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从《大明劫》入手，明朝的军屯政策为何逐渐崩溃？

导语

在古代战场，粮草素有“战争血液”之称。粮草实为人用口粮与畜用草料合称的生存物资，即是衡量战场军员调动，拓宽战线的重要载体！

明朝立国之后，朱元璋吸取前朝屯田百姓的负担加重，致使佃户逃亡，导致社会秩序失衡。遂推出“寓兵于农”的军屯政策，军队的生存周期以军垦粮食为基准。

明朝疆域一览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领土区域设立都司卫所，兴办军屯事务。(注意:卫所与军屯具有军事实际联系，以卫垦屯，以屯蓄卫，是明朝军队重要的的生存模式)

明廷先后在河南、山西、贵州、山东、北平等地开置军用屯田，并以各省军屯卫所督办地方军屯及水利设施建设。大规模的军屯，有利于保障常备军的物资供应，巩固明廷统治。

据《明史》记载，朱元璋究各地军屯月粮充足言道:吾京师养兵百万，要令不费百姓一粒米。

明朝军屯水井设施

军屯是一项养军长期政策，绝非洪武一朝之盛。不过，至明后期，全国军屯仅为2800余万亩，比洪武年间下降6200万余亩。巨大的土地亏空，导致边军日常开销以民运(百姓运粮)和京运(朝廷拨银籴粮)为主。

在电影《大明劫》中，孙传庭进驻陕西后，将当地乡绅家产充公筹得粮饷。即“以秦兵卫秦地，以秦饷养秦兵”的征粮、募兵政策整顿明朝积重难返的卫所屯田制度。

明朝遗留卫所驻地

很明显，“秦人”暗指陕西一带的富绅，孙传庭以清屯筹饷为由，得罪三秦利益集团。实际上表明传统屯田不适应当时作战环境，屯田效率及可控田亩大为被富绅掠夺而降低！

那么，占据明朝军事体制的军屯政策为何逐渐走向崩溃呢？

世家大族的侵占

从孙传庭自筹战备粮草看出，明朝军用屯田面积被当地乡绅侵占而大为缩减。不过，世家大族的占地是基于军屯土地兵户逃亡的基础上完成的。

明朝部分军屯驻所

陕西三边则是“屯田满望，十有九荒。”明嘉靖年间，大同军屯土地亏损7/10-8/10。

本质上，军屯土地属于国家，生产力(兵户逃亡)的缺失造成土地荒芜。世家大族圈地购买，即拓展利益产业链，有助于向朝廷缴纳粮税。明廷对世家大族的占地持默许状态，屯田军户流失，却造成民田增加。

• 为何会说世家大族侵占土地会受明廷默许？

军屯的败坏，从明廷太仓征收的屯田子粒(即田租赋税实物)连续递减获取信息。

明代安顺军屯

公元1403年，明廷太仓征收子粒2345石。时隔十年后(公元1413年)，子粒跌为910万石。巨大的粮食收入落差，以至于屯田“数年以来，徒为虚名”。

全国军屯损坏，国家土地遭到荒废。基于朝廷军屯土地的空缺，富绅便会占领土地，招纳佃户耕种，凭粮交税，从而获得明廷的默许。此类军屯土地的流失属于隐占(最文明的掠夺方式)！

屯田耕种

据《明史》记载:中都留守司都督陈恭侵占军屯土地1000余亩，胁迫百名军士为其私田耕种，牟利租税3万余斗。

从流失的土地份额来看，军屯土地以时间跨度与空间格局(全国军屯土地面积)缩小。洪武年间军屯为6000余万亩，弘治年间约为3000万亩，正德年间降为1600余万亩。

张居正实行改革后，对全国土地进行重新丈量，发现实际屯田面积多出6350余万亩。流失的军屯大多被军官、世家大族侵占，对于提高卫所的运行效率，无疑是一道枷锁！

明朝官员巡查土地

• 明廷法律问责

明廷必然明白军屯土地流失的危机性，军士饷银得不到周期性开支，必然造成明廷的社会压力与财政负担。

据相关统计，公元1393年，明朝全境军队维持在180余万，按照古代军士一兵一天一斗的军粮使用周期。朝廷每天需要维持军粮开支180余万斗，对于初期的明朝来说，无疑是一项巨大的经济基础挑战！

明廷为防备官、商、民对屯田官地的过度侵占，实行相应土地法令。从法律内容看，屯田子粒是最为重要的处罚手段，也是朝廷收取粮税的直接方式。

明朝军屯制下的海疆卫所兵

凡强占屯田达50亩以上又不纳子粒的，一律照数追纳子粒。

依《明史》记载:若军官强占屯田，则调发到边界卫所带俸差操，若为骑军，则发配边卫充军，若为百姓，则发配关外为民。

朝廷对于军屯土地的被侵占性，按照军官、旗军、百姓三个阶级层次。从带俸差操到口外为民，突出法律惩罚机制的不规范、不公平化。

不过，作为封建时代的法律，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军官滥用权力、侵占屯田的恶劣局面。也从法律上规劝民众的不法行为，以贬斥为策，有利于地方屯田不受持续性侵扰，稳定区域土地的经济秩序！

