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柟:一生追求安贫改过的明代教育家，东林书院都拿他的话当学规

公元1542年，明代中期著名的教育家吕柟在他的故乡去世，商人关闭商铺歇业，学生停学停课，去祭吊这位远近闻名的学者。吕柟创立的解梁书院以及他培养的很多学生、朋友和故交挚友从全国各地来到陕西高陵县，前来拜别这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大家。

吕柟，陕西高陵县人，原字大栋，后改字仲木，号泾野，是我国明代中期著名的教育家。

吕柟从小聪敏伶俐，好学上进，对学习表现出浓厚兴趣。他八岁开始致学，十四岁时应试临潼，成绩名列前茅。十七八岁因成绩优异被西安正学院录取，在这里得到更快的成长，当时已有盛名的薛敬之对他的影响最大。

公元1502年，大明弘治十四年，吕柟参加乡贡，就学国子监，与马理等人切磋劝勉，致力于实学的研讨。也正是这个时期，吕柟坚定了实学的研究决心，确定了自己学研方向。

公元1508年，大明正德三年，吕柟参加会试，取得了第六名的成绩，接着参加廷试，又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被朝廷授予了翰林编撰的职务。

吕柟在翰林院编撰期间，务实稳健，积极上进，在同僚之中留下很深影响。但当时大宦官刘瑾篡权乱政，朝廷上下一片昏暗。吕柟目睹到这些后倍感失落，这种氛围对他钻研实学极为不利。于是他以自己身体有病为由，辞官回到家乡陕西高陵县。

公元1521年，嘉靖皇帝改元，朝廷上下有了新的气象。吕柟又重新入京为官，进入朝廷史馆撰修正德实录。

公元1523年，吕柟在会试时担任书经试官，为朝廷选拔名士二十多人。吕柟很快和这些人交往频繁，他们著书立传，上书朝廷，要求重视教学，而且教育的基础要切近现实，推动社会以务实、稳健作风发展。此外，还要求皇帝要远离奸臣，亲近贤臣，多了解民情民意。全社会要大力推行礼法。

吕柟的一系列建议非但没有引起嘉靖皇帝的重视，反而被奸臣迫害，一度被关进监狱遭受了廷杖之刑。

在众多同僚和贤达之士的援助下，吕柟被朝廷贬到山西解州担任判官一职，后来又代理知州行事。吕柟为政期间，勤政廉洁，真心实意为民办事，对民生事情特别关注。为了保护盐池，他亲力亲为，修筑起了一道严严实实的堤坝。为了老百姓一年一度的庄稼能丰收颗粒入仓，他力主兴修水利，便于农田浇灌。

作为一名以实学称著的教育家，吕柟还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筹办起解梁书院，让这里的书学研究风气越来越浓。并经常邀请一些当时文化界的名家来此讲学授课，对当地社会风气的引导产生了积极影响。

公元1527年，大明嘉靖六年，吕柟被朝廷调到南京担任吏部考功司郎中。离开解州的时候，当地老百姓、学生、贤达之士等上千人哭泣挽留，舍不得吕柟离任。吕柟走后，他们专门请人为吕柟立碑，表达对这位造福一方百姓清官的怀念之情。

在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的职务上干了不久，吕柟又做了南京尚宝司卿，这是一个相对闲散点的职务。吕柟在公务休闲之时，便经常到南京城的柳湾精舍和鹫峰寺里讲学，讲授他的实学精要。

公元1532年，嘉靖十一年，吕柟升任南京太常寺少卿，在这里，他经常参与讲学。

公元1535年，嘉靖十四年，吕柟被调到北京担任国子监祭酒，整顿监规，皇亲贵族的子弟，公侯将相的后人，都称为吕柟的学生，也十分爱情老师的讲课。

第二年，吕柟又升任南京吏部右侍郎，称为正部级官员。随着职务的升迁和阅历的增加，他讲授的内容也更好精深。

公元1539年，嘉靖十八年，年龄渐高的吕柟向朝廷提成申请，要求辞官回乡。嘉靖皇帝批准了吕柟的申请。回到故乡的吕柟将自己剩余的生命和时间，投入到为家乡子弟传道受业解惑的讲学之中。人们在高陵的北泉精舍，经常可以看到吕柟认真讲课的身影。

吕柟一生追求实学，他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始终围绕着他的实学教授之事，持之以恒，孜孜不倦，所以他的门生故交多大上千人，分布在大江南北，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黄宗羲曾这样评价吕柟：“先生讲席几与阳明氏中分其盛，一时笃行自好之士，多出先生之门。”

大明王朝自开国以后，明洪武帝朱元璋就开设科举，大兴办学，本来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朱元璋在讲授四书五经时设置了条件，要求所有学校只能教授朱熹批注解释的四书五经，别的不能讲。这就束缚了学者们的思路，也不利于思想解放，形成了单纯只为科举而教学的社会风气。

