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刘非：中国摇滚乐需要我

「中国独立音乐需要我，中国独立音乐必须需要我，这个才是让我最爽的」

「需要你在什么地方？」

「如果明天我死了，你再看看会发生什么变化」

刘非&School简介：刘非，School酒吧老板，原荔芙娱乐主理人，曾任Joyside，万能青年旅店等知名乐队经纪人，中国独立音乐最重要的幕后推手之一。School为北京最具标示性的地下音乐酒吧及演出现场，大量优秀独立音乐人的摇篮，摇滚乐迷心中的朝圣之地。

1.

采访刘非的那天晚上，新裤子乐队 的原贝斯手刘葆 端着一杯酒出现在School酒吧二楼，刘非见到他叫了一声「葆爷」。葆爷落座在刘非身边的沙发上，说：「刘非这个小朋友，能说会道，都挺喜欢他」。

「这个小朋友」今年已经踏上迈向40岁的中年之路，T恤配短裤，驾着一副造型卡通的圆形眼镜，顶着一头维护成本为零的寸发。在如今对中年男人评判愈发苛刻的大环境下，这套组合搭配给人的唯一直观感受是：「和实际年龄不符」。这样一看，刘葆对他的称呼倒显得妥当——好像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大学生，身上每件单品目测不超过200元。唯一匹配得上这个年龄的，是他坦言自己早已抛弃「形象营销」的心态：「我都快40了，还管什么衣着发型啊？我再好看，能好看得过舞台上的明星吗？」

这种心态不仅体现在他的外貌管理上。刘非现在对接受采访有天然的警惕和排斥感。一方面，在中国人的传统世俗观里，「招摇过市」是个相当危险的形容词，过于高调的表达和被塑造，容易给人带来极大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的反射来源于外界的看法，用接地气的话说，是容易给人造成「太把自己当回事」的直观感受。他在这一点上的认知，倒和人们眼中的生意人并无二致——相较于同大众意见博弈，他更喜欢做一个低调的操控者。

不过，第一次在School采访刘非那晚，如果不认识他的人路过我们身边，估计没几个能猜出他就是这间酒吧的老板，大多只会把他当作一个嗓门大的酒客，说到激动处会不自觉地加大音量，手拍桌子时大有一副睥睨天下的派头，这架势极易引来旁人侧目。不过还好，这种尴尬的情境在采访当晚并未发生，因为没有一个来这里喝酒的人不认识他。

采访期间，好几次他提起有趣的轶事，一旁原本投入聊着天的客人都默契地安静下来，时不时向他的方向扫过几眼，仿佛在试探自己的偷听是否干扰了他演讲的兴致；平均每过半个小时，他必会以「上厕所」为借口窜回酒吧一楼照应各路前来的朋友，而每当他再次回到采访桌前，手中又会莫名多出一瓶不知谁塞给他的啤酒。

「可能因为我有一个有趣的灵魂吧！」当问及他过人的社交能力和自信从何而来时，他露出狡黠的笑容，让人无法能判断其语气间的顽皮和诙谐感是来源于自我洞察，还是酒精作祟。

好吧，不如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有趣的灵魂。

2.

如果你像我一样询问刘非为何如此喜欢和人打交道，他恐怕会像回答我那样直言告诉你，他是个「害怕孤独的人」。

不妨先将这个感性的自我定义搁置一旁，先来聊聊2010年，School成立伊始时，刘非的合伙人Billy Starman（化名）在一篇豆瓣日记里写下酒吧创办的周边轶事，讲述了在整个筹备过程中，京城摇滚圈近乎调动倾巢之力，聚合各路游兵散勇为酒吧开业出财出力的故事。言语之间，他把最「伟光正」的标签授予了刘非——「京城最红社交达人」。这是因为当时分配给他的工作，叫做「胡同邻里、公共、和政府关系」。

作为School演出及对外业务的主要负责人，除却「社交达人」这个标签之外，人们给他的另外一个更接地气的称呼是「校长」，而刘非则喜欢用「角色扮演」这个比喻来调侃该职称背后的复杂性。

