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泉正道"，王阳明心学的分裂现场

公元1529年，一代圣人王守仁病逝于回归家乡浙江的船上，留下了千古名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由于阳明先生没有留下关于心学深入阐述和定型的著作（阳明先生认为大道无法用语言描述），使得他的弟子们在理解心学的时候有很大的个人发挥空间，他的去世注定了心学四分五裂的命运。

心学的直接分裂现场是在1528年九月发生在新建伯府里的“天泉论道”，也就是围绕着王阳明王在浙江 “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的争论。 王阳明的弟子钱德洪认为:“这是王老师说的根本定理，丝喜就能改变，必须要按照四句教的字面意思去理解并奉行: “心之体本来是无善无恶的，但因为人有习心，心发动的意中明显地存在着善恶，所以必须要用能知是非善恶的良知去辨析，达到为善去恶。”另一位王门高足王汝中不同意:“如果心的本体是无善无恶的，它所发出的意也应该是无善无恶的，良知也是无善无恶的，你所做的任何事(物)就应该也是无善无恶的。”

钱德洪反对说:“如果都是无善无恶的，那就没有事上练的必要，但“事上练”可是王阳明心学最强调的。”

王汝中说:“那老师这个命题就含有矛盾。如果说意里有善恶，那主导它发出的心就有善恶，可老师明明说，无善无恶心之体。”

王汝中的意思是这样的:王老师的心学本来就是灵动的，而且王老师经常因材施教，同个问题面对不同的弟子时，给出的答案也不同。王老师说的“四句教”可能是权宜之说，并非是定型的真理。子问应该靠自身去领悟，而不应该跟在别人屁股后面。

钱德洪坚持的是“四有说”，王汝中的主张是“四无说”。

王阳明后来给出的解释是，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王汝中是单刀直入，适合禀赋上等的人。钱德洪是循序渐进，适合禀赋中下等的人。

这就是有名的天泉证道，然而王阳明的调和并没有起到作用，钱德洪和王汝中依然坚持各自的看法，并终其一生都在传播自己的思想。钱派被称为心学右派，注重事上练；而王汝中派被称为左派，他认为人只要有良知，一切言谈举止就都是对的。他把王阳明苦心孤诣教导的”事上练”教导完全抛于脑后。

王汝中为心学左派点了红灯，而王守仁最有名的弟子王艮则把左派彻底推向了高潮。左派心学在他的手中变成了一种侠客般的快意恩仇，一种统治者厌恶的我行我素。王艮的弟子徐樾继承了他的衣钵，得到了他的真传。徐樾的弟子颜钧更为激进。他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然的，人应率性而行，纯任自然。他反对程朱理学，对君主专制政体和封建礼制也颇有微词。其叛逆思想和战斗性性格引起了政府的注意，好在当时政府掌管者是阳明心学的信徒徐阶，他非但没有为难颜钧，还两次邀请他到北京讲学。

颜钧不光是思想家，和王阳明一样，他还是个军事家，1557年，他以“知兵法”的“异人”身份受到总督胡宗宪的礼聘，与程学颜同往宁波总督府，参与“征剿海寇”的军事活动。舟山一战，倒溺千百倭寇于海，受到表彰。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两广总兵俞大猷发牌文敬聘他为军师。八月，俞与海寇曾一度战于海上，用颜钧计擒之。辛未春，破广西古田壮族起义军韦银豹等部。颜钧“所献之策，着着皆奇”。在军中曾有人问他，你是个书生怎么有这么多奇谋?颜钧回答说：“王阳明也是书生，创建的功勋可比日月，我的计谋都从良知得来。”

颜钧的弟子罗汝芳更是个传奇人物，青年时代，他受到了明朝程、朱学派理学家薛垣的影响，认为“万起万灭”的私心杂念长久以来就困扰着自己，必须把它除去。于是，便在寺中闭关静坐，在几上置水一杯、镜子一面，要使自己的心像水一样静、镜一样平，久之，遂成重病。其父授之以王阳明《传习录》，使他领会了“致良知”的学说，其病方愈。他一生深入下层，宣讲哲理，教化士民，以发人“良知”和济人急难闻名于世。其学虽源于理学，但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正宗教条，提倡用“赤子良心”、“不学不虑”去“体仁”，持见新奇，颇有创见，一扫宋明理学迂谨之腐气，被誉为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启蒙思想家的先驱。

罗汉芳鼓吹这些思想时，恰好是张居正初当首辅准备进行改革之时。显然，罗汝芳的思想不适合张居正的改革大业, 自然触怒了张居正他被迫辞官归里。 张居正虽然能让罗汝芳闭嘴，却不能让王阳明心学左派消失。几十年的时间里，王阳明心学左派在王良门徒和其传人失志不移的努力下，于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汹涌的洪流，尤其是社会底层人士，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尊，挑战权威，向往自由。由此引起了被称为“阳明学洪流” “心学横流”的现象。这种现象到了心学左派门徒何心隐和李贽时，更成惊涛骇浪，神鬼皆惊。

（未完待续)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欢迎在评论区探讨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