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1895年12月27日），署理两江总督的张之洞上奏朝廷，陈述旧军的积弊痼习，获准在南京编练一支新军“自强军”（步队8营、马队2营、炮队2营、工程队1营，共13营2860人），也称“南洋新军”。
这支军队完全参照德军的兵制，聘请德国教官35人担任各级军官正职，副职则从天津、广东武备学堂的毕业生中挑选。
这支军队后来为什么没有像北洋军阀一样，形成“南洋军阀”呢？
主要有下面几个方面的原因：
1）北洋大臣三十年未动，南洋大臣几年一动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位子，从同治九年（1870年）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一直由李鸿章占着，前后达三十余年。
北洋军阀的历史往上可以直接追溯至李鸿章时期，袁世凯不仅继承了李鸿章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一十分重要的职位，并且也继承网罗了李鸿章淮系官僚的班底，让北洋系不仅拥有雄厚的军事实力，而且形成一股可左右朝局的政治势力。
就算袁世凯本人，也与李鸿章的淮军系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袁得以在朝鲜崭露头角，与淮军名将吴长庆的识拔是分不开的，袁世凯就任直督成为全国督抚的领袖人物，也得力于李鸿章的力荐。
而李鸿章长达三十余年对北洋的苦心经营，无疑为后来袁世凯的北洋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反观南洋，虽说和北洋几乎同时训练新军，但南洋大臣频繁更换，自1894年一直到清廷退位，前后更换了十二任两江总督，其中有些是多次就任此职，比如刘坤一是三次，张之洞是两次，且张之洞两次都是署理，没有实授。
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频频调动，显然不利用他们经营或是组建较为稳定的班底和势力。
2）由于身处京畿重地，清廷极为重视北洋建设
为了平衡淮系、湘系、自强系等各派系关系，清廷虽说表面上对各派人物都加以重用，比如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则用湘系的刘坤一、自强系的张之洞为湖广总督或为两江总督，但对李鸿章的信任和重视是显而易见的。
李鸿章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位三十余年没有变动，却频频调整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职务。
北洋身处京畿重地，无论从内政还是国防的角度来讲，其重要性都非南洋所能比，这从当初两洋海军实力的巨大差距上也能感受一二。
3）无论李鸿章还是袁世凯任北洋大臣，都得到外国势力的认可和扶持
鸦片战争后，外国势力在对中国的逐步渗透过程中，慢慢认识到在中国物色一个强力人物做代理人的重要性，而李鸿章、袁世凯无疑是这方面的最佳人选。
李鸿章能在晚清政坛上屹立不倒，也与这种支持大有关系，后来竟达到“中外系望，声名在政府上”（《清史稿.李鸿章传》）的程度。
到了袁世凯任北洋大臣时，因为他手中有一支当时最精锐的新建陆军，便很容易获得西方各国势力的青睐和扶持。
4）个人野心使然
历史学家唐德刚评价袁世凯，说他是曹操型的人物，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出于自己的政治野心，袁世凯在发展北洋系的过程中是不遗余力的，大搞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将其发展成一支唯袁命是从的军队，造成北洋军“其心理中不知有清廷，而唯知有项城耳”的局面。
张之洞在1895年编练13营的自强军后，于1896年调任湖广总督，他的继任者刘坤一，在数年间竟没有扩建这种新军，使得这支新军无论从规模和兵员数量上都远不及北洋军。
1901年清政府将自强军调至山东归袁世凯节制操练，后来被袁世凯编入北洋陆军第四镇。
这些“南洋军阀”的种子，便没有能够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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