首先，School成立近十年以来，每年演出场数将近300，平均每场就有4组表演者。一个毫不夸张的推算是，如果北京能容纳下1万只乐队，那么很有可能其中的1/3都登上过School的舞台。这些乐队中，多数在日后纷纷盘踞了当下中国摇滚乐版图最重要的领地，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将视刘非为表演生涯中的第一位师傅。一个最有名的案例是近日刚刚在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中成功突围走入主流视野的盘尼西林，正是在School完成了从寂寂无闻到明日之星的蜕变。主唱张哲轩（小乐）将刘非当作兄弟一样的人物，甚至在他女儿出生时，远在英国的张还打来越洋电话，颇具江湖义气地说：「大侄女我养了」。

刘非（左），王迪（左二），和张哲轩（右二）的盘尼西林

另一方面，赌鬼乐队的贝斯手刘昊，也是酒吧的创始人之一，作为刘非最得意的搭档，他曾将「School可以靠酒水支撑运营和开销」这个事实称为「业内奇迹」。这个两人搭档的生意团伙在Joyside乐队解散之后曾整日无所事事，于京城各个酒吧间混迹。School的开办，也是为了满足圈内这种「酒精社交」的需求。刘昊坦言，酒吧既是摇滚乐队的孵化器，更「像是一个家」。

而对于经常光顾这里而酒客们而言，应该不难发现刘非很难在同一个地方滞留超过五分钟，他乐于周旋于每一个小团体之间，遇到熟悉的朋友喜欢动用中气和对方打招呼，聊到什么有趣的话题也从不吝啬大笑，即便是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他也不难找到共同话题。从2016年开始在School举办的「五道营格莱美」颁奖典礼，就好像是他私家朋友圈的年度狂欢——摇滚圈内的资深人士如王迪、老狼 等都做过他的颁奖嘉宾；摩登天空的创始人沈黎晖 和迷笛学校校长张帆 也都变成了红毯上的常客；因为《奇葩说》而走入大众视野的臧鸿飞 在跨年夜上请全场「煞酒」；而这个老友圈的人际关系网络里还包括Carsick Cars的第一代鼓手「二姐」李青，被誉为「最短命乐队」哪吒的主唱詹盼，后海大鲨鱼的「金牙女王」付菡，还有Joyside的传奇主唱边远，和赌鬼的王梓和关铮…

2018年School“五道营格莱美”颁奖典礼现场的刘非（左）和老狼（右）

而在面对经营、媒体、商业合作、甚至官方部门时，刘非又很像个商人。为了让酒吧能够在现行的社会法规下最大限度的自由运转，他要学会「拜衙门口」，懂得如何与官员打交道，做一个「嘴甜」，并且「会服软」的中年人；在团队管理方面坚决反对「无政府状态」，与员工称兄道弟的同时也绝不收敛对错误的训责和规范，甚至在某个程度上极度信奉「集体主义」的管理方式——「个人思想可以放飞，但在团体里面，要找到适合的角色和功能」；当有乐队或朋友在私下里向他寻求建议时，他可以不留情面地直言问题；可一旦面向大众和外界，他便灵活地操持起公关话术——他在记者面前毫无避讳地宣称自己可以在两幅面孔中来回切换，因为他深谙公众误读和舆论的破坏力。这就是为什么当自媒体和营销号纷纷质疑盘尼西林和张哲轩「不可一世」的态度时，刘非选择顽强地为这支乐队辩护，他会抑制不住地感叹：「我们现在生活的社会容纳不下这种棱角分明的人」。

他是如何做到在多重角色中娴熟转变的呢？

刘非在Summer Sonic音乐节

3.

荔芙娱乐的创始人徐凯鹏，被刘非称为带他进入摇滚圈「最初的大哥」。在这位「大哥」眼中，刘非强大的社交能力，主要归功于那张停不下来的嘴。2004年，徐在摩登天空任职Joyside乐队经纪人，因为乐队发新专辑需要几名大学志愿者帮助贴海报，他碾转找到了正在北京语言大学读书的刘非。一名能说会道的眼镜少年，是刘非给徐留下的第一印象——「当时就觉得他特别能说，什么都能聊，有的没的都说，特别逗。」短暂思索后徐继续道，「聊着聊着你会发现他还挺有脑子」

