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持“不语怪力乱神”原则的古代文人，为什么要写志怪小说？

《论语·述而》篇有一句千古流传的话：“子不语怪力乱神。”一般的理解是，孔子是不谈论那些怪力乱神的事情的。因为孔子不语怪，这句话传着传着，也就有了对“怪力乱神”不以为然，乃至否定的倾向。儒家这一观念，在历代文人心中可谓根深蒂固——你从任何文人别集和志怪小说评点中都能看到，甚至于，“语怪力乱神”会被置于道德批判的境地。

《四部备要》本《论语》

《论语·述而第七》

所以，这似乎是一个矛盾现象——既然正统文人极力驳斥“怪力乱神”之谈，为什么古往今来，还有那么多文人致力于志怪小说创作呢？

一、嗜好志怪是历代文人的最大爱好之一，谈鬼说怪是文人生活的重要内容，所谓“吾侪之所喜乐者也”

从心理学上讲，喜欢新奇的东西是人的本能。古人虽然表面上都秉持了儒家的关注现实人生的中庸的观念，但也有个人化的生活内容，而这些，他们往往不会轻易写到“别人会看到”的集子里的。

很多志怪小说的作者，是一般阶层的读书人，但是也有一些高官显位的大文豪名士，也痴迷于志怪。蒲松龄《聊斋自志》中就提到了“喜人谈鬼”的苏东坡和“雅爱搜神”的干宝。苏东坡千古文豪，自不必我多说，如此天才也痴迷于鬼怪故事。干宝曾为晋朝著作郎，领国史，撰《晋纪》，却也写了志怪的典范之作《搜神记》。

但要说到嗜好“志怪”的极致，还得是南宋的洪迈。《夷坚志》四百多卷的鸿篇巨制，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暂且不说，单是洪迈在《夷坚志》各卷序言中说的创作情状，就足以令人动容。我印象深刻的一处是，洪迈七十余岁时，为了搜集记录怪异传闻，大雪之中长途跋涉，受尽风刀霜剑之逼迫，面容冻煞，两脚瘀肿；却毫无怨言，反而当作一件光荣事迹来炫耀。

洪迈（1123—1202）

《夷坚志》

魏晋南北朝是志怪小说的繁荣期，这一时期的志怪作者，很多本就是文名遐迩、博学多才的名士。比如写《博物志》的张华，题名编《神仙传》的葛洪，题名写《搜神后记》的陶渊明，《列异传》的作者曹丕，等等。后代的志怪小说作者，知名人物不胜枚举。唐代的牛僧孺、张鷟，五代的徐铉，宋代的欧阳修，金代的元好问，明代的祝允明，清代的袁枚、蒲松龄乃至纪晓岚。。。志怪小说的名字千差万别，但创作缘由中有“好奇尚异”这一点，却是出奇的一致。如若不信，大可以去翻他们的序跋。

《古小说丛刊》

本文没有提到的是，古代小说的产生理路中，对“怪奇”风格的追求是一以贯之的。从宋代话本到明清长篇小说，皆是如此。抱瓮老人《今古奇观序》所谓“怪怪奇奇尽萃于斯”，就是指此。

二、文人面对“子不语”的精神桎梏，想出了诸多“解套策略”

除了难以抗拒的志怪嗜好外，文人们还运用各种逻辑论证了“语怪”“志怪”的合法性，谓之“解套策略”。

1. 由于孔子只是不讲那些怪力乱神的事情，而没有明确的否定话语，所有后代文人以此为逻辑起点，认为孔子“并不反对怪力乱神”。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志怪作家的序跋中经常会提到“孔子岂不语怪哉”一类的话，并列举《左传》《国语》一类文献的怪异内容来说明。

2. 强调“实录”，主观上与“荒诞无根”者划清界限

其实，今天我们看来是“志怪”的作品，古代未必这么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得很清楚，魏晋南北朝的一些佛徒和道教人士，张皇灵异，而鬼道大炽，由此诞生的志怪小说，也多宣扬鬼神实有。干宝撰写《搜神记》，自言目的之一便在于“发明鬼神之不诬”。那个时代的人，是相信这些鬼神怪异存在的。但记载这类事情需要一个前提——实录。

这里的实录，不是指所录之事必须眼见耳闻，二是记录的方式要求是征信。具体到志怪作品里，就是注明出处来源，不论是自己的见闻，还是听来的传闻。我们看一些志怪小说的钞本、刻本，常会发现一些毛笔字批注，内容往往是某事可信、某事不可信云云，即属于此种判断。

志怪之实录，有一特重要之根据，便是正史五行志。五行志的相关内容，与志怪小说往往同质同构，有相近的思想倾向和话语。五行志中的志怪，有着配套的逻辑体系——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学说，这是儒家解经话语之一种，于汉代尤其盛行，旨在揭示怪异事件的现实隐喻。在此一话语下，五行志之内容，并非四库馆臣所说“荒诞无根、神怪不经”，而是有据而发。

后世的志怪小说作者汲取了这一点，常常宣扬所作是实录，且模仿谶纬之叙述，目之若有深意在焉。虽然实际效应未必如实，但至少在作家意图上，是每每强调这一点的。

3.公开标榜效仿前人，证明自己志怪的合法性

这种心态今人也能体会——当别人指责你干了某件事时，你会说：你看那谁谁谁不是做了？你看那谁，那么有名，不也做过这种事吗？——借助他们来为自己转圜。

古代的文人也有类似情况。比如晋代的干宝写《搜神记》就说：“苟有虚错，愿与前贤共分讥谤。”洪迈也是如此，说明自己志怪乃追摹前人。明代的祝允明则更狡狯，不但表明自己是效仿洪迈，还说万一受到责难，那也是“洪书先吾而废”，吾又何惧焉？清代的蒲松龄，一篇自序也多是此类话语，先借别人起兴，再表一己之怀。凡此种种，皆是借前人之酒杯，而浇自己之块垒。客套的奉承背后，夹杂着找挡箭牌的小心态。

祝允明（1461—1527）

4. 万能辩辞——“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常言道：说有易，说无难。这看起来是一句狡辩的话，但实际上古人早已经用到。尤其是在为自己创作志怪辩护时，列举过前人的“挡箭牌”之后，往往也会来一句“世界这么大，啥没有”的话。明代祝允明就说过：“幽诡之事，固宇宙之不能无；而变异之事，亦非寻常人念虑所及。”此类例子还有很多。其实，不唯小说家如此，在宋明以来的理学家那里，论证万物之理时，也常用到类似的语言。

《志怪录》自序

这种逻辑，实际带有了粗拙的唯物辩证的意味。往往属于自洽自证，自娱自作。小说家也只是象征性地说几句谦让的话，内心里并不会因为别人的非议而停下笔头。

“子不语怪力乱神”这句话，对后代文人的精神桎梏是现代人难以想象的，由此带来的种种无法破解的悬案和谜团。比如，包括志怪小说在内的“小说”，在古代被目为“小道”，为大达所不言，故而文人在创作小说时，不但名字起得特别谦虚（野史、野乘、野记、偶记等），而且往往不以真姓名示人，托之笔名。所以如今研究小说，才有那么多的“作者之谜”。但从另一面说，这一精神桎梏也催生了诸多狡狯的活泼景象，很多志怪小说径以“语怪”“子不语”等为名，名为自谦，实则带有调侃揶揄意味。

儒家文化绵延几千年，在经典书写之外，也催生了丰富多彩的志怪文学，这显示出的文人的双重面相，才是颇堪玩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