户分九等，作为征税和服役的依据。

唐代户籍制度也保证了老百姓的财产不受侵犯。唐代规定公田、私田不得任意侵犯，私田的产权便是“以藉而凭”。如果发生土地纠纷，则按照户籍上的登记信息，进行甄别。对于将别人的土地冒登自己名下的，以“盗货卖”之罪惩处。

我们从发现的唐代“手实”中，可以看到上面的内容是以户籍为准，写有户等级、应受田多少、已受田多少、未受田多少，也可以看到每户的“永业田”和“口分田”的区别，内容十分完善。

唐代户籍将居民分为编户和非编户，其中的编户是良民，非编户则是贱户、和尚及府兵制破坏后的军户。

宋代户籍比唐代的又上了一个台阶，设立了“坊郭户”，这是针对城市居民的专门称呼，第一次出现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户籍登记上的区别，与我国原来采用的“非农户”和“农业户”有着一定的相似。在此基础上，有恒产者称为“主户”，无恒产者称为“客户”，登记入籍。城市中坊郭户的主户基本是上层阶级，掌握大量资产；而客户基本上以小工业者、小商贩及雇佣工为主；乡村主户以占有土地的地主为主，兼有少部分自耕农，乡村客户也分成三种，一种是终身依附主户的“地客”，二是租种主户土地的“佃户”，三是雇农性质的“浮客”。在此基础上，宋朝将户籍划为十个等级，另外还有享有特权的“官户”和“形势户”。官户包括文武官员的家庭，形势户是小吏、保正等乡役户。

宋神宗时期推行“保甲制”，以十家为一保，设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设大保长；十个大保为一个都保，有正副都保正，其目的也是通过户籍实行“兵民一体”的制度。这种制度让每个人都与他人发生联系，有利于统治的渗透和基层政权的稳定。

明代改宋朝的保甲制为里甲制，每110户编为一里，选出其中十户人多财多的为里长，其余百户分十甲。在服徭役时，十甲每年轮换，称为“排年”。每年要服徭役时，由一位里长带着十位甲户去服徭役，次年另换一批。每户十年一轮换，保证了绝大多数百姓可以有时间进行农业生产，对社会发展有着相当大的作用。明朝这种户籍制度将人与土地的登记分开造册，称为“黄册”和“鱼鳞册”。黄册在编造时，每里为一册，每十年调整一次，按家庭人口和财产变化重新造册。黄册一式四份，户部、省、府、县各保存一份。户部的那份因为是黄纸抄写，故名“黄册”。

明代“黄册”编定后，户籍不可随意更改，人员也不得随意流动。要想外出，须有官府发放的“路引”，目的是将农民束缚在乡土之上，农民只能老老实实的种地，这样便于征收税赋和征兵服役。如果有人当“逃户”。便动用国家机器强迫返乡，其中的富户发配充军。后期的惩罚有所降低，改以罚银为主。

清朝“按行军旗色，以定户籍”，实行军民合一的八旗户籍制度，“凡民之著籍，其别有四，曰民籍，曰军籍，亦称卫籍，曰商籍，曰灶籍。其经理之也，必察祖籍。如人户于寄居之地置有坟庐逾二十年者，准入籍出仕，令声明祖籍”。将户籍分为军、民、灶、匠四类，以户为单位核登丁口。满清入主中原后实行各民族分而治之的政策，实行“摊丁入亩”政策，户籍管理上比明朝有所放松，规定了入籍条件，"己置有产业，并愿入籍者，俱编入土著"，老百姓不再被死死的束缚在土地原籍上。

（清朝户口牌）

清朝采用户口牌甲令，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长，十牌立一甲长，十甲立一保长。户给印牌，书其姓名、丁口，出门要注明目的地，牌长、甲长三年一换。甲内有不法之事或出现可疑之人，必须第一时间上报。富人与齐民一体编列，不许逃避登记。

三、户籍制度的作用

户籍制度不仅起着登记人口和统计人数的作用，还能反映老百姓的家庭财产状况、服役纳税情况，为分配土地、征收税负提供依据。封建时代连坐的保甲制可以最大限制和减少犯罪，有利于统治者加强统治、维护稳定。

为了更大程度的奴役人民，统治者尽可能地将老百姓限制在固定的区域，形成长期的城乡二元制社会。只有利用户籍制度将老百姓束缚在土地上，通过世袭的职业加强对人口的控制，从事农业生产的专门从事农业生产，当兵的世代当兵，从商的世代从商，让老百姓各守本业，才能使社会在统治者控制下有序的发展，实现统治的稳定。

我国建国后曾长期采用的户籍制度也受到历史上户籍制度的影响，户籍分非农业和农业两种户籍，不同户籍的人享受的待遇和权利是不平等的，城市居民在教育、就业、保障等方面享有更多更大的权力。在户籍迁移和变更上也采取比较严格的办法，已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改革开放后，我国对传统户籍制度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让户籍回归其登记人口的本质，对人口流动不再限制，将人口管理纳入动态管理，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到无差别的对待。这是户籍制度的进步，也是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