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商周时代开始养鹿，历史中明确记载了殷纣王建筑“大三里，高千尺”的鹿苑。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养鹿呈现规模化，《诗经》记载的“王在灵囿，麋鹿攸伏”和“与民共之”就是中国养鹿规模化的最早写照。
接着又先后出现了春秋时期，鲁成公十八年（公元前573年）秋天的“筑鹿囿”；战国时期，《孟子·梁惠王》记载的“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南北朝隋唐时期，戴延之《西征记》的“徽音殿西南，姚兴（394～415）起波若台，……西去三百步有鹿子苑，羌王养麋鹿数百头。”唐·樊绰著《蛮书·云南管内产物》记载：“傍西洱河诸山皆有鹿，……南诏养鹿处，要则取之”。这说明，当时养鹿范围已相当广阔。
据《晋书》记载：在晋武帝太康九年，夫余国威胁邑娄族，提出了“美女十人，梅花鹿两对”通牒。这说明，距今1700多年前，被称为邑娄族的双阳已经有了梅花鹿的文化沉积。到了五代时期，史书有“养鹿刺血和酒而饮”的记载。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对鹿的用途有了更加详尽的叙述。为了满足帝王贡品、权贵游乐和士兵演习的需求，清朝时期，吉林的双阳、东丰和辽宁的西丰等地已经出现人工圈养梅花鹿的现象。
而上述情况均属于为了皇家和贵族而供养梅花鹿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规模饲养。到了1725年左右的清雍正初期，由于地方权贵已无梅花鹿可贡，便迫使猎户捕鹿养育，从此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百姓家庭养鹿。
新中国成立后，在吉林和辽宁两省兴起了一定规模的养殖场，尤其在吉林的双阳、东丰和辉南等地相继建立了十几处国营专业鹿场，开始了专业养鹿新阶段，使全国鹿存栏数达到2000多只。随后在黑龙江、河北、山西、内蒙古、新疆等地相继建立了专业鹿场，饲养品种有梅花鹿、马鹿、水鹿和白唇鹿。
到了1963年，由于国民经济处于困难时期，我国出现养鹿业第一个低谷，导致大批新生仔鹿被淘汰，部分被放归山林。这次低谷持续三年后开始缓慢恢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我国鹿存栏达到10万只，是建国初期的50倍，形成了第一个养鹿高峰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全国鹿存栏达20万只。随着国民经济的振兴，养鹿业开始上升，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全国各地国营鹿场多达上百个，鹿存栏达30万只，出现了养鹿业的第二次高峰。
随着国民经济体制改革，国营鹿场经济体制独立化，因自身经营机制不完善而纷纷下马，我国养鹿业出现第二个低谷，这次低谷持续了近四年。后来，由于各地个体私营养鹿场的出现，我国养鹿业出现了第三次复苏。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双阳梅花鹿为代表的鹿种培育、鹿病防治、产品加工、饲料营养 、环境控制、群体驯养等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全国鹿存栏达40万只，年产鹿茸近100吨，以鹿茸为原料的各种药品和食品不下七八百种。鹿场经营模式也由原来的单一国营鹿场发展为一大批由集体、个人、合资、合作经营组成的多种形式共存的局面。
自此，我国养鹿业呈现出目前的专业化、系统化、规模化、科学化养殖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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