在地下摇滚圈内关于刘非的众多传言中，最为外行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在大学时期拉着学生会副主席一起张罗举办「女生节」的趣闻：大学时期的刘非作为「男生宿舍小霸王」，手中并不握有任何实际权力。当他萌生要做「女生节」的想法时，第一位「上访对象」竟是学生会副主席。虽然这个想法最初的成因只源于「想看漂亮女生穿泳装」，「女生节」也不过是「选美比赛」的代名词，不过在与副主席的交涉过程中，他的措辞变成了「发展女性魅力，提高女性实力，女人也能顶半边天」——

「所以你们就和女生部合作，举办了女生节？」

「不是合作，是责令。」刘非一语点出记者对官场措辞的认知匮乏，「学生会副主席官比女生部长要大」。

这个故事后来受许多媒体偏爱，用以作证刘非身上天然的「组织渗透」能力和其伶牙俐齿的夸张程度。不过，徐凯鹏眼中这个头脑灵活的人认为这件事情登不上台面——「大学时候的趣闻，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School演出现场

2006年，在国际广播电台88.7做频道总监的单蔚，正带领着摇滚中国（Rock for China）团队做北京流行音乐节，通过刘非的同学冯涛找到了他。十三年前，国内的音乐节市场寡淡，几乎没有任何系统的业界经验或生态可言，整个独立音乐行业充斥着毫无规序的草莽之气，与主流媒体语境几乎处于断层的状态。刘非借用音乐节媒介宣传的需求，渐渐开始编织起一套强大的人际网络。那时候，他的手机里几乎保存着京城所有重要媒体平台的电话号码。在这份通讯录里，许多名字日后纷纷成为中国媒体圈层的重要人物（应受访者保密需求，具体名单不做透露）。

「我最不害怕的就是和人打交道」，刘非自诩为一个在社交方面极度自信的人。刘昊曾在私下里嘲笑他打扮得太不讲究，他会为自己辩护说「骨子里的自信不需要靠外在包装」。不过，徐凯鹏认为他这种广结天下之士的自信背后，其实有着更加柔软的一面，而这一面才是中国摇滚乐界的稀缺品质——「只有他能服软，说话好听，这在我们身上都是不可能的」。

刘非的「服软」，似乎是在那些「道不同」的人身上，找到「志和」的部分：他发现这些编辑虽供职于主流平台，却和所谓的地下从业者一样，对音乐本身都有着相同程度的审美与追求。他们中的许多人也热衷于看现场演出，讨论起摇滚乐来就变得喋喋不休。刘非借此找到突破口，轮流给各家媒体打电话，私下里办酒局，和这些编辑打得火热。再借由北京流行音乐节豪华的嘉宾阵容与得天独厚的资源，成功吸引了几份大报和门户网站的报道视线，甚至还出现了两家主流媒体争抢独家报道权的情况。这在2006年的北京舆论语境中，可以称得上是一次突围。而这份在那时许多人眼中看来并不起眼的通讯录，也变成了他23岁时「最宝贵的财富」。

刘非和朋友们在一起

单蔚发觉这个从语言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性格外放，三教九流都有他的朋友。不过，至少在一个方面，他对刘非有着更加深刻的认知————「大大咧咧的表象之下，粗中有细」。摇滚圈里才华洋溢舌灿莲花之辈并不在少数，能把事办好的人其实并不多。对于许多与刘非结交的朋友而言，他们认为其最有力的社交武器，是他解决问题的本事。他们管这叫执行力，也叫靠谱。

在摇滚中国任职期间，刘非曾从上级手中接过一个在当时看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一份品牌产品回馈报告。有必要说明的是，那时国内的办公系统和现今互联网时代有着天壤之别。一份正式工作报告所包含的生产环节相当繁琐：从编写，到印刷，再到装订成册，最后的成品往往是一本几十页的小册子。这一系列流程，刘非被要求在四个小时内全部完成。他从做剪报，到联系印刷厂印刷，再到装订成册，直到最后顺利将成品交付领导手中，成功在规定时间之内完成了这个在别人看来有些「无理的要求」。可让刘非印象最深刻的细节，是当他在接到这份工作后向上司表达强烈的抗议情绪时，对方只告诉他：没有借口。这几个字在当时让他倍感恼火——「我真的就不想干了，我说你就是资本主义」。可在今天看来，他认为这件事对他而言具有极大的成长意义——「只有你想做与不想做，没有你做成与做不成。想做就一定能成。」

