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85年，管仲创建了“食盐官营”制度，即运用行政权力，对食盐业实行民产、官收、官运、官卖。
食盐是老百姓生活中的必需品，人人都得按量消费，食盐官营就是以政府行为垄断整个市场，老百姓要买盐，只此一家，根本还不了价。这项制度让统治阶级敛聚了巨额财富，历朝历代的统治者莫不牢牢把持盐政，将其作为“国家大计”来抓。
唐乾元元年（758年），正值安史之乱，唐朝财政陷入困境，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时任盐铁使第五琦创立“榷盐法”—政府将盐户生产的盐全部以十文的低价收购起来，然后以110文的高价卖出。这样，政府毫不费力，只借助国家强制力就获得了十倍的收入。国家财政增加了，但多出的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老百姓手中掠夺来的，不堪忍受这种剥削的人们纷纷加入了叛军的队伍，唐王朝愈加摇摇欲坠。
两年后，刘晏任户部侍郎兼盐铁使，为了平息民怨，改进了“榷盐法”，将食盐产销体制由民产、官收、官运、官卖改成民产、官收、商运、商卖。名义上将“官营”变成了“私营”，但本质上并没有不同，仍然是以高于成本十倍的价格售出，只是盐税不直接向吃盐的老百姓收取，而是向盐商收取。商人无利不起早，他们要赚的钱也要从食盐价格上体现出来，结果老百姓的负担更重了，但蒙在鼓里的老百姓以为是商人在漫天要价，却不知是政府捣的鬼。刘晏将社会矛盾成功地转嫁给了商人，政府平安无事，顺利地度过了财政危机。
不管盐税是直接向盐商征收还是向老百姓征收，最终都得由老百姓负担，从这个角度看，第五琦和刘晏都是强盗，只不过第五琦是自己拿刀抢，而刘晏是让“黑社会”人员代为去抢而已。
食盐官营，老百姓缴纳的是直接税，政府有“与民争利”的嫌疑；私营，老百姓缴纳的却是看不见的间接税，明明缴了却没有名分，而且无形中给商人做了嫁衣裳，政府做的是“劫贫济富”的勾当。
其实不管官营还是私营，前提是百姓得有买的能力，如果不堪重负，死活不吃盐，政府也拿不到钱。但即使这样，康熙也有办法抢钱。
食盐虽说是必需品，但吃多了不好，所以市场空间有个饱和度，就是按唐朝的食盐税率，最多赚上十几倍的钱，政府还缺钱怎么办？康熙想了个办法：定指标。老百姓每天吃多少盐自己说了不算，而是由皇帝直接定任务。康熙规定每人每年买盐的指标为17斤，只能多不能少，而且提前半年把盐分给你，到秋后再让你用稻谷和蚕茧还账。17斤盐是什么概念？相当于每人每天要消费28克。怪不得在清朝后期，八旗兵士在战场上常常一触即溃，敢情是上辈人盐吃多了，遗传了高血压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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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艳涛
来源｜《百家讲坛》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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