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说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都是奴性思维，抹黑还是求实，怎么理解？

身为民国知识圈领袖的鲁迅，却一生都瞧不起知识分子同类。基本上，表情不是愤怒，就是厌恶。

因为，在他瞧来，自古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几乎都是奴才式的群像，中国文化人史，就是三千年奴才史。这类人，张口闭口“精神独立”、“世道人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质上终其身都黏附、寄生于权力腌臜之上，倡优类蓄。

所谓的“士”，固然是高调到跑到云端上的，可仔细一想，无非就是权贵们豢养的衣着光鲜的飞鹰走狗，并不见得有多少清白，多少光彩。

也许，在鲁迅看来，在古代中国，知识分子与权贵之间，就双方关系而论， 这是一种制度性的绝症互染联盟。

权势者，要利用这干自命风雅之人，以“文”的方式维护特权利益；而读书人呢，或主动献媚，或被迫屈从，成为帮闲亦或帮忙；偶有特立独行者冒头，也必然要被高压钳制，比如太史公的受宫刑、高启的遭腰斩，都是经典案例。

“只有太监，才会去吹捧皇帝吶”！在鲁迅眼中，传销至今的那些连《论语》逗号都会搞晕的“国学家”们所鼓吹的中国文化，是一种太监化的文化传统；而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群落，几乎就是一堆病入骨髓的软骨病患者群。这是鲁迅对古代知识人的基本态度。

就我个人阅读而言，我从来没有觉得鲁大佬的这个论断是危言耸听的。甚至可以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奴性问题，并非是一个已经远逝去的民族文化的问题，甚至是具体的现实中国的问题——我们这个国度，各种问题往往都是集聚在一个时空里，而造就这种奴才的制度弊端，并未随着溥仪被撵出紫禁城而烟消云散。

晚清之际的科举考场

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奴才化问题在制度因素上的讨论，过去杨师群老师已有挺好的见解，我羼杂他的意见做几点成因总结。

1，秦汉以后的儒家纲常礼教，衍化为奴化的教育模式

若论知识分子奴性思维与人格的成因，他们所接受的教育系统是第一位的。读书人嘛，基本上会因读什么而成为什么。

中国历代王朝，都可说是集权与极权兼备的经典模型。要长期撑持这种体制，对国民尤其是对读书人的思想控制，是重中之重的。任何权力，必然首先是话语权力。

儒家文化自秦汉以后，海内独尊，被权力者巧用为思想控制资源，用如今的话来说，就是洗脑的工具。所以需要它，因为儒学的忠君、等级、服从等理念，实有强奴化意识灌水在里头，最有助于君权神圣化、偶像崇拜化，天下是非定于一。

在这种教育模式下，读书人受教育，从不是被教导为作一个独立不倚的思想者，而是指望为权贵们所赏识，“暮登天子堂”，甘为狗马臣仆。而之所以要“独尊”，不过就是马基雅维利所讲的，把别家的思想粉碎掉，然后把这些东西按照我要的意思重组起来，是为技术，亦是为权术，更是为惑术。

中国古代读书人，整体信息接收有限，就是单一化的这些，思想意识洗髓伐毛，想不彻底奴才化都难。

2，帝制时代的国家机器，沦为可以随意镇压异议的私家工具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清人龚自珍大佬的这句腹诽，可说道尽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有“忧谗畏饥”式的惶恐。

中国古代历史上，知识分子的言论生产，基本都是为帝制所管制的。历朝历代，都有大批大批的读书人言语，被权势者所掌控的国家机器宣告为“妄言妄论”、“异端邪说”。有话不能说，说了没人知道，知道了有人身危险。

是以，古代中国，文字狱横行竟然成为常态。知识人自由言说的权利被视若无物，时刻催逼他们为臣为奴，其目的就是全面钳制“王官”之外的言论制造，并且要求读书人对权力、对“国家”无限臣服，效死输忠。最可怕的是，此种所谓“国家”，不过就是帝王的私家，权贵的公堂。

