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644年三月十九日到四月三十日，李自成在北京渡过了人生巅峰之中的四十二天。
这时西北、华北、山东、河南全省、湖北、江苏的部分地区都在大顺政权的管辖之下，这是李自成一生中最得意的时期。
那么，在北京的四十二天里，李自成和他的大顺政权到底做了什么，和他的失败有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呢？
（李自成）
李自成在北京，不是像人们想的那样全是躲在宫里享受，在短短的一个月里，他也做了几件大事，这些事决定了他和他的大顺政权的命运。
一、稳定社会秩序
北京是明朝首都，李自成深知北京对全国的影响重大。大顺军入京之初，便迅速地稳定了局势，李自成要求军士们遵守军纪，解除居民的疑惧心理。
据北京居民赵士锦记载： 大顺军进城之初，“俱白帽青衣，御甲负箭，啣枚贯走。百姓有行走者，避于道旁，亦不相诘”，丝毫不加侵犯。义军“添设门兵，禁人出入；放马兵入城，街坊衚衕无不至者，但不抄掠。”对个别违反纪律抢掠百姓的“即磔杀之，以手足钉于前门左栅栏上，予目击之。”
（李自成进京）
北京居民陈济生在他的日记中也记载大顺军进城后，“ 商民仍旧张肆。兵淫掠者有禁，民抢攘者有禁，城军下城者有禁；犯者立死，断头截体，纵横衢道，虽触目悚恻，而人情稍帖。”
大顺军初进北京，北京街头的秩序是不错的。李自成和他的将领们也努力保持北京安定，起到了一定效果。
二、接管和清理明朝廷各衙门
大顺军进京时，明朝在京的批官员如何处理，是个很头痛的事。李自成三月十九日发布命令：“文武各官，于次日投职名，二十一日见朝。愿为官者量材擢用，不愿者听其回籍。如有隐匿者，歇家、邻佑一并正法。”
（李自成和他的大顺军）
命令公布后，不少前明官员争先恐后地报名，“报名各官，青衣小帽于午门外匍匐听点。”二十三日，刘宗敏、牛金星在五凤楼前，按姓名册唱名，并于当日录用九十六人，“用者出东华门赴吏部听选，仍长班家人相随，无防押之人；不用者仍发营看守。”
农民军领导层对大明官员的印象是不好的，他们吃过这些当官的不少苦头。所以李自成规定三品以上的不予录用，发往各营追赃助饷；四品以下的官员必须自动捐银助饷。
李自成在对待明朝官员的问题上应该说是处置不当的。一进京就大搞追赃助饷，而不是尽快安抚这些人，使他们迅速倒向义军这边，使他们尽快建立新的秩序，这是最大的一个失策。
李自成缺少一个有真知灼见、能统筹全局、可以提出合适的战略方针的人物，这是他的短板，也为他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三、接管地方
李自成进京后，很快任命大批人员到各地做官，而且任命的官员特别多。刘尚友在《北还纪变》中说：“设官东至淮，西至蜀。”
李自成是想通过任命各地官员，迅速掌握地方各级政权，推行大顺政权的政策，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军队接管地方）
被李自成任命到各地的官员，主要干的就是一件事：追赃助饷，打击官僚地主。这种做法，使得那些希望能从大顺政权那里得到一定好处和稳定的地主阶层，站在了李自成的对立面上。
所以后来当大顺政权在军事上遭受挫折时，这些地主阶层便乘机而起，对抗大顺政权。
李自成这种接管地方的初衷还是很好的，据《定兴县志》记载，当时一些群众曾经乘乱抢掠财产，无人敢管，当大顺政权派来的官员们到任后：
“取自成伪檄增数条禁之。一时传数百里，皆敛手不敢动，众以保全。”
李自成派出的淮徐防御使上任后，当地乡绅“有屈膝于公堂之上餽遗礼物，为其所摈斥者。”
四、抽调军队南下
随着明王朝的覆亡，长江以北已成瓦解之势。为了利用这一有利形势，李自成决定抽调部分军队沿运河南下，目标直指江南。
四月初六日，派董学礼带领兵马一千五百名先行，五月到达江苏，与南明弘光朝廷的官军对峙。
但是李自成当时的注意力并不在江南一带，派出的士兵很少，使得福王朱由崧在史可法、马士英拥戴下稳住阵脚，南下部队被歼灭，没有起到什么效果。
（登基的李自成）
五、筹备登基典礼
明朝覆亡后，大顺政权领导人纷纷劝进，捅戴李自成在北京举行登基典礼。
大顺政权于三月二十五日开始典礼的准备工作，铸造了“继天立极”的国玺，制定了《永昌仪注》，诏告以水德而立，衣服尚蓝。
因为明朝是以火德立，水能灭火，所以大顺政权以水德而立，这是一种古代的天命循环思想。
六、加大追赃助饷力度
几十万军队每天要吃喝，每月要发军饷。大顺政权又没有造血能力，统治秩序还没建立，税收也收不了，实话说贫民中也没东西可收了。
只能采取没收明内帑、宗室、勋戚、太监的家产和对官僚实行追赃助饷的办法，来解决迫在眉睫的财政问题。
虽然目前没有确切统计数字，但可以肯定，掠赃得银数量是相当庞大的。
（刘宗敏掠饷）
据杨士聪记载， “（三月）二十七日，派饷于在京各官，不论用与不用。用者派少，令其自完；不用者派多，一言不辨即夹。……其输饷之数，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科道、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矣。勋戚之家无定数，人财两尽而后已。”