当时摇滚中国的团队里还有另外一个与刘非年龄相仿的员工，和其他人一样，是个狂热的摇滚追随者，视传奇乐队涅槃的主唱科特·考本 为偶像。在单蔚的回忆里，这个喜爱摇滚乐的年轻人在职场上毫无专业度可言，在音乐节举办的前一天临时抛锚，近百位志愿者的组织工作不得不空降到刘非身上。刘非描述起当时一人身兼数职的情境：乐队接待、物料准备、后台设备、媒体发布会、以及通稿全部由他负责完成，根本没有闲暇精力接手更多的工作，可他只得顶着巨大的压力临危受命，最后总共八十名志愿者只有三人缺席，其余在他的组织带领下全部到场——「都是被逼出来的」，刘非现在这样感叹道。

传奇乐队雷蒙斯乐队原鼓手Marky Ramone在School演出现场

4.

就在他靠着「会说话，能办事」的本领在摇滚界初出茅庐之时，圈内的老牌乐队新裤子的主唱彭磊，也在2006年前后有意识地开始了转变。那一年间，乐队发行了日后被业界称作「翻身之作」的《龙虎人丹》，正式宣告了新裤子朋克时代的终结，和国摇风潮的兴起；然而也是在这一年，刘非离开了摇滚中国，和徐凯鹏以及另一位好友创办了荔芙娱乐，带着「改变中国摇滚只能存在于地下」的满腔热血奔赴新职。这个以让乐队赚钱为目标的团队开始尝试将摇滚音乐商业化，像国外的经济公司那样经营起了中国的乐队生意。

在专业人士以及普通乐迷心中，彭磊和新裤子似乎代表了一个比较标准化的摇滚青年形象：有点笨拙地坚守着独立的价值观，在不被主流认可的环境下创造着与众不同的表达方式。这个叛逆的艺术家和刘非精明能干的商人形象呈现了鲜明的反差，在外人眼中，这就像中国摇滚乐的两个极端，而好事者则高唱着「摇滚不能被流行和商业所亵渎」的论调，在两种意识形态间做起了选择题——会说话的刘非反而变成了那个不太受欢迎的人，而总喜欢拉黑微信好友的彭磊，却培养了近代中国最能适应潮流改变的乐队。彭磊曾在一期综艺节目中直言「School特别讨厌我」；刘非反而不遗余力地表达自己对彭的赞赏：「他是中国摇滚圈里最聪明的人。十年前骂大张伟 是政治正确，十年后骂张哲轩 是政治正确，可彭磊 骂人骂了二十年，他永远都是政治正确。」

不经常骂人的刘非恐怕在摇滚音乐人的眼中显得太过圆滑。有朋友在私下里取笑他「太怂」，「不够燥」，「没有反抗精神」，可他并不认为这种评价具有任何实质价值——「这些能帮助你解决问题吗？」相对于过程，他坦言自己更在乎结果：希望越来越多靠音乐赚钱的兄弟姐妹可以凭这门手艺养活自己。这也正是荔芙娱乐成立之际所抱持的最初信念，在这一点上，徐凯鹏与刘非不谋而合——「不过这个观念在当时看来有点太超前了」，徐凯鹏感叹，十年前的中国摇滚圈对这样的价值判断有着本性上的抵制情绪。

当年的“荔芙三子”——Billy Starman（左），徐凯鹏（中），刘非（右，不用怀疑确实是刘非）

对于并不熟悉地下摇滚乐生态的人而言，或许很难理解刘非所做之事面临的最大困境——如果我们将地下摇滚乐放置于中国社会的阶层光谱中来审视，会发现它在各项大众所通识的道德或行业标准中，都处在一个极其尴尬的境地：大部分商人们对靡靡之音趋之若鹜，他们耳中旋律的品质仅由点击率和传唱度所决定；家长们急于告诫他们的下一代摇滚圈如何充斥着不学无术的小混混，和社会闲散人士；圈内人沉浸在自说自话的下旋世界里无法自拔，固执地坚守着所谓的高级感并陶醉于自我欣赏中；媒体则在兵荒马乱里追逐着热点的脚步，人们嘲笑他「势利，又脆弱」；普通人对其避而远之，将摇滚乐等同于暴力与黑社会，只允许它在阳光照不到的角落里自娱自乐；而乐手们则在生计与理想的双重世界中疲于奔命，在创作与人民币所编织的迷宫中作茧自缚；而至于政治家，在这里，政治本身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摇滚，彼此互不兼容。