明朝西北地区的卫所军屯

但是，地方法律的实施，还需要官员亲自实地堪验。法律实施后期，官官相护导致土地利用面积降低及流转率增大，军屯土地经济发展滞缓。

军屯土地的转佃(内部)

“转佃”是明廷军屯土地的转耕方式。即由朝廷将卫所下辖耕种分地转租给佃户，屯军卫所以耕种土地面积及产量收取地租。转佃实为朝廷认同下的一种合法土地经营模式！

• 为何驻屯军会将土地转租给民众呢？

明朝山西行都司保德卫有一处屯地在忻州，忻州距离卫所驻地距离约250余公里。卫所军长途奔袭去忻州耕种，从时间上(来往距离时间)并不具备。

明朝行都司治所内部复原图

屯地与卫所军驻地距离过远，导致耕种线拉长，不能有效兼顾卫所周边经济物资的安全性。转租屯地给忻州民众，无疑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节省耕种工时的方式。

从军事角度分析，军队孤军深入寻敌，即会遭到后方补给线被切断，孤军被围而歼灭。屯地距离大于卫所军的作战半径，不利于发挥卫所军屯田备战的优势！

屯地驻军贫困(注意:贫困实为军士之老弱疲惫，工具之磨损腐朽)，无法开荒耕田，驻军也会将部分屯田转租，实现生产关系的转移。卫所军饷也由此入不敷出，军粮产能不足，常常以国家财政系统拨款维持常备开支。

明朝军饷钱制

嘉靖年间，卫所军饷不敷，一切仰给有司，近又仰给内帑，有帑不敷，将来何仰乎。

西北等干旱区域，卫所下辖屯田土壤肥力不足，获耕困难，自筹粮饷不足。屯地转佃后，驻军对其无实际控制力，屯田被地方豪强抢占流失，使屯田制度产生不连续性。

军屯土地的转租，实为自愿性的生产关系变迁。由于土地使用权的变化(卫所军无转租土地的使用权)，极大抑制了卫所军的粮食供给渠道！

军屯土地私有化的承认

公元1530年，嘉靖朝廷实行招佃耕荒地。即“三年起科，十年非有军士补役，佃户承租屯地即归其所有。”从法令上实行军屯土地私有化，实际上拓宽了军屯耕种阶层！

明朝戍卫堡及沿线军屯旱地

军屯私有化的确立，又来源于土地的复杂性。除开以政府直授的官田，还有无肥力的废田，无人耕种的抛荒田，还有从先代边将夺回的庄田等。土地类型多样即导致明廷管辖力度受挫。

军屯土地私有化，即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将民用耕种与明朝农业经济体制相适应。并以屯田子粒为租税，供给太仓。

在《大明劫》中，陕西豪绅将大批荒田、军屯土地置于庄园产业，造成秦地募兵困难，严重阻碍了明朝西北防线的建设，不利于北京城的纵深防御。

记录明代温州卫军屯私有制的书籍

从军屯土地性质看，在屯地未实行私有制情况下，屯军、佃户的农耕积极性降低，无力维持庞大的生产预算。实行屯地私有制后，佃户纳粮积极性提高，提高了财政收入。

公元1635年，孙传庭升任陕西巡抚，领兵对抗起义军。不过，明思宗仅拨款6万两白银用于军士日常开支，战备物资需孙传庭征民筹集。

明廷财政常年亏损运转，(注意:李自成起义军将攻入北京城时，国库储银仅为30万两)以农业立国，土地控制亩数却过分流失，军屯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带来的地租收入实为杯水车薪），实际上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明朝太仓库

明朝嘉靖年间，大臣林希元奏议:屯田实为富国强兵，屯田本身属于明廷国有财产，佃户耕种，必取租税。

从个人理解来说，不以私田为侵占屯田的生产对象转移为借口，朝廷直接收取地租税赋，更加有利于变通僵硬的，未因地制宜的军屯制度(注意:卫所军驻地与实际屯地相隔500余里，完全没有按实际场景实现屯田效率的提高)。

崇祯年间，朝廷遂将军屯与民屯合为民田起科，从而完成军屯土地完全私有化、民田化。军队粮饷供应渠道皆指向朝廷，但大多富绅虚报土地收成及实际使用亩数，导致民用屯田收益低于明廷运转需求。

大明军屯完全私有化下的实行者-崇祯帝

孙传庭进驻潼关后，急需粮饷、兵员补充，一再催促边关粮饷的急奏积压在太和殿内。此时，大明王朝由于军屯土地制度的瓦解，造成国库粮饷无法供应庞大的军旅开支。(实为拥兵，却无能调兵)。

反思

军屯制度的破坏，实质是晚明阶级斗争的结果，上层建筑影响军屯地方经济基础的建设。

军屯转变民田是为适应晚明动荡的社会局势，有利于巩固关外抗清战线，维持关内的经济供需平衡。不过，以军屯立卫所军制的明朝已病入膏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