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女性总统，三次民粹浪潮，与阿根廷的百年兴衰

【新民晚报·新民网】40年前，当莉莲·佩姬在伦敦首次唱起《阿根廷，别为我哭泣》时，这个号称“没有穷人的国家”，或许真的不知道哭泣为何物；而当昨天，股债汇“三杀”的罕见场景出现时，阿根廷人已经欲哭无泪。从世界经济第七强国，到如今贫困率超过半数，阿根廷用了100年；而依照目前的发展，这种让人欲哭无泪的局面还将继续。

8月12日，一名女子走过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货币兑换委员会。在10月总统选举前，反对派在周日的总统初选中大获全胜后，比索周一大幅贬值。

工业革命的失败者

在上世纪后半叶的战争史中，有一场战役从来无法被磨灭，那就是英国与阿根廷之间的“马岛之战”。当时，刚刚向世界打开大门的无数中国人都会惊诧，这是怎样一个国家，敢于向老牌帝国主义强国的英国发起挑战。事实上，尽管颓势已现，但阿根廷仍然是当时美洲大陆屈指可数的经济强国。

得益于欧洲列强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的原始资本积累期，利用优越的自然环境、依靠农业出口的阿根廷，从18世纪-20世纪初，经济取得长足发展，阿根廷的羊毛、牛肉、大豆等农产品出口到欧美各地，被称为“世界的粮仓”，富裕程度一度超过英法，成为世界第七大经济强国、世界第五经济出口强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人形容某人腰缠万贯时，常说“他像阿根廷人一样富有”。据说，当时，阿根廷富人最潮的派对就是开一艘豪华游轮到海上狂欢，餐桌上摆满金杯银盏，吃完后统统丢进海里。

可惜，暂时的富裕蒙蔽了阿根廷人的双眼，他们没有看到欧洲国家完成的工业革命和大机器生产对世界带来的革命性改变，依然抱残守旧地抱紧农业这根支柱度日，改革派一切关于工业化的努力统统宣告失败。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首次经济危机爆发，彻底摧毁了阿根廷工业化的可能。没有先进产业的阿根廷开始被边缘化，沦为工业国的附庸，只能低价出口农产品、买进昂贵的工业产品。

经济发展遭遇瓶颈，原本被掩盖的社会矛盾就浮现出来。在民众普遍失望的情绪中，民粹主义政客趁势崛起，1946年，胡安·贝隆当选总统，采取一系列不顾经济规律的政策，特别是为迎合民粹主义，不惜国有化外资企业，大搞关税壁垒，造成外资进不来、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工人福利支出不断攀升的局面，让阿根廷经济丧失活力。为摆脱挣得少、花得多的困境，政府开始大规模发行货币，结果又引发了通货膨胀……

胡安·贝隆及其夫人

虽然贝隆及其夫人艾薇塔在众多艺术作品里被美化，但并不能改变他们在阿根廷盛衰史中的不光彩角色。1955年，贝隆在军事政变中被迫下台，开启了阿根廷政治上的大混乱时代，军人独裁政府和民主政府交替执政，短短21年，接连发生了四次政变。

电影《贝隆夫人》剧照

美式药方的牺牲品

因为家底颇厚，如此折腾之下，二战结束后，阿根廷的经济数据仍旧亮眼：按照联合国的统计，70年代初，阿根廷还是拉美国家中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1974年的基尼系数为0.345，贫困人口只占总人口的8%，当时该国全民受教育程度更是达到了惊人了90%，这两个数字与发达国家的水平都相差无几，那时的阿根廷人常常自夸阿根廷是“一个没有穷人的国家”。

可惜，为了挽回跌势、转移国内矛盾，阿根廷孤注一掷地发动了“马岛战争”，却没想到输得一败涂地，阿根廷不仅丢掉了南美霸主的地位，还遭到欧洲的孤立，经济陷入更大的困境。

无奈之下，阿根廷开始将同在一片大陆上的“新贵”美国看成救命稻草。

1990年，美国一手策划的“华盛顿共识”提出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10条主张，要求它们全面开放市场，放松外汇管制。在美国和IMF的鼓励下，阿根廷盲目接受了美国推荐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还将新发行的国家货币比索挂靠美元，并将汇率锁定为1∶1。

自此，阿根廷的货物市场与货币市场，对于美元资本来说，彻底成为“不设防的城市”。阿根廷市场稍有回暖，美元资本就大量涌入，一旦获利回流，就引发连续的金融动荡，导致阿根廷国内资本紧缺，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到2000年，阿根廷外债总额达1462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外汇收入的4.7倍，当年还本付息占出口收入的38%。2001年11月，阿根廷政府宣布无力还债，决定实施债务重组。

2002年，正当人们为欧元的诞生欢呼雀跃之时，阿根廷终于爆发大规模经济危机：大批失业工人丧失生存手段，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被誉为南美巴黎的大都市里，有数万穷人流落街头，有的乞讨，有的拾荒为生。更有一些人铤而走险，加入各种犯罪组织，盗窃抢劫绑架，甚至杀人放火。阿根廷不仅遇到了债务危机，还陷入了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

大规模的骚乱和激烈的政局动荡迫使政府放弃绑定美元的汇率制度，反过来又导致国内外投资者对阿根廷政府的信心急剧下降。为了摆脱危机，阿根廷继续向IMF、美国等国家和组织借债，债务高达1200亿美元。嗟来之食难下咽。为了让阿根廷早日还债，IMF制定了严格的财政紧缩政策，但随着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暂时摆脱困境的阿根廷却以拒绝偿还贷款作为要挟，迫使IMF放弃监管。虽然在这场斗争中最后获胜，但是阿根廷的国家信用在世界市场上自此被打上负面标记。