大顺政权追赃太过激进，“言卿相所有，非盗上则剥下，皆赃也。”抗拒不纳或纳不及数者，用夹棍刑追。当时在北京的明廷官僚，因追赃受到刑拷的人数无法统计，但是可以肯定，只要家里稍微好一点的，都是追赃的对象。
《明史》中说：“ 大抵降者十七，刑者十三，”这个数字准确与否，目前史学界争议很大。
（拷打、刑逼掠饷）
追赃助饷是农民的革命之举，打击了明朝那些贪官污吏，长了革命者的威风。但是不加控制规模，是很不妥当的，甚至可以说是严重错误的。
当时仅没收的明廷内帑，就足够大顺政权两年支出，财政并不十分吃紧。如果适当缩小打击面，只打击那些皇亲国戚、勋臣太监以及证据确凿的大贪官，大顺政权的稳定是有着极大的帮助的。
《明史樊维城传》中说：“忠贤所积财，半盗内帑，籍还太府，可裕九边数岁之饷。”（崇祯户部主事记载抄家魏忠贤所得的钱财）
《明季北略》上也有相关的记载，说“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朱棣时代银子）
据晁中辰《崇祯大传》记载，北京被破时有内帑白银三千七百万两，黄金一百五十万两。（皇家还有这么多钱？疑问来了，崇祯都被打到家门口了还不舍得内帑银？可见此处史书记载要么有误，要么就是崇祯要钱不要命。按崇祯的性格不可能是要钱不要命的人，所以笔者猜测这是史书记载有误，但问题又来了，请看下面的史料）
《康熙实录》记载，康熙帝曾说：“明于养心殿后窖银二百万金，我朝大兵至，流寇挈金而逃，因追兵甚迫，弃之黄河。”（清实录这个记载又不能不信，难搞哦）
（内帑银）
可是李自成由于自身的局限性，没有考虑客观形势的变化，不知道调整政策，追赃助饷的面太宽太严，造成人人自危，树敌过多。
虽然李自成在四月初八日出面干预追赃，但是效果很不理想。很多悍将骄兵阳奉阴违，追赃活动仍然进行。
七、打击太监、厂卫和功臣之后
李自成进京，是太监王德化领着内官开门接进来的。
这些太监认为： “吾辈富贵自在也，可无虑。”
四月初一日，李自成下令“ 尽驱阉宦出城，不许复入，群呼打逐老公。寺人贵贱老少，哀泣奔走，失履裂衣坠帽，首面血淋漓。”
这些太监被赶出京城时，“一钱不得随身，都人大快之。”
（厂卫）
对于明代特务机构东厂和锦衣卫，李自成予以废除，厂、卫头目一律从严惩办。
京城人都夸道：“向来厂卫知名者咸从束缚，要津猾胥，先倾其家而后杀之。此举差强人意。”
那些世袭的功臣之后和皇亲国戚，则纷纷被李自成处死。
八、李自成在北京所作所为的分析
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说到李自成的失败原因是因为腐化，失去人心，这一点得到毛主席的赞同。毛主席在进京时对其他领导说：“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李自成进京后就变了，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
李自成进京后，刚开始几天部队纪律还算可以，但过不了几天就露出了流寇的本性。这是为什么？
是因为李自成自己带了个“好头”，他自己占了皇宫，把宫里的美女纳为已有，召“娼妇小唱梨园数十人入宫”，手下的将士还不是变本加厉？
所以几天之后，北京全是掠抢的士兵和受到侮辱的妇女，大顺政权民心尽失。
李自成的军队不受控制，连心腹大将刘宗敏也不听他的。李自成认为刘宗敏拷掠太过，刘宗敏居然回他一句：“皇帝你做，拷掠之威归我，你少废话！”
连手下大将都控制不了，李自成怎么能控制局面？
（刘宗敏）
在这种无政府主义的情况下，居然连应该着力拉拢的吴三桂的家属，也被刘宗敏列为抢钱的目标。如果不是因为对吴家家属的欺凌，吴三桂不会向满清借兵，李自成也不会那么快丢掉江山。
本来李自成已派人招抚吴三桂，答应他“不失封侯之位”。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也写了亲笔信给吴三桂，形势一片大好，就是由于农民军的阶级局限性，导致了事态向灾难的方向发展。
（李自成之墓）
史书记载“自成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
可是李自成一进入紫禁城，就变了。藏在他心底的那种强烈的报复心理磅礴而出。所以他在北京就要住皇宫，逃走也要烧了紫禁城。
在42天里，他经历了兴起到败亡的全部过程，那首李岩创作的“迎闯王，盼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的童谣是对他绝大的讽刺。
在李自成从北京退走的一年后，公元1645年五月初二，由吴三桂引路的多尔衮抵达北京，一个新的王朝诞生了。那时神州罹难，处处漂橹。一纸剃发令断汉人骨气，拖了前进的脚步。
参考资料：《明史》
刘尚友：《北还纪变》
许重熙：《明季甲乙两年汇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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