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极改造沈阳城后的城池布局如何？

公元1626年，35岁的皇太极继承后金汗位，成为后金政权的第二代大汗，1627年为天聪元年。即位后，皇太极开始重新规划、改造沈阳城，以使其符合都城的规制。实际上，这次所谓增拓，是在明代沈阳中卫城的基础上的重修，城的规模并没有扩大，只是将城墙加高加宽了，所以城的周长只增加了300步。

这次皇太极将沈阳城从明代的一座卫城改造成为后金的都城，城池布局重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改四门为八门，四门改为八门，使沈阳城的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十字大街就变成了井字街，作为沈阳城中心标志的中心庙仍旧保留。

二是重新修建城池，提高防御功能，明代沈阳城城墙已经用砖石包砌，但比较低矮，高仅二丈五尺，到明末又坍塌严重。这次重修主要的工程是对周围城墙予以修补、加高，墙体用石条和大青砖砌筑，墙内以黄土、白灰和沙石混合夯筑，设垛口六百五十一个。八门各修敌楼一座，城四角各设角楼一座，护城河由明代的两道改为一道。

三是完善城内排水系统，沈阳城地势稍高于周围，排水似乎没有问题，此次改造后，形成“内池七十二处，水不外泄”。这种排水系统，就是利用城内低洼处，形成七十二个内池，街路两侧挑出水沟，雨水和生活废水都可以流入内池。

四是重新确定城内各区的功能定位，经此次增拓，沈阳城的面积虽然没有扩大，但面貌有了很大变化，“京阙之规模大备”。

一是沈阳城的重建开始于哪一年？

关于沈阳城的重建，《盛京通志》记载：盛京城“天聪五年因旧城增拓”；

按照此说，在天聪五年以前，沈阳城仍然是明代的四门和十字街道。其实，这一理解并不正确，从一些清初史料发现沈阳城在天聪五年以前已经是八门了。

《满文老档》天聪四年三月二十七日记载：“赏给八门的额真的八个玛发各一件缎子。”

这件档案说明此时沈阳城不仅有了八门，而且是分别由八旗各派老年人看管。

由上述可知，天聪五年的所谓增拓，是在天聪四年以前修建基础上的大规模续修。这次工程大概包括重修八门，建筑门楼，维修角楼、垛口，加固城墙等项目。因为工程量大，所以一直到天聪九年才竣工。工程采取八旗分工负责的办法，八门由八旗各修一门，皇太极对工程要求很严，常去检查。

由于工程量大，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所以，皇太极也罚有罪官员承包某项工程，作为赎罪的办法。如天聪五年七月，皇太极因副将佟三征皮岛时擅离本旗，罚其“造官房五十七间，筑城敌台一座、角楼一所”。史载，由于工程紧急，皇太极甚至下令冬季施工，结果造成八门坍塌。

由于抽调大批民工筑城，也使农业受到影响。1635年，皇太极去三岔堡方向狩猎三天，发现有的牛录因抽调去筑城的人太多，从而影响了耕种。回城后，即召集官员到大衙门，说：“我出去看见，伊尔根耕田迟误，可能是牛录章京要比别人先筑好城，带去超岀限定的男丁，因此耕田迟误。多带去筑城。荒废田地。伊尔根吃什么！若多带服差役，荒废伊尔根田时，牛录章京、小巴什库有罪。”六月初九日，监督筑城的官员向皇太极进呈考核筑城功过的文书，皇太极看了后说：“前令尔等加意修筑城垣，故不令出师略地，亦不令扈从游幸，今尔专责之事，既不加意监督，所司何事乎?

于是，命议罪：“以镶红旗所筑五处不坚固，罚固山额真叶臣银五十两；镶蓝旗所筑八处不坚固，罚固山额真篇古阿格银八十两；正蓝旗所筑十六处不坚固，应议固山额真色勒阿格罪，因其二子一死一病，未与城工，乃坐代督之昂阿喇格、克宜福罪，罰银一百六十两。贝勒下二旗鼓、三旗下牛录章京等，俱坐应得之罪，罚赎。其骁骑校及小拨什库，俱递加分别，应罚赎者罚之，应鞭责者责之。”

这次重修沈阳城，工程比较大的是所有的城墙都要用砖石包砌。

要重新包砌，首先就要烧砖、烧石灰，工程量很大，这项工程直到天聪九年四月十八日才完成，“那天，用砖石砌完了沈阳城的里石”。从现存沈阳城的遗迹观察，清代沈阳城的城墙内部夯筑，里外皆用大青砖包砌，基础部分砌以条石，非常坚固。

二是沈阳外城增拓于何时？

清代沈阳城在砖城之外还有道土城，又称外城、郭城、关城，略为圆形，周长三十二里四十八步。沈阳城两道城墙，里方外圆，平面犹如一枚中国古代铜钱，“外圆内方”，可能取意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传统观念。

清代官书皆谓沈阳的外城建于康煕十九年(680年)，如《盛京通志》：“康熙十九年奉旨筑关城，高七尺五寸，周围三十二里四十八步。”

已有专家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清入关前已开始修关墙。理由是第一，中国古代的都城一般都有三道城墙，将城分为宫城(紫禁城)皇城与罗城(外城)三重，即所谓“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努尔哈赤起兵后建的费阿拉城，就是内外三层，“内城居其亲近族类，外城由诸将及族党居之”，外城外居卒伍及新归附之人。努尔哈赤称汗的第一座都城赫图阿拉，也有内城和外城“内城居其亲戚，外城居其精悍武卒”。

沈阳作为后金的新都城，皇太极将其改造成盛京，并在此称帝，不能不建外城。

第二，在皇太极天聪年间的档案中，即有“打关墙”的记载。如天聪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正当增拓沈阳城工程紧张进行之际，正白旗隐士扈应元上书皇太极，“条陈七事”，其中之就是关于修筑外城事：“筑城垣，打关墙，最急也，无关不成城矣。速修关墙可也。包裹城，缓事也，缓事而急做，不免派夫打窑柴，派夫打土砖，派夫烧石灰，又派夫拉车、拉土、拉灰，是人牛俱不得闲，而用力耕种者，又将何夫何丁也。可见工程缓做，犹有可待。庄稼误失，民不聊生，今孰先、孰后、孰缓、孰急也，伏乞上裁。”过了一个月，扈应元就“包城打关”事再次上书皇太极：“愚生年前上本，内有包关城一条，不是城不包，工不修也。譬如，一人治家者，周围院墙必要齐整坚固，况四面城垣，系一国之保障，亦系外国之观瞻，岂有不高耸牢固而修之者。

愚生预先忖度，包城最紧急之事，打关亦最急之事，倘值春天种地时候，又遇包城打关，一齐举行，唯恐民力不及也。”扈应元认为，包城(包裹砖城)和打关墙(修筑外城)，都是重筑沈阳城的重要工程，但比较起来，打关墙更为急迫，因为没有外城就不成其为都城；用砖石包裹内城，使其整齐坚固是必要的，但工程量大，需要的人力物力多，可以稍缓一些来做。如果两项工程一齐干，又赶上春天，就会影响种地，百姓也承受不了。

从这件事来看，皇太极在改造沈阳城时，也修筑了外城，因为扈应元并不是建议修外城，而是打关墙与包城孰先孰后的问题，所以康熙十九年“奉旨筑关墙”，不是新筑，而是在原来的基础上重修。外城城墙皆夯筑，故称“打关墙”。现在，关墙的遗迹已无处可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