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战略的角度，分析“大非川之战”的必败结局

　　爆发于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的大非川之战，是被众多网友津津乐道的战役。

　　但网上叙述大非川之战的文章，焦点多集中在战役过程本身。认为薛仁贵的副将郭待封不听将令，导致唐军被论钦陵各个击破，因有此败。

　　但其实，高宗一朝对吐蕃的一系列误判，已为大非川之战定下了基调。薛仁贵、郭待封不过是被动的，出现在了相应的历史节点。

　　本文将从战前几年，唐蕃两国的战略格局，分析一下这场“必败之局！”

　　一、吐蕃王朝的战略格局

　　吐蕃王朝自从松赞干布定鼎之后，尤其是他降服阿里地区的象雄之后，走下高原争夺更多的生存空间，便成了帝国绵延的必备选项。

　　因为，西藏本土的环境、生产力水平和人口基数，不足以支撑一个大帝国的雄心。

　　拓展疆域、以战养战是帝国继续发展的唯一道路。

　　以松赞干布、禄东赞为核心的吐蕃决策层，必然制定过一个国家发展的大战略。

　　这个大战略的首要目标，便是生活在青海地区的吐谷浑、白兰羌、党项诸部。

　　贞观十一年（637年），吐蕃王朝第一次走下高原，松赞干布的宝刀便砍在吐谷浑的头上。

　　《旧唐书·吐蕃传》：“弄赞（松赞干布）遂与羊同连，发兵以击吐谷浑。吐谷浑不能支，遁于青海之上，以避其锋。其国人畜并为吐蕃所掠。”

　　当松赞去世后，禄东赞再次带领吐蕃走下高原，又是将刀砍在了吐谷浑、白兰羌头上。

　　《册府元龟》卷九百九十五《外臣部·交侵》记载，“（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十二月，吐蕃大将禄东赞率兵一十二万击白兰氏，苦战三日，吐蕃初败後胜，杀白兰千馀人，屯军境上以侵掠之”。

　　《旧唐书·吐蕃传》：“（显庆五年，656年）吐蕃怨怒，遂率兵以击吐谷浑。吐谷浑大败，河源王慕容诺曷钵及弘化公主脱身走投凉州，遣使告急。”

　　两代吐蕃领袖相隔19年，不约而同的将刀锋指向吐谷浑，必然不是巧合。

　　这说明，吐蕃领导层对国家的发展，有着明确的战略计划。

　　那为什么总是吐谷浑，这倒霉孩子挨刀呢？

　　从地理的角度上看，西藏高原周边山川阻隔。

　　南部横亘着喜马拉雅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

　　东部有横断山脉的高山幽谷；

　　西北部有昆仑山的皑皑白雪；

　　东部有唐古拉山、巴颜喀拉山。

　　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中，虽然喜马拉雅山南方的天竺（印度）诸国，武力值无限趋近于零，但他们有一项吐蕃人难以忍受的核武器——湿热天气。