刘非似乎一直试图在错乱的群体认知中，寻求那个恰如其分的连结点。他的认知是：把商业与艺术结合，是中国摇滚唯一、且必要的出路——「摇滚乐本来就是娱乐的一部分」。也正是这种对摇滚商业化的想象，刘非坚定地认为中国摇滚乐需要他这样愿意拉着艺术「下海」的人。

2004年的刘非，那时候还是个「瘦子」

5.

他为此所做出的最初的尝试，即是将派对文化带入到乐队现场表演中。这个点子的成型源于木马乐队主唱谢强 的一个观察：他发现国内听现场演出的受众具有很高的局限性——「为什么那些喜欢夜生活的人不来看演出？」针对于这样的疑问，刘非开始操持起摇滚乐向「圈外」探索的工作。这个头脑灵活的年轻人和徐凯鹏参照了举办主题派对的方式，策划了一系列以「着装规范」为噱头的演出活动。这个噱头的做法是：观众如果按照活动方要求着装，即可免费观看乐队演出。其背后的逻辑则是希望借此吸引那些对摇滚乐并不了解，但是喜欢参与派对活动的「圈外人」。

这个创意的推广和实施正好调用起刘非在摇滚中国时期所积累的人脉资源。在他的接洽下，乐队演出的信息第一次从各杂志的「现场表演」转移到「夜生活」版面，摇滚现场的含义被拓宽，形式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和有趣，而不仅局限于「小众音乐审美」和「地下」这样的标签之中，为与音乐无关的主流人群找到了一个进圈的合理入口。最成功的一次案例是2008年荔芙在MAO LIVE HOUSE主办的「超短裙骚锐夜」：当晚登台表演的乐队均为当时国内一线，如Joyside，后海大鲨鱼，赌鬼 等；凡穿超短裙入场观众，无论男女，均可免票观看演出。在刘非后来的回忆里，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那段时间中最火爆的摇滚现场之一，不大的场地粗略估计挤进了近千人，其中不乏乐队的歌迷，但还有更多此前与摇滚乐毫无交集的新面孔，他们是奔着参与「超短裙」活动而来的派对爱好者——这些正是刘非最想要吸引的「圈外人」和商机。

「但是那天票房很差，」刘非说，「因为大部分都是穿着超短裙免费入场的」。

2008年MAO LIVEHOUSE“超短裙骚锐夜”

不过，这套「并不赚钱」的商业模式很快遭到了来自摇滚乐迷的声讨。其中最激烈的声音用四个字将荔芙的行为定义为「亵渎摇滚」，他们的想法是：「新来者」身上带着低级趣味的掠影和一点铜臭气，破坏了中国摇滚乐原有的生态净土。这种思维方式并非毫无道理。两千年后北京第一代传奇摇滚现场D22的美国老板Michael Pettis曾在一次采访中谈及，中国新一代摇滚爱好者在某种程度上和美国六十年代早期的年轻人有着非常类似的精神体验：主流文化虚无又粗劣，上一辈的思想慢慢变得保守、谨慎，年轻人眼中的世界俨然应该是另一副光景，然而在这个社会里，大部分可能性却都被戴上了枷锁。于是这些人只能自己拿起工具，打造出属于自己的精神文化。

这其间的差别在于，中国特殊的制度气候和文化氛围注定了摇滚乐「逆流」的属性，在这里，立志改变潮水方向的年轻人们最终只能迎来两个并不乐观的结局：被潮水冲走，或变成孤岛。显然刘非和荔芙想要的，是从孤岛突围，乘风踏浪的姿态。多年后，当荔芙娱乐在原创始人徐凯鹏的带领下变为霓雾娱乐后，他仍然会为自己和刘非辩护：「我们如果真的有本事亵渎摇滚，就不至于混成现在这样了」。在生意场上圆滑有术的刘非和他的荔芙娱乐，现在看来确是当时中国摇滚乐最叛逆的样子。