到了大明成化年间，陈献章冲破当时的条条框框，改变了当时死记硬背词章的习气，认为自然学习才能让人们获得真正的知识。他的做法，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促进了学习，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但他的学课又主张安静，要求像坐禅一样静心静力。

陈献章这种学问之道后来被王守仁发展成“致良知”，被湛若水以“随处体验天理”相呼应。这些思想上自成一体的理论，对当时思想界的刺激很大，很多学者对站出来参加到这场“辩难”的争论中来，像当时的罗钦顺、何塘、王廷相、崔铣和王守仁等。

可以说，当时是大明王朝书院最鼎盛最活跃的时期，但吕柟的教育思想和学术观点却超出了当时思想界很多人的见识，独立超前，有自己独到见解和认知。

吕柟一生讲授实学，而实学的本质就是要求人们重视实践，强调言行一致。在罗钦顺等人与王守仁的论战时，吕柟对宋代理学进行了认真剖析和研究，他认识宋代的理学专注于对人性的研究而忽略实践是不可取的，应该在关注人性的同时，要关注行事的实际。

吕柟一方面积极肯定宋代儒学研究者对孔子学说的贡献，另一方面也认为在学问上主张静、诚、敬，或以礼教人等方法，均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他还指出朱熹补《大学》格物之章根本没有必要，“若事事物物皆要穷尽，何时可了”。他认为对朱熹的学说不能墨守成规，才能创造出更有价值的思想学问。

明代科举存在很多弊端，士大夫教学领域也有很多不正之风，吕柟对这一切深恶痛绝，他认为一个人一生最大的不幸在于不知道自己的过错在哪里。所以他要求自己的弟子在先要让自己的德行修养不断进步，在这个基础上在学习其它的知识，这样才能打牢基础，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吕柟提出“安贫改过”的修习方法，意思是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扬名立万，不是为了追求虚名，而是为了改正自己的过错，而且不能一味陷溺在学习之中，还要立足现实，务实为本。他将“仁”赋予了大公无私的含义，认为“改过”就是为了自觉的改掉旧习、陋习和不良习气。有时他把“改过”也称为“克己功夫”，强调每个人的自律性，克服自身的自私性，这样才能“日新而进于善”。

他在自己的《泾野子内篇》卷七《鹫峰寺》里写道：“今称之三年去一番进士、举人，有当日而泯者，有未用而泯者，有既用而遗臭者，何足贵？虽公卿，三年间去若干，今皆何在？汝辈要激昂近思。”

吕柟和王守仁在关于朱熹理论上有过激烈争论，这场争论也是首先因为当时的学规存在弊端所导致。明朝初期，所有的书院在教学上都要遵循朱熹白鹿洞书院学规和程端蒙、董铢学规。朱熹的学规只要是围绕三纲五常来进行伦理研究、修身治家，程端蒙、董铢的学规注重死记硬背。到了成化年间，胡居仁在朱熹白鹿洞书院学规的基础上，又提出修身之前，必须先在“理学”上下功夫。王守仁虽然强调学习不能一味按照朱熹的学规进行，要在“用心”上做文章，认为做什么事情全在一个“心”字上。

由此可以看出，吕柟的“安贫改过”思想是对当时书院学规的一个突破和提升。在教学方法上，吕柟认为朱熹的格物穷理不切实际，指出每个学者因为所处的环境不同，所以格物的要点也就相互不一，不能千篇一律的都一起来格物穷理。王守仁认为遵循朱熹的学说有积极的作用，吕柟却认为忽视学生资质禀性和造诣不同的特点，有偏薄之处。在他的潜移默化影响下，学生们都能相互劝善，有过错的地方又能相互改正。

吕柟对于当时读书注重读经书的风气也进行了改正，他认为读书要结合历史发展的现实，不能把前人的圣贤之语一一背熟，不能牵强附会的去比较，主张实学，即“即事即学，即学即事”、“学圣人须师其意，不比泥其迹”，所以读书要事和学结合。因此，吕柟的讲学从来不局限于经史，而是同日常见闻紧密结合，要求学生看书时要联系实际，通古至今，通天之地。同时提出写文章不必在字句上过于下力，重在发挥主题并能有创新。

吕柟认为一个人的见闻有限，一个人想获得天下所有的见闻则是难上加难，所以学习只要虚心、好问、好观察就可以了，通过这些来增加自身的见闻，博闻广取，这样的学习方法也和老师同学朋友相互交流的方法是一致的，可以达到见闻开拓的目的。例如他曾对自己门生因与朋友往来有影响学习的顾虑就指出，见到读经书的就讲经书，见到知道当时典故的就讲当时的典故，与诚实而见多识广的朋友来往可以弥补自己的不足。他还针对门生因日常认识社交活动过多而影响学些的顾虑，指出“可就在人事上学”，主张学习功夫“在下学做去”，为了扩充见闻，纵有“愚夫”、“愚妇”也亦可以和这些人接触对话。交友的目的就要从多见多闻易于学习出发，这样才能获益良多。