女总统的汇率战

带领阿根廷暂时走出经济危机的内斯托尔·基什内尔死于任上，阿根廷2007年再次迎来一位女总统——他的遗孀克里斯蒂娜。这位处处以“贝隆夫人”为标杆的女总统，事实上奉行的诸多内政外交政策，也与贝隆极为相似。她一方面继续用“马岛牌”与英国纠缠，争夺国际话语权；另一方面，放弃了丈夫相对宽松、鼓励商业发展的经济政策，转而采取高增长、高通胀、重行政、轻市场的发展模式，一边用高福利政策讨好选民，一边使用“国有化”手段干预经济，将财富高度集中在政府手中。因此，在她执政期间，虽然民意支持率一直颇高，但在国际市场上一直是最不受欢迎的人物之一。

阿根廷第二位女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基什内尔

即便克里斯蒂娜在国内人气很高，但是阿根廷人对政府、银行和本币失去信心，养成囤积美元的习惯。国民经济稍有风吹草动，美元就格外走俏，这成为阿根廷经济社会的规律。他们不把美元存在银行账户，而是将存在银行保险柜或者藏在家中隐蔽处，被称为“床垫中的美元”。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克里斯蒂娜的发展模式的弊端开始显现，终于在2012年酿成抢购美元潮。为了平息恐慌，克里斯蒂娜将300万美元存款全部兑换成比索，并号召其他政府官员采取同样行动。但这样的做法没能打动阿根廷民众，他们听完总统鼓舞人心的演讲，热烈鼓掌之后转身还是进入银行购买美元。一时间，各大银行门口都出现了挤兑潮。

更有甚者，当媒体调阅阿根廷联邦政府所有内阁成员申报的个人财产时，发现这些建议民众不要抢购美元的政客，自己和亲属名下的美元资产却相当可观。

阿根廷央行面对民众兑换美元的狂潮，左支右绌，难以招架。此时，克里斯蒂娜政府采取了“杀敌一千自伤八百”的汇市封杀令——

拥有西班牙和阿根廷双重国籍的鲁文·胡里奥和老伴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颐养天年，每个月收到西班牙政府用欧元发放的养老金。他习惯将部分欧元存起来或兑换成美元，作为应急资产。但是从2012年7月开始，他发现汇入银行账户的欧元养老金被阿根廷央行强制兑换成本币比索。打听后才知道，阿根廷政府的“汇率战”；连用外汇支付的养老金都不放过，通过合法途径购买外汇的渠道几乎全部堵死，随之而来的是美元黑市汇率大幅飙升，本币资产急剧贬值。

这次的“汇率战”以及一直低迷的大宗商品价格，使得阿根廷经济再度陷入低谷。也使得克里斯蒂娜钦定的接班人在2015年的大选中惨败于现任总统马克里领导的，更加拥抱自由经济的右翼政党。

卷土重来的民粹党

不过，阿根廷并没有摆脱民粹主义与国际资本角力的阴影。昨天阿根廷金融市场崩盘，正源自11日总统初选结果公布，马克里意外地落后于反对派候选人、代表民粹主义的费尔南德斯。

阿根廷现任总统马克里初选失利

对于国际资本来说，坚持紧缩性财政政策以及亲市场、亲商业、更开放的马克里政府，显然更合胃口，何况他还刚刚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570亿美元的贷款，由其执政起码能保证这个经济严重衰退的国家经济面可预期或稳定。而费尔南德斯和克里斯蒂娜代表的民粹主义为了上台，开出了诸如给退休人员发放免费药品、为工人增加工资等“口头支票”，甚至发话称一旦当选，将毫不犹豫地撤销马克里政府为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援所承诺的一切改革措施。这也正是初选结果一出炉，信用违约掉期（CDS）的数据显示，阿根廷在未来五年发生债务违约可能性飙升至72%的原因。

在市场崩盘面前，阿根廷人再一次彷徨了。说实话，超过50%的高通胀率以及贬值超过一半的汇率早已使得民众对于马克里政府的信任度“跌停板”。阿根廷经济在他上任之后尽管有所好转，但报表数据上一个个冰冷的数字，并没有转换为摸得着、吃得到的切身利益，许多人在一个世界上主要的牛肉和大豆生产国挨饿。所以，他们用选票表达了自己的决定。可是，他们却忘记了，自从上世纪90年代选择了美国推荐的经济模式，并将比索与美元强行挂钩之后，阿根廷民众的决定早已不能主导本国走向。从21世纪初至今的数次经济动荡早已证明，他们必须卑躬屈膝于国际市场、特别是美元资本的脸色，这无异于饮鸩止渴。

“经常勉强维持生活是一种持续的挫败感，我爱我的国家，但我只能离开。”在阿根廷首都担任咖啡馆经理的年轻人托马斯·鲁伊斯，像许多其他年轻的阿根廷人一样，登上了远赴爱尔兰的航班。他们没有年轻时期贝隆夫人那种改变国家的坚韧与决心，只是希望在这种不确定的时期，能在地球某个角落找到庇护。

这或许是对美国人推荐的经济模式的最好回答。（深海区工作室 卫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