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乾隆皇帝执政时期，对史学类书籍、外国经典名著的管理态度

导语：历史记载类文献，以真实为第一原则和基本准绳，但在封建社会中，朝代更换或者皇权更替过程中，“成王败寇”和“为尊者讳”的传统思想严重影响了后世对于历史类文献的管理和保护态度。

作为盛世帝王，乾隆皇帝对文化事业的重视程度和贡献当属首位，乾隆帝亲自倡导并编成了大型文献丛书《四库全书》收录了从先秦到清乾隆前大部的重要古籍，涵盖了古代中国几乎所有学术领域。 整套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44类，还有日本、朝鲜、越南、印度以及来华欧洲传教士的一些著作，为后代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提供了较完善的文献资料。

但作为将中央集权和皇权统治推向巅峰状态的帝王，乾隆皇帝为加强思想统治，也效法祖先大搞文字狱。弘历把文字狱当成家常便饭，制造130多桩，占整个有清一代文字狱的80%，其中47案的案犯被处以死刑。对待史学类书籍，也实行专制管理，对涉及自身统治根基的史书乃至史学类图书的编撰、发行和管理严加控制甚至予以销毁，严重损害了中国传统文化、史学类书籍的传承和发展。

清朝发展到乾隆朝，随着综合国力的大幅度提升，文化事业也随之发展到巅峰状态。对待史学类书籍的主观态度和个人专制是封建社会历代帝王的共性，就好像冯友兰先生在批判胡适时所著《哲学史与政治——论胡适哲学史工作和他底反动的政治路线底关系》中所说的那样：

“实用主义者的胡适，本来认为历史是可以随便摆弄的。历史像个‘千依百顺的女孩子’，是可以随便装扮涂抹的。”

史学类书籍，尤其是牵扯到当朝执政政府的史学类书籍，一直是封建帝王最大的忌讳。本文就以乾隆皇帝为例，探究清朝帝王对史学类书籍的管理态度。

01 本国史学类书籍的专制管理

“满汉一家”的执政理念在顺治帝入关之时初步提出，康熙时有重大发展，而至乾隆时期得以登峰造极。史载乾隆帝酷爱汉学并深有造诣，《清史稿·卷十·高宗本纪一》对于乾隆皇帝在“推崇汉文化”方面有过这样的评价：

“弘历袭法世祖，笼络汉仕。治世元年既仿而行博学鸿词试”。

乾隆皇帝六下江南的故事早已经家喻户晓，而其六下江南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接见汉人知识分子，提拔汉家人才。《清实录·高宗实录》中记载了乾隆皇帝在南巡途中对汉族士绅的态度：

“帝幸江南十又二，每召试士子，以诗赋，或论策，分质以赐爵位。”

且其本身汉文化水平很高， “能诗善画，歌咏皆长”。可以说，乾隆是清朝皇帝中对汉文化事业最重视而相关功绩也最大的皇帝。

1、选择性史学书籍的编纂和管理

在朝代替换、皇权更迭以后，有两件事情都是封建统治阶层必要做的：

一是为前朝撰写历史，以揭示他们为什么败亡，同时给自己乃至自己的接班人以警戒；

二是为自家编撰历史，这就类似于树功德碑，一方面表明自己为什么胜利，另一个则是，自己的胜利是“历史的必然”，是“上天和人民共同的选择”，以使得自身统治合法性得到神化。

清朝从偏居关外一隅的少数民族为出发点，建立了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其自身在文化传承和礼制规范上较之汉民族大大不如甚至会自惭形秽，所以通过对前明王朝的历史编修，来彰显自己合法合理合情入继中原江山显得尤为重要。

《明史》记载了自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至明思宗朱由检崇祯十七年二百多年的历史。这部历史上编纂事件最长的官修史书，就是清朝统治阶层所为。

《二十四史简介》中，对《明史》的编纂过程有过说明：

清朝顺治二年设立明史馆，纂修明史，因国家初创，诸事丛杂，未能全面开展。康熙四年，重开明史馆，因纂修《清世祖实录》而停止。康熙十八年以徐元文为监修，开始纂修明史。于乾隆四年张廷玉最后定稿，进呈刊刻。从第一次开馆至最后定稿刊刻，前后经过九十多年，是官修史书历时最长的一部。

