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旭鹏：荣枯闲阅佛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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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莲文摘|鉴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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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枯闲阅佛无言

文\\翟旭鹏

和友人聊天，由王铎的书法，谈到他的诗，王铎赠汤若望的诗册里，有这样一句：生死静观山不受，荣枯闲阅佛无言。朋友说，他就是从这个开始喜欢上清诗的，当然，同样写诗的他，也很喜欢王铎的书法。

而我，之前对王铎的书法，认识也很泛泛，更不要说他的诗了。在赠汤若望的诗册后面，除了给这个在清朝当大官的老外戴高帽子，恭维一番后，末尾，王铎还不忘写了这样几句话：月来病，力疾勉书，时绝粮，书数条卖之，得五斗粟，买墨，墨不嘉耳，奈何！结合王铎给他亲家写的感谢信，不难想象，人到中年，国难当头的王铎，生活境遇多么的困顿和潦倒：失执珪时一老腐儒耳!措辞既敏感又晦涩，我想，作为文人士大夫的王铎，在乞求和感谢别人施舍的同时，还不忘保持一点仅有的尊严，这在一个人的内心，该是一种多么痛的领悟啊。

有点文史常识的人都知道，王铎和另一位饱受争议的人物钱谦益，一起打开南京城降清的。从此，他就被清王朝，扣上了“二臣”的帽子，在讲究忠孝的封建社会，这是一件很丢人的事，用我党评价落网官员的话来说，就是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曾经有一次，几个人围着柯文辉老先生促膝长谈，老先生语速缓慢而忧郁，说话极富感染力，一把白花花的大胡子抖动着说：大兵压境，一个人的气节重要，还是全城老百姓的命重要？从古到今，改朝换代的时候，从来不缺少杀身成仁的忠臣良将。作为同科进士的倪元璐和黄道周，先后选择了慷慨赴死，王铎的变节，与此形成强烈的对比。在这里，我无意于从史书里，寻章摘句，去证明王铎的人格和气节是否有亏。单从他个人的角度去考虑，隐忍和苟活，更需要勇气，这从他的诗和书法里，能明显感受到一种强烈的不平之气。

王铎曾夫子自道：吾书学之四十年，颇有所从来，必有深于爱吾书者。不知者则谓为高闲、张旭、怀素野道，吾不服、不服、不服!一方面，他对自己的书法很自信，另一方面，又对自己的取法和来路，做了交代：予书独宗羲、献。即唐宋诸家皆发源羲、献，人自不察耳。王铎书法，根植于二王，尤其是王献之，又把米芾的“势”发挥得淋漓尽致，笔画缠绕，结体倾斜，加之他生活的时代，随着材料和工艺的发展，大尺幅的生宣开始出现了。一笔浓墨下去，迅速洇开，形成一种特有的“涨墨”效果，枯湿浓淡一任自然变化。可以说，王铎这种放笔直书的书写状态，对宋以后的草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然而，现在人为了追求展览展示效果，又刻意地在枯湿浓淡上做手脚，显然，这是一种表面现象，让很多人又误入另一种歧途。

从南明政权，到降清以后的那段时间，王铎的日子，好像过得并不安稳，以至于要靠亲家接济，给旧相识汤若望示好，后来，得到了新政府的信任，才享受到了部级待遇。前尘往事，恍如隔世，那种亡国丧亲之痛，和凄凉矛盾的晚年心境，我们无法体会。中国人的处世哲学里，有许多很圆滑的理由，比如良禽择木而栖，比如一朝天子一朝臣，又比如识时务者为俊杰。由明入清，从北京到南京，再从南京到北京，王铎明知已经面目全非，有可能任人涂抹，只好选择沉默，眼一闭，心一横，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如前面那句诗：生死静观山不受，荣枯闲阅佛无言，多少有点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意思。联系到近代另一个人物郭沫若。同样作为过来人，我们的郭老，一会儿要烧掉自己的著作，一会儿又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就这样，连自己的儿子都保不住，晚上，当他在灯光下，用小楷，一字一句抄写儿子的日记时，谁又忍心责怪他不是一个好父亲呢。设身处地想一想，在改朝换代和政治风波中，王铎显然还是一个有操守的人。

在日本，有“后王胜先王”的说法，（后王即王铎，先王即王羲之），好在这两个“王”都是我们的，邻国再眼红，也讹不去。前几天，在一个吃饭的地方，见墙上有幅字，落款是：唐大书法家柳公权后裔某某某，这也许就是文化自信吧。有时，朋友私信给我发来这类人写的字，询问觉得咋样，开始，我很较真，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慢慢地，也就释然了，随口回答，挺好的。这年代，套用汇仁肾宝的广告词来说，就是：他好，我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