　　吐蕃王朝曾至少两次，越过喜马拉雅山向南拓展，最终均无果而终（王玄策灭天竺三国、赤松德赞立柱恒河）。

　　向东出剑南杀奔四川，横断山脉的高山深谷是天然的阻碍。

　　想想解放军18军进藏时，即便有飞机和汽车进行运输保障，依旧多次断粮。吐蕃时期，翻越横断山脉组织大规模军队供应，根本无法实现。

　　唐蕃围绕着维州（四川理县）长达几十年的胶着战事，足以说明在这个方向上，吐蕃军队并不强势。

　　向西跨越昆仑山，攻于阗博取西域的战略方针，同样受制于补给线。

　　另外，南疆地区沙漠绿洲的地貌，极不适合大兵团作战。唐朝在天山南北施行了完全不同的管理构架，也是因地貌特点而来。

　　只有向北，攻吐谷浑染指河陇，其间虽也有唐古拉山、巴颜喀拉山的阻隔。

　　但从那曲开始绵绵无尽的草原，既可以保证吐蕃军队的后勤供应，也适合吐蕃出击时，整个部族全体征发，男子前线作战，妇孺老幼在后放牧的作战方式。

　　我们在史书上，经常看到蕃军动辄兴兵数十万，其实所指是吐蕃全军的数量，包含了大量负责后勤保障的部落民。

　　坊间传闻的，所谓“吐谷浑搅黄了吐蕃的求亲，松赞干布怒而兴兵，”完全是无稽之谈。

　　唐朝公主产能巨大，存量充足，根本不存在吐谷浑娶了公主，吐蕃便无公主可娶的情况。

　　大家各娶各的，吐谷浑又何必插手吐蕃的求亲？

　　吐谷浑疆域图

　　二、吐谷浑的战略地位

　　吐谷浑位于今甘肃、青海地区，恰好夹在兴盛的唐帝国和吐蕃王朝之间。

　　与大多数人认为吐谷浑版图局限于青海湖周边不同，其控制范围向东直抵唐朝河西，向西处于南北疆结合部的若羌、且末也属于吐谷浑故地。

　　因此，吐谷浑实际上控制了，从青海往北、往东、往东南、往西、往西南的所有交通路线，联系着中原与漠北、西域、西藏、甘南等地的交往。

　　当它是唐朝属国时，丝绸之路南道(又称青海道、吐谷浑道)与丝绸之路北道(又称河西道)并进，是唐朝深入西域的基础。

　　唐朝不断发兵征讨西突厥，多取道吐谷浑路进发，并先后征服高昌、焉耆、龟兹等地的。

　　更重要的一点是，吐谷浑是河西走廊的战略缓冲区，一旦失去吐谷浑故地，河西走廊必然唇亡齿寒。

　　正是基于这一点，李世民才会大费周折，数次武力介入吐谷浑，打垮反对势力，并以和亲方式扶持亲唐力量（慕容·诺曷钵和弘化公主）。

　　而如果吐蕃占有据了吐谷浑，其发展空间能变得空前的广阔，既可以向西染指西域，又可以向东争夺陇右，向北控制河西走廊，截断丝绸之路北道，与唐形成对峙之势。

　　同时，占有吐谷浑，可以为吐蕃提供在与唐争夺陇右、河西走廊、西域时所需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这样就可以弥补，吐蕃因战事频繁、战线过长、人口基数不足、军队补给困难的弊端。