乾隆皇帝作为盛世帝王，希望在每个方面都能做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历史功绩，大型史书的编撰向来被视为封建国家国力强盛，统治者治国有方的标志之一。乾隆帝向来好大喜功，自然不会放过在各个方面都要留名青史的机会。

在乾隆帝统治中国期间，大型官修书籍达一百余种，并最终完成了顺治时期开始编撰的《明史》以及圣祖康熙时期开始编写的《大清一统志》，他又令臣下编成《续文献通考》、 《皇朝文献通考》、《大清会典》等重要的历史和制度类图书。除此之外，乾隆帝一生还主持编撰和修订了其他种类的书籍七十多种，这其中包括在历史上享有盛名的《四库全书》，该书共收录有价值的古籍三千五百零三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保存了大量古典文献，被认为是“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

但在乾隆皇帝专制思想控制和管理下，负责纂修明史的官员尽量少记载明朝皇帝的阴暗面。为了掩盖明代皇帝的一些暴虐或昏庸行为，相关官员便把皇帝所犯的错误及责任推到大臣及太监身上，并列名于《明史·奸臣传》，当中的“代罪羊”有胡惟庸、陈瑛、严嵩、周延儒、温体仁、马士英等。

对于明朝末年牵扯到清朝相关事宜的具体人物和事件，在乾隆皇帝的干涉下，更是出现了“史官们迫于政治压力抄撮而成”的违背历史史实的相关记载。

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剑桥中国史》对清朝政府主持编著的《明史》有过这样的评价：

“在二十四史中，《明史》被列为编纂得最仔细因而也是最可靠的史书之一。但正史编纂者可以得到的许多资料如今已不复存在。另一方面也很明显，正史对明朝历史所作的解释，是根据清朝政府官方的新儒学正统观念。在这方面某种偏见是可以预料的。凡是涉及晚明时期明帝国与满洲和蒙古的关系的题目，其论述必然是偏颇的。”

由此可见，虽然《明史》作为正史流传于世，但在顺治皇帝、康熙皇帝，尤其是乾隆皇帝的主观干涉下，对于明朝末年牵扯到清朝相关事宜的历史记载不足为信。这是对待史学类书籍的严重不负责甚至严重伤害的做法。和《明史》一样，乾隆皇帝对待史学类书籍都是主观意识控制、专制思想掌控，其参考和借鉴意义势必会大打折扣。

2、乾隆皇帝在史学类书籍方面的严重罪过

乾隆皇帝之所以要焚毁书籍尤其是史书的原因，正在于那些书籍中或多或少地都有类似于这样的记载：满清向来被视为蛮夷之邦，是“少数民族”，或者异邦人士，是不能够入主中原的。作为“外来者”和“入侵者”的满清人必须要消除满汉痕迹，让汉人认为满清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而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烧掉原来的史书以及与之相关的史学类书籍，并重修编撰之！

史载乾隆帝为了彻底斩断汉人反清复明的念头，毁掉了约十五万册明王朝时期汉人的图书。这直接禁锢了当时人们的思想，从而使得中国人的知识和创新能力逐步落后于欧洲。乾隆帝在位时期，多次以编撰图书之名，向民间或是社会各方征集旧本图书，明面上说是为图书编撰提供参考蓝本，实际上进行无耻的文化湮灭行径。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文献部内，现存明清时期史学类书籍多达1000万余件，其中清代就有990万之多，明代只有10万件左右。从这一鲜明的数据对比就能看出来，清朝对于明代史学类书籍的大量销毁和摒弃。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乾隆帝借机焚烧、换页、删改的史书不少于四万册，这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都是私家孤本。乾隆皇帝独创的借“搜集古今群书”而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查办禁书，欲将一切“反清文字”作 品的旧刻新编之作者、出版者、收藏者一网打尽。

《笔祸史谈丛》中对于乾隆皇帝在此过程中对中国文化的严重伤害有过这样的评价：

以修《四库全书为名义，从而查办禁书、彻底摧毁中华民族精神的“千古创举”。

乾隆皇帝对于史学类书籍的严重伤害还体现在“文字狱”中。

乾隆时期文字狱共发生一百三十余案。其中四十七案的案犯被处以死刑。而由牵强附会、望文生义、捕风捉影造出的文字狱，如脱缰野马不可控制。《清实录·高宗实录》中记载了乾隆十六年，乾隆皇帝针对民间传诵针对朝廷的书稿，下达过严厉谕旨：