明代书院有一项纪念对本院或者学派有重要影响力前辈的活动，这和现在的学校纪念和表彰有杰出贡献的老师和学生一样，主要是为彰显这种杰出人物一言一行所体现出来的本院精神以及对社会正确价值观所产生的引导。例如，在正德年间改建的资阳书院，就把宋、元、明初以来的儒学大家进行表彰，有些学者没有著作，有些甚至是山林里的隐士。吕柟的实学思想，影响着他对这些要表彰对象的选拔和取舍，所以对遴选学者名单，他认为要首先要重视这些人的学问要旨，而不是他们的空洞文辞。这种认知和见解，对明代书院精神的弘扬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

吕柟做人和他做学问一样，谦虚务实，从不以正学自居。他在鹫峰寺讲学时，门生打算将吕柟的讲论记录写成《正学》刊行，他得知后，就告诉自己的门生，别人看见你学的是正学，但我学习从不分正邪。

吕柟和王守仁、湛若水在学术见解上有很多不同之处，可是他同湛若水以及王守仁的高徒邹守益在共同主持东南讲坛时，当有人提出王守仁、湛若水的学问是伪学问应当禁止时，他却向朝廷讲明大义，认为“学不讲不明”，若没有不同学派也就不存在讲学，千万不能不经过经验论证偏执于自己的一人之学说，也不能轻易否定别人的学问都是错误的，应该“听得四方九州之言”。朝廷听了吕柟的解说，也就对禁学一事再也没有提及。

对于阿谀奉承的事情，吕柟作为学者尤其深恶痛绝。嘉靖二年会试时，有一个考生为了迎合当时主考官的意思，在试卷上扬言“欲将今之宗陆辩朱者诛其人，焚其书”。其他考官一看，都想录取这个学生，但吕柟认为这个学生以后做官之后，肯定会迎合权贵，不能录取。当时阳明心学盛行，照常理该考生试卷会让王守仁的反对派非常高兴，但是吕柟认为，学生点评前辈，应该论点适当至正，不应该肆意妄语。

很多人说起明代的书院情况，认为书院林立，看上去兴盛非凡，实际上有很多弊端存在，主要就是这些书院分门分派，而且相互之间经常攻击对方，形同水火。而且这种风气蔓延到社会各个层面。但吕柟在讲学上从来不任意攻击别门别派，他不但和当时文坛颇有才名的何景明、何塘、顾璘等人有交往，而且与同王守仁论战的崔铣等人有交往。在南京与王守仁高徒邹守益、穆孔晖经常争论，但却和他们有了很深的交情。他的门生王光祖、胡大器曾向邹守益讨教学问，邹守益却表达了对他们老是吕柟的敬仰之情。

在吕柟的众多门生里，也有湛若水门人王材、张节，王守仁门人何廷仁、冯恩、程默等等很多别门别派的弟子，他们都先后拜吕柟为师。这些人在此后的学业中均有创新，对促进社会思想文化的进步都做出了贡献。吕柟门生遍布大江南北，此后都自学成才，有的甚至创立了新学派，对明朝中后期的书院发展影响颇深。

万历年间，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发起成立的东林书院，在院规上就提出了学在力行、广见博闻、愿闻已过、贵在速闻速改等内容，这里面就融合了吕柟的教育思想。因为这些人都是吕柟的徒子徒孙，所以很多人说东林书院之所以兴盛，应该归功于他们的祖先吕柟。

明朝晚期，天启年间京城首善书院主讲冯从吾，认为自己虽然不是吕柟门下之人，但他的学问主要来源于吕柟。冯从吾早年在宝庆寺讲学创立关中书院，就明确提出“今吾辈发愤为学，断当自改过”，非常认可吕柟“安贫改过”、“学不讲不明”的治学观点。

明清之际的大家李顒在关中书院会约中提出“以改过为入门，自新为实际”，自称平生最仰慕吕柟先生，为此还专门写了《悔过自新》一篇文章，对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悔过自新的重要意义进行阐明。同时将吕柟的语录列为关中书院主讲科目之中。

吕柟作为明代中期的思想教育大家，纵观他的一生，始终以忧民忧世之心，以毕恭毕敬之态，以实事求是之风格，在继承前辈思想的基础上，又能结合现实情况，对学生进行引导和塑造，在当时纷繁复杂、学风不正、政治腐败的社会环境下，他求真务实的学风对当时的社会发展确实是一个很大是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