　　因此，吐谷浑是吐蕃走向帝国的第一块，也是最重要的一块拼版。

　　如果唐朝能够锁死这块拼图，吐蕃必然会在不断消耗中走向没落。

　　可惜，唐朝没做到这点！

　　三、唐朝的战略选择

　　必须要注意一点，所有立足中原的王朝，没有一个将西南作为主要战略方向。

　　或者换句话说，所有中原王朝都对西藏没多少兴趣。

　　虽然这事实有点残忍，但确实如此。

　　强盛的中原王朝无一例外的，都选择将触角伸向西方，但选择西方的原因，未必是为商业目的。商业也从不是中原王朝的国家根本！

　　之所以，选择西方是为了更好的解决北方的边患，即汉武帝口中的，“断匈奴之臂，张中国之掖”。

　　元朝所以进军西藏是为了，取道藏区入云南，给盘踞江南的南宋一记右勾拳。

　　而清朝拿住西藏，则是为了在精神上钳制蒙古各部。

　　但从领土的角度上说，元、清对西藏高原只能算是兴致阑珊。

　　所以，唐朝的战略重心始终都不在吐蕃身上，唐朝早期要面对突厥（东西突厥和后突厥）的威胁。安史之乱后，国内的藩镇变成了肘腋之患。

　　因此，唐蕃对吐谷浑战略价值的认知并不对等，吐蕃是“倾国而来，功其一役”，唐朝则是“诸遭纷杂，难以取舍”。

　　应该说，禄东赞非常睿智，他选择了一个难得的时间窗口。

　　显庆元年（656），禄东赞挥师攻取白兰羌，显庆五年（660），以白兰羌牧场为基地，进攻吐谷浑。

　　而这时，唐朝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高句丽身上。

　　从永徽六年(655年)开始，李治命程名振和苏定方征伐高句丽，到总章二年(669年)，薛仁贵、李勣攻取平壤。

　　十四年间，唐朝投入了难以计数的国家资源，朝中最有名的将领大都投身辽东征战，致使一时抽不出兵力，应对吐蕃的步步蚕食。

　　其次，吐蕃有意识的在西域投送兵力，拉扯牵制唐军。

　　龙朔二年(662年)，唐面对吐蕃与弓月部落的结盟，以苏海政为鹏海道总管入西域平叛。

　　但“海政以师老，不敢战，遂以军资赂吐蕃，约和而还”。其后“龙朔三年(663年)十二月壬寅，以安西都护高贤为行军总管，将兵击弓月以救于阗”。

　　“麟德二年(665年)闰三月，疏勒、弓月引吐蕃侵于阗，敕西州都督崔知辨、左武卫将军曹继叔将兵救之。”

　　东西两个遥远战略方向上的军事拉扯，让唐军左右为难、捉襟见肘。

　　再次，唐庭对出兵援救吐谷浑意见不一。

　　总章二年，高句丽之战落幕。

　　此时，吐蕃已灭亡吐谷浑6年，吐谷浑王诺曷钵和弘化公主被安置在凉州附近。

　　但在如何惩罚吐蕃的问题上，大臣们的意见不一。

　　阎立本从民生方面来考虑，认为“民饥未可以师”；

　　契苾何力从战术上考虑，认为“吐蕃介在西极，臣恐师到，兽鼠山伏，捕讨无所得。至春复侵吐谷浑，臣请勿救，使疑吾力困而骄之，一举可灭也。”

　　姜恪则认为，援助吐谷浑迫在眉睫，“吐谷浑方衰，吐蕃负胜，以衰气拒胜兵战必不亢，不救则灭。臣谓王师函助之，使国幸存，后且徐可图也。”

　　但此时，高宗优柔寡断，犹豫不决，导致唐朝失去了主动出击的优势。

　　四、唐蕃在吐谷浑问题上的博弈

　　为了能够获得帝国的第一块拼板，吐蕃在吐谷浑身上，投入了大量的政治筹码，反观唐朝则显得极为仓促和草率。

　　松赞干布时期，吐蕃第一次对吐谷浑的进攻，虽在唐朝的挟制下撤出，但对其国内势力的经营，始终没有中断。

　　有的史料记载，松赞干布娶了毗邻吐谷浑的党项公主洁莫尊为妻，而其子贡松贡赞则娶吐谷浑公主芒洁墀嘎为妻，并与吐谷浑结为“舅甥之国”。（存疑）

　　虽然此说目前仍有争议，但吐蕃扶持吐谷浑国内的反唐力量，是有可能的。

　　显庆五年（660），禄东赞再度挥师吐谷浑。

　　一开始，吐谷浑王慕容·诺曷钵和亲唐势力，盯住了吐蕃的进攻，战争持续了三年，双方互有胜败。

　　直到龙朔三年(663)，吐谷浑大臣素和贵投向了吐蕃，“尽道吐谷浑虚实”，诺曷钵才兵败如山倒，逃入唐境。

　　在此期间，为了迷惑唐朝，禄东赞分别于永徽五年（659）、显庆二年（657）、显庆三年，遣使入贡，并为吐蕃赞普贡松贡赞求亲。（《资治通鉴》卷二零零）

　　龙朔三年(663)，吐谷浑王一败涂地，逃奔唐境寻求庇护，吐蕃的政治手段依旧未曾停歇。

　　《资治通鉴》记载，“（663年）五月，吐蕃与吐谷浑互相攻，各遣使上表论曲直，更来求援，上皆不许。”

　　此时，吐谷浑灭亡在即，作为势力弱小的一方，又是唐属国，求援自然合情合理。而强势进攻的吐蕃，也遣使向唐朝“求援”，显然是种政治上迷惑的手段。

　　而优柔寡断的李治，居然给出了一个“皆不许”的答案。

　　这实际上，便是坐视吐谷浑的灭亡，也给自己养虎为患。

　　其实，从《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的记载上看，从659到666年，吐蕃大相禄东赞一直“留驻吐谷浑境”。