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理所当然被帝王视为洪水猛兽，形形式式最高等级的罪名也是层出不穷。远的如先秦，《商君书》、《韩非子》等书，条条例例都列在目录上；入宋而后，即有所谓“通虏”罪名，清初又有所谓“通海”。

鲁迅生前身后，这套招术依然被弄得娴熟无比。民国前，倘有异议，先是说“康党”，后是说“革命党”，民初说是乱党”；再晚就是“不予显示”，乃至后来的“反革命”等等，名目实在纷繁，多到不可胜说的境地。

同一批知识分子，一旦帝制继替，待遇就可能天上地下，一切是非早已在不同的定性中混淆，无所适从。

3，古代家长型王权统治的制度文化，时刻异化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过去学者萨孟武就直讲，“中国之制即为王权之制”。就是说，古代中国政体，君臣父子，百家争宠，完全是一个巨家长型的统治格局。

在这种所有权归中心、所有势归中心、所有利归中心，甚至是所有命归中心的王朝文化中，每一个知识分子，在诞生的第一天，都天然是宫廷的倡优、权贵的奴婢、御前的走狗。所有读书人的骨头身板，早就是魄荡魂飞 ，而立身出处，无非是屈势媚世。

欲问古代读书人，读万卷书，所为何事？公孙弘早已点题，核心用意就是为权势者出谋划策，搔首弄姿，谋求一份肮脏的羹汤。这样的制度文化中，每一个个体都不允许有自身的个性，都自然被异化为听话的奴才，甚至是残暴的野兽。

这是绝大多数古代中国读书人的可悲。他们无恒产无恒心，属于权势寄生阶层，本身也没有可以维系自身独立、乃至去抗衡权力的思想勇气与现实力量。是以，在偶尔出现的理与势、道与权的冲突中，即便有极个别知识份子敢冒不韪，挑战王权，也总是毫无悬念的被戕杀。

而且，自明而后，中国的专权手段是更加隐秘恢诡的，反独立、反自由、反异论、反价值的倾向只有强化没有衰退，作为民族精英也作为众矢之的知识分子，惟有堕落为专权的奴才，才可能明哲保身，甚或名利双收。

4，“封建王朝”垄断一切生存资源的经济体制，迫使知识分子无路可逃

鲁迅讲，一个人，总要先有饭吃，能得温饱，才有能力谈发展、谈骨气、谈尊严、谈知识分子人格。真是至理名言。

而问题在于，中国历代的读书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物质上一般都无法自给自足。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所存身的社会，是一个“王有制”垄断所有出纳的经济制度形态，连妄想“义不食周粟”都是办不到的。因为“你们不吃周朝的粮食，可你们如今采摘的野菜，也是周朝土地上生长的呀!”

在这种经济形态主导下，古代中国读书人，他所有的衣食住行，全部都是由王权所控制、所配给、所施予的。一切华衣美食乃至粗茶淡饭，都是“喂，嗟来之食”，你还有什么底气，去喧哗什么独立，还有什么颜面，去闹腾啥骨气呢！古代知识分子的区别，无非是“作奴才而不得”，与“坐稳了的奴才”，两类而已。

那时的陶渊明大叔，敢于说出“不为五斗米折腰”，无非是因为回家还有米，倘若全家都嗷嗷待哺垂死挣扎，还管啥“腰”不腰的呢。很多时候，比如武宗灭佛之际，是连深山出家做和尚、做尼姑，都得迫使你还俗的，对不起，率土之滨，不允许你讲啥子人格。

也就是说，古代中国读书人，历来都根本无法站立权力集团之外，撑持起一种独立的生活方式，与骨气弥满的人格操守。读书人，不为宋之问，便为孔乙己，难怪鲁迅看不上——虽然他自己就是此道中人。

即便是到了当下，王权固然澌灭，可商品大潮是接替涌来，对于那些牛气冲冲的读书人们，我们还得问一句：亲，你们真能挺得起汇仁肾宝补养下的脊梁，做到自给自足不卖良心吗？