所有诬捏撰写、分散传播之犯为首恶渠魁：传抄之犯中，凡借以煽惑众心，为之注释，及仿效词句，私自记载者，均当从重办理。又向各督抚提出警告，倘若姑息养奸；苟且了事，不实心查办者，均按对准泰的处置办理。

而这一严厉处罚措施的谕旨成为了乾隆朝“文字狱”的开端，也成为了地方官员在扫除和销毁相关针对清政府书籍的处罚依据。

另外，对于在乾隆朝盛行的，只要是有关于清朝统治阶层的相关书籍，尤其是相关史学类书籍，乾隆皇帝都给出了严厉清查和销毁的态度：

“此等奸徒，传播流言，俦张为幻，关系风俗人心者甚大，不可不力为整饬。”

乾隆皇帝在文化事业方面的高压统治和管理，致使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严重伤害，千古流传下来的古书等也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乾隆皇帝对于禁书的界定也非常严苛，凡是涉及思想，历史，政治，以及民族问题的书籍都会被禁被毁。凡是涉及明朝，比如明人的文集，明人的诗集，明代的历史，明代人物传记，也被彻底禁毁。

另外，“文字狱”的威力还是在于其文化高压政策给社会各阶层造成了极端恐怖的气氛，使得之后多数知识分子养成了草木皆兵心理，从此人们张口不言政事，国家言路实际封闭，人们主人翁意识慢慢凋零，最终造成了整个民族的愚昧和无知。

02 对外国经典名著的态度

封建国家发展到乾隆皇帝尤其是其执政当国的中后期之中，整个国家实际全面走向闭关锁国。西学东渐的进程被乾隆帝人为地粗暴打断，终于使得这个国家失去了最后一次浴火重生的大好机会。在乾隆皇帝的狂妄自负下，外来事物尤其是外国经典名著成为让乾隆皇帝嗤之以鼻的东西。郭沫若曾经指出： “‘康乾盛世’，其实盛在康熙朝，至乾隆特别是乾隆中晚期，中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其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乾隆皇帝利用自己皇权统治的优势，武断专横的干涉中西文化的交流，干涉清朝民众对于外来文化的借鉴和吸收，以至于让中国在文化方面固步自封，难以继续发展。

乾隆皇帝生活的18世纪，正是欧洲文艺复兴结束，启蒙运动影响正在扩张的时期，是西方国家正由专制主义的封建王朝向民族开化之资本主义国家过渡的时期。在乾隆皇帝的专制下，中国错过了历史发展的末班车，以至于晚清时期被西方列强数次凌辱。

对于乾隆皇帝严重排除西方经典名著的做法，外国传教士在日记中有过这样的评价：

这个国家没有上帝，只有依靠武力才能让他们臣服于主的脚下，这间接导致了近代中国史上西方宗教与军事侵略联盟的恶果。乾隆帝完全可以推行中体西用的办法，利用西方国家的优势技艺强大自身国家军事和科技力量，真正维护自身统治根基，而不是借助闭关锁国令，让整个国家和民族缓慢地变成羔羊。

乾隆皇帝乃至清朝历代帝王当政期间，史学类书籍的组成主要是依靠国家编撰。这使得整个学术研究暗无天日，单一乏味，毫无新鲜感。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古代图书管理人员创新思维的形成。对国外发展历史和新兴科技、文化、经济、教育、医学等方面的严重匮乏，对于中国各方面发展的延误甚至打击是致命性。

乾隆皇帝当政期间，对于史学类书籍的主观控制和选择性废黜和销毁；对于国外名著的目光短浅和自欺欺人，严重制约了中国读书人乃至全体国人的思考和判断能力，以至于直到现在产生了众多历史问题方面的争议和不确定，中国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哲学史与政治——论胡适哲学史工作和他底反动的政治路线底关系》、《清史稿·卷十·高宗本纪一》、《二十四史简介》、《明史·奸臣传》、《剑桥中国史》、《笔祸史谈丛》、《清实录·高宗实录》、《乾隆时代对于史学类书籍管理初考》、《清史通鉴》、《清代禁书总述》、《东华续录》、《乾隆皇帝起居注》、《十全老人—乾隆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