　　很明显，吐蕃消化吐谷浑的过程，并不十分顺利。

　　为此，吐蕃甚至保留了吐谷浑的王室，并于公元689年（载初元年），将墀邦公主下嫁吐谷浑新王。

　　由此，在蕃浑之间形成了累世互婚的关系。

　　墀邦公主所生之子，吐蕃赋予“外甥吐谷浑王”的头衔，为吐蕃王朝辖下的藩国国王，在吐蕃地位居于王室与群臣之间，地位崇高。

　　另外，敦煌藏文文献中，多次记载三位分别叫达延莽布杰、坌达延墀松、坌达延赞松的大臣。此三人出自一个家族，且地位崇高，排序均在大相之前，应具有“小王”的资格。

　　而此时，吐谷浑故地尚有一位莫贺可汗（又称“阿豺王”）存在，估计上述三位大臣，极有可能是娶了吐蕃公主的吐谷浑大家族。

　　可见，吐蕃对吐谷浑的和亲拉拢，甚至不仅限于王室，还包括了其他大族。

　　吐谷浑壁画

　　正是凭借政治、军事、和亲多种手段的共同作用，吐蕃才能成功拼合吐谷浑这块拼版，并从此获得了东进河陇，西进西域的十字路口。

　　反观唐朝，除了李治给了“皆不许”的处理意见外。就只在663年，“以凉州都督郑仁泰为青海道行军大总管，帅右武卫将军孤独卿云、辛文陵等分屯凉、都二州，以备吐蕃。六月，戊申，又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安集大使，节度诸军，为吐谷浑之援。”

　　但这种没有下定决心的军事行动，均未取得实质效果，当吐蕃遣使长安“表陈吐谷浑之罪，且请和亲”，“仍求赤水地畜牧”时，李治也不过是又“不许了”一次，再无其他实质举动。

　　《资治通鉴》：“上不许。遣左卫郎将刘文祥使于吐蕃，降玺书责让之。”

　　五、大非川之战的引爆点

　　李治的优柔寡断，坐视吐蕃终成虎患。

　　咸亨元年（670），吐蕃消化了吐谷浑后，在西域展开了一系列军事行动，连克唐朝西域十八州、龟兹拔换城等地，逼得唐庭撤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焉耆、疏勒）的建制。

　　被打疼了的李治，再也不顾及大臣们相左的意见，以“诏以薛仁贵为逻裟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道真、郭待封副之，以讨吐蕃，且援送吐谷浑还故地。”《资治通鉴》

　　唐军号称要帮助慕容·诺曷钵复国，其实不过是想借助他的影响力，寻求吐谷浑故族的支持。

　　只可惜，时间已经过去了7年，吐蕃对吐谷浑的瓦解早已完成，诺曷钵何谈影响力之说？

　　大非川之战中，吐蕃军队半数士卒源于吐谷浑故族，便足以说明时不我待的道理。

　　咸亨元年（670）4月，高宗下定决心，迟至8月唐军方进入青海。

　　别忘了，唐诗有云“胡天八月即飞雪”，十万唐军在平均海拔4000米左右的青海腹地跋涉，还要面对随时到来的冬季。

　　薛仁贵根本没有选择，只能集中精锐骑兵速战速决，辅以预备部队跟上，清扫战场的方式获胜。

　　奈何，吐蕃统帅论钦陵早已获知唐军动向，以一部诱导唐军深入，拉大战场空间。

　　凭借更好的机动能力，形成局部数量优势，先行吃掉唐军后援部队，再回头解决唐军主力。

　　吐蕃军队以20万之众围歼了郭待封的部队，而后再集全师40万人围歼薛仁贵。

　　《资治通鉴》等唐史，将大非川之战的败因，归咎于郭待封不听将令。

　　但其实，唐军在被动的局面下出兵，在错误的时机（吐谷浑王国7年）、错误的时间（农历八月）、错误的战场（高原草场），与一支有本地支援，机动能力更好的敌军作战。

　　薛仁贵就是孙武复生，也一样难以取胜。

　　大非川之败，并非一将之过。出兵之时，便是败局已定！

　　难怪战后，久历沙场的薛仁贵会慨叹：“今年岁在庚午，军行逆岁，邓艾所以死于蜀，吾知所以败也！”

　　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在酝酿过程中存在各种变数和偶然性，但发展到引爆点时，便只会按照固有的逻辑运行。

　　即便将论钦陵和薛仁贵对调位置，胜败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