后来，刘非将同样的商业化理念也融入到了对School的管理中。这个被业内人士称为「摇滚乌托邦」的酒吧奉行着「反乌托邦式」的工作方法论。比如，刘非会将每一个来这里表演的乐队按照School的评级体系分门别类，划入不同的等级区间，并分配与之风格、创作、以及表现力相匹配的演出时段。这对于许多人而言听起来可能有点抽象，于是刘非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将这套系统称为「真正的偶像练习生」。在这一点上，刘非确实和主流市场上的「选秀教母」龙丹妮有着惊人的形似之处：百分之八十的实用主义，加百分之二十的情怀。

School获得迷笛「中国摇滚贡献奖」

6.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业内盛传一个来自刘非对乐队提出的灵魂拷问：你要钱，还是要名？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所有乐手中，有七成两者都不选择，并声明他们只是出于对音乐的热爱才想要登上School的舞台。刘非坦言，在面对这种乐队时，他并不知道应该如何帮助他们，而这些乐队也注定无法在School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他说这里就像是一处「飞地」：这个地方对有的人而言很重要，对有的人无关紧要；有人能够得到，有人得不到。理想主义式的浪漫在这里并不通行。

但很少被人提及的一点是，他务实，但不功利。刘昊喜欢用「吝啬」、「大方」这两个反义词来形容刘非——「对自己吝啬，对朋友大方」。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他的这种不功利成为他保持纯粹的重要方式，也为他收获了更多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利益。比如，他在酒后会感慨在School经营最困难的时候，是靠着身边朋友的支持才度过了低谷，这种支持有金钱上的消费，也有非物质化的东西——许多知名乐队都在这里做过免费演出。可一旦有了收入，他愿意将收益的大部分都分给乐队，自己只留下能够维持生存的那一部分。这样看来，他摇滚的一面和商人的一面，似乎很难在现实状况中寻找到利益最大化的平衡。

那么，刘非所做的这一切，只是因为他「害怕孤独吗」？

2008年在D22门口的「年轻帮」

7.

就在第一次采访后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刘非发了一个朋友圈，大致意思是，想找个没人的地方，闭关养神。近日随着《乐队的夏天》热播，他的生活受到太多来自外界的打扰，这些打扰里面，用他自己的话说：「有好，有坏」。

在近日和迟斌 的一次谈话中，对方给他点出了其中一个「坏」的方面：你也要开始频繁关注社交网络才行。在朋友眼中，他大方健谈，永远是饭局和酒局的「绝对C位」。然而，他私下里热情好客的一面显然并不体现在网络社交的世界里：若不是出于各种工作需要，他坦言自己很少翻微博，发朋友圈。然而，节目开播后一股无形的作用力把他推向风口浪尖，在很多时候，他在公众眼中与媒体笔下的高调，都是匆忙而被动的——「感觉我还没有准备好」。

年近40岁的刘非，对人有个相当有趣的判断——越是喜欢不停向人表达的，害怕寂寞的人，往往内心是自卑的。他发现自己和这样的人有个最显著的差别：从本质上来看，他并不真的害怕孤独。比如，他现在一天中最享受的时光是午夜十二点后，因为那是属于他一个人的时间，可以屏蔽与工作无关的手机信息，看一部电影，或者读一本书；不需要在School工作的闲暇时光里，他会把大部分的精力留给陪伴女儿和家庭，做一个不太被外界所需要的家庭主夫；在媒体和镜头跟踪不到的地方他会感到更加自在和安全，他会毫不掩饰地告诉记者：「如果今天不需要接受你的采访，我感觉自己的状态会更好」。

刘非和朋友们在School酒吧「日常喝多」现场

不过，他是一个很难拒绝别人的人。这种难以拒绝，并不完全来自于公关礼貌，或者对旁人情绪的敏感体恤，更多时候，是为了「帮助中国摇滚乐做一些事情」。所以，有媒体找他做采访时，他仍然会不太顾及自己的感受，答应对方的邀请。在这种时刻，他希望用自己一点微薄的影响力，让中国摇滚乐能够越来越靠近他所期望的那个样子。这种天然的使命感和初心，让这个「并不害怕孤独的人」变得自信满满，且不留后路——「他们需要我，这才是让我最开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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